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很多不同的身份，比如你是北京市民，你是一个外企职员，或者你是一个苗族人。但这个世界奇怪的地方在于，在某种情况下，我们的众多身份中只有一个是最重要、最具优先秩序的，这个最重要的身份决定了你的世界观、待人处事的方法以及你在社会上的某种地位，甚至也决定了你跟别的族群或身份的人有怎样的区别。
这种想法到底正不正确？可以读一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这本书在社会科学界的影响非常大，而这位印度裔作者也远远不止是一位经济学家，同时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政治哲学家和伦理学家。
此书写得简洁有趣，又充满了雄辩的力量。作者一开始讲了一个好玩的小故事：他曾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院长，有一次经过短暂的国外旅行回到英国，伦敦机场的移民局官员仔细检查了他的印度护照后，“提出一个从哲学角度看颇为棘手的问题”。他注视着我在入境单上所填的家庭住址，那个住址就是剑桥三一学院院长公寓，然后问：“你跟那个院长是不是关系很好？是亲密朋友吗？”
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其实是，一个拿着印度护照的印度人怎么可能是剑桥三一学院的院长呢？一定是跟院长有点什么关系，不然干吗住在他家？阿马蒂亚·森说：“这个问题让我犹豫了片刻，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能否称得上是我自己的朋友。思索片刻后，我得出结论，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因为我对待自己一向不赖，并且即使有时我说错了什么，像我这样的朋友对自己也没有任何恶意。”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整本书的风格。你到底是谁？你的身份在什么情况下才是重要的呢？这是作者想刺激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既然一个人具有那么多不同的身份，比如我梁文道，既是凤凰卫视的员工，也是一个专栏作者，是一个男人，是别人的儿子，同时还是个佛教徒，是个读书人，是个异性恋者等等。这么多不同的身份，哪一个最能主宰我的命运，决定我看世界的方式？答案是，不能有任何一个身份应该被认为是最优先的，因为我们找不到这样做的理由。
比如反日情绪高涨的时候，你可能看到日本人就想揍，完全不考虑他可能对中国非常友好、主张悔罪，也不会想到他也许是援助中国贫困乡村的青年志愿者。就算以上都不是，你在揍他的时候，也不会想到他也是某个人的丈夫或某个人的儿子，是一个很诚实正直的、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好人。你的某种盲点会遮蔽你对他所有可能的认知，而只把他固定在一个身份上，那就是他是个日本人。请问，这种想法公平吗？我们能够被一种身份垄断吗？如书中所言，相信一种身份能够垄断我们，其实只是有关命运的一个幻想而已。
阿马蒂亚·森这本书是对自由主义身份观念的一次雄辩。近二十年来自由主义常常受到挑战，这种挑战最早来自于一种政治哲学即社群主义。社群主义者认为一个人的身份不可能是社会真空的，它有一些既定的条件和文化背景，限制了他怎样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所以一个人身份并不是由他来选择的，而是要他去发现的。阿马蒂亚·森认为这种想法具有严重局限，因为所谓身份的意义其实来自于选择，而选择要看不同的处境。
举个简单例子，比如任何一个国际机场的洗手间都是按照男女分的，不是按照黄种人、白种人跟黑人来区分的，也不会分成中国人使用还是外国人使用。因为在上厕所的时候，你是一个穆斯林还是一个佛教徒，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是爸爸还是孩子，是个中产阶级还是贫民，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在生活中遇到的不同处境，常常使我们必须在那个特定的处境下应用一个我们觉得最恰当的身份。但阿马蒂亚·森认为，恰恰是这样的思想盲点阻隔了各种不同身份的人的沟通与理解。
诚然，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会受制于某种文化身份，但是太过强调这种身份，有时候也会让我们忘记理性的重要。一旦踏上理性之路，你就不可能再坚持始终用一个中国人的方法来思考问题。比如近几年一些人对民主价值提出批判，认为是西方世界强加给各国的。但事实并非如此，阿马蒂亚·森举例说，全世界自古以来到处都有不同的民主元素，比如曼德拉曾在自传中写到，少年时代他在家乡看到的地方会议程序是最纯正的民主，无论是酋长还是平民、武士还是医生、店主还是农夫、地主还是劳工，每个想要发言的人都发了言，发言者的身份也许存在等级差异，但他们每个人的话都被认真聆听了。
阿马蒂亚·森说，曼德拉对民主的追求并非来自西方社会的任何强加，毫无疑问，他对民主的追求是源于他自己的家乡非洲，不过他的确反过来把它强加给了当时统治南非黑人的那些欧洲人--不是欧洲人把民主强加给本地人，而恰恰是本地人把自己的民主观念强加给了欧洲人。
这本书也涉及今日世界各地因宗教引起的冲突，比如从恐怖分子的圣战可以追溯到伊斯兰文化，而伊斯兰文化内部也存在多种差异，有些穆斯林在历史上是非常宽容的，但是今天出现了极端的基本教义派，该如何解释呢？依据伊斯兰教义，哪一种观点才是正确的呢？其实，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不是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而是这个问题本身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问题。
要了解一个穆斯林，不能从单一角度下定论。几个穆斯林对政治事务的看法可能完全不同，但他们可能都是好的穆斯林，都有正确的伊斯兰信仰。对于政治问题看法的差异，跟他是不是真正的穆斯林或好的穆斯林没有多大关系，很可能是别的政治文化观念影响了他的判断。
我们不能够期盼一种文化或宗教观念能够决定我们对所有事情的看法，这只会把人囚禁在一个狭小的牢笼里。常常有人说，中国要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不必听从别人的意见。这种说法本身，也是一种牢笼或命运的幻象。
阿马蒂亚·森说，过去很多反对英国殖民的印度民族主义者也常常说西方优于我们的无非就是物质、经济、政治，但是我们的精神文明远远超过他们。他认为这种想法其实也是一种殖民遗产，就因为太把西方殖民者当成一个对象了，才会这样强调彼此的差异，强调自己的某种精神力量。
试想，这只是印度特色吗？我们和其他亚洲国家是否也如此？
（主讲 梁文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