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这种离正式宗教渐行渐远的趋势是否依然是主流，在1940年代，明显也有一股相反的潮流。在很多男人和女人的身上，这股潮流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最明确的莫过于这样一种焦虑不安的确信：有某种东西是他们的生活中所缺少的，他们希望有某种东西可以依靠，有某种信仰可以给他们带来一定程度的内在的平静与安全。像《圣袍》（The Robe）、《红衣主教》（The Cardinal）、《内心的宁静》（Peace of Mind）和《七重山》（The Seven Storey Mountain）这样一些书出现在畅销书榜单上，显示了普遍的饥渴与好奇。有些人回到了教堂——或者破天荒头一遭走进教堂。在各个地方的家庭里，你会注意到一种古怪的颠倒：那些抱着反叛过时的教会习俗的心态抛弃教堂的父母们如今发现，他们的孩子反过来反叛在他们看来也是过时的父母的异教习俗。特别是天主教教会，赢得了很多皈依者（其中许多人就是这种“反反叛者”），并惊心动魄的充当了前共产主义者们庇护所，他们自始至终在不同的清规戒律之间摇摆。这股后浪是否比前浪更强大呢，这在20世纪中叶依然是谁也说不准的事；但至少，在宗教感情和宗教习惯的潮流当中，一直存在一种混乱。
与此同时，在很多家庭，放弃对教会的忠诚，也让孩子失去了一个有时候很有效率的教他们正派行为的老师。有些父母自己能填补这一真空；另外一些父母则没有这样的能力，因此沮丧地发现，他们的子女不仅不懂得引用《圣经》，而且莫名其妙地没有获得清晰的道德准则。这些父母于是四处打量，想找到某个应该对此承担责任的冤大头，他们很可能会盯住公立学校，坚持认为，公立学校除了所有其他的职责之外，还应该加上道德教诲的任务。还有一些父母，他们认真负责地研究过心理学原理（包括佛洛伊德学说），半通不通地消化了一些进步主义教育家们的观念，因此，对于道德教育应该讲授什么，他们满脑子的糊涂观念，也不管哪种清规戒律是不是可能损害年轻人的精神，以至于这些年轻人都成了——至少是暂时成了——特别具有攻击性的毛头小子。即便世界上一直就有毛头小子，但那些研究此类家庭的观察者也不难得出结论：道德行为确实在恶化，而且，篮球丑闻、橄榄球丑闻、青少年犯罪团伙和华盛顿的官场腐败，全都是普遍道德衰退的迹象。
我深信，这个结论的正确性是值得怀疑的。在任何一代人当中，大概总是有一些人怀疑：下一代人是不是正坐着手摇车驶往地狱。有人可能认为，在20世纪中叶，很多青少年的行为举止遭受了父母的严重不信任，但他们的道德标准总的来说比他们的长辈更低，这一说法在我看来的确是值得怀疑的。说到今天的成年人，毋庸置疑，有很多人缺乏与组织化宗教的联系；但每当我想到我相识已久的那些人的时候，我发现，并没有普遍的良心堕落：我今天看到的那些人做过很多这样的事情，这些事情，他们的祖父母会认为是不合适的，但其中只有很少事情，他们会认为是可鄙的，或卑劣的。在这些人当中，正在发生态度上的变化，我相信，这种变化很重要。在这半个世纪里，对“谁是我的邻舍呢？”（译者注：语出《新约·路加福音》第10章第29节）这个古老的问题，人们给出的答案越来越宽泛。
依然有一些绅士淑女觉得自己是精英，而他们的大众同胞则是些无足轻重的人；但他们今天的势利，跟“上流社会”还是一个富有魔力的词的时代比起来，已经不那么自鸣得意，却更加目中无人。依然有些企业管理人员对自己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价值有一种夸大感，但是，再也看不到（除非在弗兰克·科斯特洛这样一些黑社会大佬们当中）那种“故意装出来的傲慢”——1902年，马克·沙利文曾注意到，煤矿经营者们在面对工会代表和美国总统时流露出了这样的傲慢，那年头的企业大亨们在证人席上也经常表现出这样的傲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