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席卷全国的反右斗争开始了。这发表在西北的唯一的文学刊物《延河》上的一首小诗，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那时被《人民日报》批评，就基本上是定性了，所以运动一来，百分之百地把他划为右派，判三年劳教，地点在贺兰山下的一个劳改农场，后来叫西湖农场。这三年劳动中，他没过多地被迫害，当地人对他也不错，因为西北相对偏远，大家对政治的解读能力不是很强，这让他在心智上没有受到多大迫害。
三年劳教结束之后，给他定性为群专人员，属于监管劳动。他被分到离这个劳改农场有大概40华里的南梁农场。这大概是在1961年前后。这时恰恰赶上大饥荒，人们饿得走不动，大量地死人。睡在屋里一个炕上的两个人，早上一睁眼起来，一摸，另外一个身体凉了，然后就抬走。张贤亮说，他有一天就坐在农场的土坯墙根底下晒太阳，在那儿看书，突然他脑袋一歪就饿晕过去了。人们以为他死了，就把他与别的死人一起扔到停尸房。到下半夜，他醒过来一看，满屋子死人，他挣扎着从屋里爬到门口，西北的门和其他地方的门不太一样，开门需要抬一下，才能从屋里出来。他就拼命地爬到门底下，把那个门抬倒了，才被人发现。他总算从死人堆里给救出来了。
大难不死的张贤亮并没有迎来后福，那个时代的所有经历他都经历了。从1958年到1978年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张贤亮始终没有摆脱被关押的命运。他自己有一个比喻，“那个时候，每一次运动来，都要抓一个人，没死没活地折腾你，不像拿刀子割肉，而是像拿锯子锯肉那样难受”，那是精神上的难受。一直熬到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开始普遍地给右派平反、摘帽子。一些文化文艺界的人物都得到了平反，比如王蒙、刘冰雁、刘绍棠等。可张贤亮不但没平反，还升级为反革命分子。
他没别的办法，唯一的本事就是写，他觉得那时文化相对宽松了，就四处投稿，他的一篇小说投到第三次的时候，转机出现了。这篇小说就是后来被谢晋拍成了电影的《老人与狗》。这篇小说出来以后有反响，引起了当时宁夏主管意识形态的副书记陈斌的重视。他说张贤亮是什么人啊？小说写的不错，你们下面查一查。后来公安局、检察院就组成了一个联合调查组，去干部文化学校查他的档案。他们发现，加在他身上的很多罪名，都是历次运动中反复弄的，实际上他就是一个右派，可是右派摘帽子平反，人家不给他摘帽，说他的帽子太多。把这段历史查清楚以后，1979年9月，他彻底被平反了，回原来的学校教书。
从此以后，他的小说创作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写知识分子的没落、写劳改生活，写大饥荒时候人们的饥饿，写知识分子心里的损伤。这些在当年的思想启蒙运动中确实开了先河。我到影视城后发现，这个时代给他烙下了很深的烙印，他的影视城里专门有一个文革村，村里有面墙，上面写上毛主席的语录，当时他摘了一段很有意思语录：“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辅以蕃薯”。
张贤亮作为新时期文学代表人物之一的地位确立了。在后面二十年里，很多的读者乃至全社会，都是通过他们这批作家的作品了解，以前走的道路是错误的。张贤亮认为邓小平的话说得很精辟，“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在他的文学作品里，他真实地描写了那二十年里中国的面貌。八十年代他们努力将文学还原于文学，不再视之为一种政治工具。尤其是到后期，文学讲人性，导致了整个社会注重人性的丰富性，在政治经济领域也逐渐提出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样的跨越和思想解放，都以他们的文学启蒙工作为基础。张贤亮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成绩，是他在这三十年里的第一件幸运。那个时代的文学家到此基本上结束了，他的历史使命完成了。
让人惊异的是，在这个人的生命里，是什么力量支撑他完成短暂的人生不可能打造的、不可能企及的另一个高度和辉煌？应该归结于我们所处的时代，时代造就了这个人的辉煌，时代把所有的历史机缘放在某一两个具有特殊的禀赋或者天才的人身上，发生了催化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