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机遇又让张贤亮给抓住了。这年中央出了一个现在看来只能算是过渡性的政策，有其历史局限性和危害性。当时要求事业单位、党政机关办三产，这个政策延续了不到两年，政企就脱钩了，政府不能办企业了。中国的事情就是上行下效，当时张贤亮是宁夏文联的主席，文联怎么办企业？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办企业都有资源，文联没有资源，几个酸臭文人，要钱没钱，要权没权，怎么办？这时张贤亮就想起来了一件事情，几年前有个导演叫张军钊，要拍一个电影叫《一个和八个》，是郭小川的作品，他一路选景，要找一个特荒凉的场景，最后找到宁夏，问到了文联。张贤亮跟他说，贺兰山下有一个地方，他当年去过，估计能够满足要求。后来文联干部就带着张军钊去了，一去就选定地方，正是他要的那种感觉。张军钊在那个地方拍了《一个和八个》，电影的总摄影师就是张艺谋。
这件事对张贤亮触动很大，他由此就想，那地方是不是可以办一个影视基地？他想起了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1962年大饥荒以后，他刚结束劳改，被安排在南梁农场。当时的书记一看，这么一个戴眼镜、骨肉如柴的男人，没有劳动能力，无法给他安排工作，就让他去看菜窖。西北冬天没有蔬菜，都是在地下挖一个坑，储存冬天吃的蔬菜，比如白菜、萝卜、土豆。但那个农场是公有制，蔬菜老被人偷，得有个人看着，书记就安排张贤亮去了。那时人们都没吃的，别人偷，他也得偷，他监守自盗，倒是遂了心愿。他弄个盆，既当饭盆、脸盆也是洗脚盆，每天在那儿熬菜吃，时间一长白菜也吃得恶心了。因为没盐，他就想办法弄盐。他问场长什么地方有盐，他说你出了场部一直往南走，会发现有个地方有集市，那里可以换盐。他那天早上还没吃早饭就在贺兰山下走了一上午，突然，远远地看见在荒漠和鹅卵石沙砾之中，突兀地出现两个巨大的土城堡。那个土城堡和周围的土地都呈现出了黄色，光线一照，有一种别样的震撼和辉煌。顿时觉得这个土城堡就跟他的命运一样，衰而不败，破而不坏。正是因为他是一个作家，才能够发现那块贫瘠土地上的古堡的美学价值。他进城堡一看，这哪是什么集市！就是十几户当地的放羊农户，在里面摆几个堆，摆点破芹菜萝卜什么的，但也换盐巴，特粗的那种，里面有亚硝酸，是有毒的。他不管那么多，弄了点特别便宜的就回去。
就因为这次赶集的经历，让那两个土堡景观在他心里挥之不去，研究之后他发现，这个土堡是明代的戍边城堡，当时在贺兰山下建了两百多座，乾隆年间，由于地震倒塌过，后来复修了，和我们看到的土长城的城堡的价值都是一样的。张军钊拍完《一个和八个》以后，张艺谋拍《红高粱》也选择了那个地方。张贤亮就有更大的自信心了，但文联没有钱办，向银行借钱必须得有抵押，文联也没有抵押。文联里最有钱的就是张贤亮了，当时他的作品在二十多个国家发行，积攒了大量的外汇，他就拿着全部外汇到银行抵押了78万。有了钱，他把那块地方以文联的名义包下来，但资产投入是张贤亮个人的。
自此以后，张贤亮的人生进入另外一种模式，他一边创作一边营造西部最大的文化旅游景点——西部影视城。影视城的建造完全是按照一个文人对商品的理解、对市场的理解去做的。现在回顾一下，这件事情也只有他这样一个文人能够做成功，一般的企业家理解不到这个程度。他办影视城期间，前后有许多部电影在那儿拍，大家熟悉的《新龙门客栈》、《双旗镇刀客》、《关中刀客》、《大话西游》、《牧马人》、《黄河谣》等都是在西部影视城拍的。
这个过程中，张贤亮很聪明，他没有让西部影视城成为单一拍摄电影的场所，而是通过引进电影和电视剧剧组，把重点放在游客身上。张贤亮对旅游有非常准确的认识，他说，“旅游出卖的是什么？旅游出卖的是感觉。你到这里要感觉良好，这个地方，我们一进来就好像回到古代了。游客会发现，这是个久远的古镇，每一个摊点都在卖东西，要吆喝声。这是一个造出的时代，所有的东西都是道具，游客也可以扮演出卖者，也可以扮演采购者，他们相互在玩，如果我卖给他们一个真的西瓜，他们能接受吗？卖给他们一块肉，他们能接受吗？但你现在看到的西瓜摊、肉铺虽然门庭若市，但都是假的道具，游客拿起来觉得很好玩，必须让游客玩起来。我的目标并不是瞄准成人，而是要让七八岁的孩子到这里，他们不知道电影，也更没有看过《牧马人》、《红高粱》，但觉得影视城很好玩，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