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我的一位大学同班同学在1912年说，他认识本阶层500个成员当中的大约100个人，尽管他知道，这话听上去有点势利，但毕竟，那些人难道不都是重要人物么？现如今，像他一样的人可能也会说这样的话，但可以肯定，他会承认，他这样做的时候是在跟公认的看法作对。如今，你如果看到一幢古老豪宅、甚或是1920年代的一幢漂亮公寓中的仆人们的住处，你肯定会吃惊于它们的狭小，你会问自己：那些正派的男人和女人，怎么能这样漠视身边这些男男女女的人性需要呢？
国民收入的观念，衡量这一收入分配的观念，作为整体的国民经济被我们每个人的经济行为所影响的观念，越来越多的人有兴趣对美国各地不同群体的状况进行社会学研究、确信他们的命运唇齿相依，所有这些，全都是在这半个世纪里发展起来的。教育机会平等的理想，此前从未这样被普遍接受。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中，我已经试图显示：在最近这些年里，人们对我国最贫困群体——黑人——的态度有一次显著的转变，这一转变，在南方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引人注目；而且，对一般公众负有责任的观念，在一些关键企业的管理层当中变得越来越普遍。个人从事最宽泛意义上的善行义举——包括教会工作、医院志愿工作、教师家长联谊会、童子军、红十字会、妇女选民联盟、地方交响乐团、世界联邦主义者协会、退伍军人协会、扶轮国际的服务活动，诸如此类，多不胜数——人们从事这些工作所花的时间，其总量是无法计算的。（据说，在有些社群，参与为教堂筹钱的人，比常去教堂做礼拜的人还要多。）总而言之，我们的公共责任感增强了。
这一变化有它非常有趣的方面。你或许还记得安妮·克里夫兰的一幅漫画：一位瓦萨大学的女孩正跟父母一起用餐，她叫道：“当你不断地给我巧克力沙司的时候，我如何能对老爸解释组织化劳工的地位呢？”你可能会想起，你所认识的一位银行家的女儿，在她第一次参加工作的时候就对档案管理员的困境表现出非常浓厚的兴趣，并认为，跟她们帮助公司挣到的钱比起来，这些档案管理员的报酬实在太低了。你或许还记得，拉尔夫·本奇博士（译者注：美国第一个获诺贝尔和平奖的黑人）在1951年春天接二连三地接受了13个荣誉学位，这么多机构在选择他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奇怪一致，部分反映了它们很高兴找到了一个无懈可击的可以向黑人致敬的机会。
同样自然的是，这一变化将会在各地遭遇到强烈抵制。民主的理想给人类的宽容和理解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于是，我们发现，一种有意识的、积极的反犹主义正侵袭很多郊区社群，这些社群曾经对自己的同质性深感满意，如今却发现，自己再也不能过那种遗世独立的生活了；或者发现，在那些从前很少见到黑人的工业小镇上，一种野蛮的反黑人情绪越来越强烈。在这里，你或许应该补充一个关于我国武装部队在国外行为的注脚。由于各种难以定义的原因——无疑也包括美国说外语移民作为无产阶级的传统位置——很多美国人当中有这样一种模糊的感觉：对人类尊严原则的接受，止于美国的疆域之内，一个强烈关注美军同胞所遭受明显不公的人，可能会非礼阿拉伯人、粗暴对待朝鲜人、欺骗德国人，而不会因此而失身份——而且，多半正是在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在国会里的代表正拨款数十亿美元，去帮助他如此藐视的那种人。
然而，尽管有这些不利的事实，但我相信，美国有越来越多的人全面接受弗兰克·坦南鲍姆博士所谓的“对平等（精神上的平等）的承诺”。这种越来越强烈的与同胞休戚与共的感觉，是不是应该被贴上宗教的标签——正如坦南鲍姆及1951年4月沃尔多夫圆桌会议上的其他演说者所认为的那样——在我看来，似乎是一个玩弄辞藻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正如小沃尔特·H·惠勒在那次会议上所暗示的那样——“在耗尽我们继承来的精神资本，并靠此为生”，这一点还很难说。然而，无论如何，至少可以说：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大多数人即使不像过去那样都热情地遵守第一大戒律，但至少，我们一直在谨遵第二戒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