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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开始面对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甚至更具两面性，更没有把握。我们在第15章中专门讨论过的全美标准、全美文化，是不是危及质量？我们是不是在实现大量的二流教育、二流文化、二流思想，并因此把第一流的排挤出去？
指控我们确实在这么干的声音震耳欲聋。在诸多的贤哲当中，我们不妨引用T·S·艾略特的话：“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宣称：我们的这个时期，是一个衰落的时期；文化程度比50年前更低；而且，这种衰退的证据在人类活动的每一个方面都显而易见。”如果说，这似乎是个有点笼统的控告，并没有特别提到美国，那么，我们可以补充一句：艾略特先生给出了充足的证据，表明他不赞成美国的趋势，他宁愿要一个“底层阶级依然存在”的“等级社会”。
对美国趋势的批评，你可以搜集到一大堆引用语，据C·哈特利·格拉顿说，两个观念上的变化，解释了今日美国作家的困惑：
（1）普遍存在这样一种感觉：人们赖以生活这么多年的价值观，正处在分崩离析的晚期状态，看不到任何可以替代的东西；（2）不管一个人的个人价值观如何，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别指望按照这样的价值观行事，因为，在如今的世界上，个人总是受制于那些越来越苛刻、越来越专横的机构。
换句话说，有独创精神的人——作家，画家，音乐家，建筑师，哲学家，或任何特立独行的知识先驱或精神先驱——不仅要面对尤金·奥尼尔所说的“今天的疾病”——按照劳埃德·莫里斯的说法，这种病“源自于老上帝的死亡，以及科学和唯物主义没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新上帝。”——而且还要面对一个这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文学创造的最大奖赏，转给了性感服饰浪漫传奇的制造商们；在这个世界上，百老汇的戏剧，在1920年代经历了一个创新的光荣时期之后，如今几乎被人们所抛弃，受制于额外雇工的高成本和电影业的竞争；在这个世界上，电影业在经历了一代人（有的人能吸引数百万观众、带来丰厚回报，有的人其作品的票房价值很不可靠）之后，如今轮到它在电视面前步步退却；在这个世界上，最高的电视喝彩献给了米尔顿·伯利，而不是伯尔·蒂尔斯特罗姆（译者注：前者是喜剧演员，后者是木偶戏演员）；在这个世界上，诗人发现，他的市场几乎消失了。你可能会以另一种方式概括这一指控，说：大规模生产的动态逻辑，在给我们带来优质汽车和优质尼龙的同时，也把平庸强加给了智力产品的市场。
这是一项非常严厉的指控。但是，在对此加以判断之前，你还有很多的问题要考虑和权衡。
首先是这样一个事实：那些最能言善辩地哀叹有创造才能者的艰难困境的人，主要是一些作家，尤其是先锋派作家以及欣赏他们的批评家，而且，这些人的位置有点特殊。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些年里，美国文学的创新者们都没有这样一种沮丧的心境。正相反，他们享受了一段好时光。在芝加哥，像维切尔·林赛、埃德加·李·马斯特斯、舍伍德·安德森、林·拉德纳和卡尔·桑德伯格这样一些人都在做有趣和大胆的实验。在纽约，格林威治村那些年轻的波希米亚分子，都热烈而粗野地醉心于五花八门的离经叛道，从自由诗、意象派、后印象主义、立体派和“垃圾桶画派”的现实主义，到妇女选举权运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跟后来莫斯科发展出来的那种共产主义比起来，格林威治村的共产主义可算是纯洁的理想主义变种）。当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在“291画廊”鼓吹现代派艺术的时候，当“军械库展览会”在1913年举行的时候，当马克斯·伊斯曼和约翰·里德为劳工而战斗的时候，当弗洛伊德·戴尔谈论文学解放的时候，他们看到面前是一个明亮的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进步将及时地给像他们这样一些新启蒙先驱们的疯狂观念带来胜利。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一场巨大的幻灭。太平盛世似乎不再近在眼前。主流心态发生了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