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次次用“爪子”触摸中国现行制度的禁区，却没有一次被烫伤。恰恰说明了这个时代的宽容和进步。如今的张贤亮是一个坐拥亿万家产的共产党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宁夏文联主席、宁夏作协主席。看待这样一个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分裂为两部分的人，人们很平静，并没有感觉到太大的分裂感。
张贤亮之所以能达到这样一个位置，是有许多预期和准备的。在那个什么都不能读的年代里，他熟读了马恩列斯毛的全集，尤其是对《资本论》有准确深刻的理解，这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和经济生活中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他在作品里就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决不是要求永远保持自己无产的地位，而是要通过种种经济形式，包括股份制，使自身和所有人都有产。”其实马克思本人也说过，“共产主义是在更高的形式上恢复所有制”，黑格尔也说过，“人权说到底就是财产权，只有全体人民都有，人民才能普遍地享有人权和尊严”。由此可见，张贤亮的这种认识并不属于现在，早在他当右派的时候，他在羊圈里啃读《资本论》时，就期待着这一切的实现。
我前后两次采访过张贤亮，奥运会之前，我俩电话约定，要在北京完成这样一次谈话。他是宁夏的奥运火炬手的第一棒，所以被邀参加开幕式。我们说好9日晚上谈，后来没有想到他突然眼睛白内障，必须要做手术，所以就错过了这样一次特殊时刻的会面。后来我给他打电话，他说干脆你来吧。宁夏这个地方是很有意思的，实际上它并不远，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它极其荒凉偏远。从北京出发，飞机飞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飞机穿过云层，降落的时候你会看见大地非常美的景观，先进入眼帘的，是广袤无垠毛乌素沙漠，很快你就能看到低矮的丘陵地带，沙漠和丘陵的衔接地带，接下来是丘陵台地和荒原戈壁。平坦的戈壁滩，满眼的黄。在这广袤的荒原上，有一条弯曲的河流，在自然地向前延伸，这就是黄河。等飞机再落近时，你就会发现，有两块硕大无比的绿色毯子铺在黄河的两岸，这就是银川平原，非常肥沃，它有几千年的灌溉史。黄河百害，唯富宁夏。
进入张贤亮的影视城以后，你就看到后背就是巍巍贺兰山，前面是荒原上突兀的立起来的两座孤堡。这次去，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建筑，原来的两座废城堡中间矗立起一座新的城堡，却以旧作旧，和城堡整体建筑风格很贴切，城堡上有三个字叫马樱花，就是《绿化树》里的女主人公的名字。这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任何一个作家很难把自己作品中的人物立体化，物象化，而张贤亮做到了。只有对那块土地和那块土地上的女人贴心贴骨的认识，才能做得到。比如说他在《绿色树》里对女主人公的传神描写，她的形象就是风吹刀刻一样地留在了我的心里。书里写到爱情的时候，马樱花有一句话：“我们西北女人不那样表达爱，我们说钢刀抹了脖子，我拿血身子护着你”，这种具有泰米尔突厥语特色宁夏女人的暖心暖肺的温柔话语，没有贴肉贴骨的了解是写不出来的。所以我认为，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应该是《男人的多半是女人》。
作家与时代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认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和时代是相悖而行的，时代有幸，作家不幸；时代不幸，作家有幸。张贤亮恰恰违背了这样的规律。从张贤亮人生里的两个亮点看，从1957年打成右派到成为中国的新时期文学的代表作家和1993年下海创办影视城，恰恰体现了时代有幸，张贤亮也有幸。
张贤亮祖籍江苏盱眙，1936年，他出生于南京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家庭，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一个买办资本家家庭。但他自己说，他和这个国家同命运，同患难，他的传奇和这个国家的传奇是同步的。他出生不久就是抗战，他在重庆生活了九年。1945年以后，父亲到了上海，因为当时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斗争和迫害，把他父亲清除了，撵到了北京。他父亲很快在共和国成立前后被抓起来，投进监狱，不久就去世了。当时北京要打造一个红色的首都，就把一切不符合条件的人都迁离北京，张贤亮同一千多人遭到流放，他们先坐火车到内蒙的包头，再从包头坐汽车，大概半个月才到黄河边上的宁夏。青年张贤亮对那种政治的苦难体会也并不深刻。1956年，应该是中国解放以后政治和经济上比较好的年份。这一年中国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了对民族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且毛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会气氛相对宽松和谐。这一切燃起了张贤亮对新时代期望，当时他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诗人了，是宁夏干部文化学校的语文教员，他写了一首诗叫做《大风歌》，来歌颂这个时代，副标题就是“赞美这个时代创造物质和文化的人”，这首诗蕴含的想法和期待五十年后的新观念是一样的。而就是他的超前意识，把他打入了人间地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