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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着焦虑性格的成年人，他的心里充满了怀疑和不信任，但他的种种行为无一不是在折射出他在童年时便具有的性格特征和心理活动。
这是需要细品和回味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忽略它，也不能轻而易举地相信它。回忆，琢磨，考证，每个人当下的生活和模糊的童年在细密的回忆中重叠。我相信，在一个下雨的子夜，窗外淅沥的雨声能让我们清醒地看见自己的过去，还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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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会在街上走路，不分白天黑夜，这种走路的过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无所事事造成的，这和普遍意义上的散步不同。我走路的时候，人越多，我走得就越高兴，也越过瘾。走着走着，我就会感觉到周围汹涌的人潮就好像是那温暖的羊水，拍打着子宫的内壁，我逐渐从蜷缩到慢慢张扬，从低眉顺目到昂首挺胸。走到最后，我就成了一种面色泛红、目中无人的情景。
我并不清楚这个习惯是从何时开始的，它的过程或许就像一只猴子从山上下来，沿着缓坡，慢慢地走向平原，从四足着地，到两腿直立。我们可以分解它的过程，但结果却是不可改变的。当我习惯在山上蹦跳或呆坐时，在盆地里的日子，我已基本上丧失了这一功能。盆地里有一些和缓的丘陵，它们零散地分布在我们居住的环境四周，周末时，年轻的父母们会带上他们的孩子，穿着最光鲜的衣服，去攀越那些小土坡，美其名曰：爬山。我常坐在土包前，看着他们的身影，那眼神和我后来在城市的人民公园里看那些闲散的城里人时一模一样，也和如今的我莫名地重叠。如今的我总喜欢在阳光明媚的正午一个人坐在我居住小区的花园中，皱着眉头，一言不发。悲剧四处上演，时间四下流窜，我坐那里，像一个老头子一样，抽烟，发呆，看阳光灿烂，看人们凝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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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山之后没多久，我就被送进了学校，每天背着书包，踢着路上的石子，低着头去上学。有时，我会和王亮走一路，而更多的时候，是我一个人呆头呆脑的样子。哥哥有自己的伙伴，他是其中的一员，一个几乎可以忽略掉的一员，尽管他每天都为此高兴不已。直觉告诉我，他很幼稚，但我不想说他。他没在山里待上几天，他早早地就下山了，因为他喜欢城市里的一切，他喜欢和他们聚在一起。他和我是两种人。
那时我很想念我的奶奶，也很想念山上的一切。我每天都不高兴，学校的事情激发不了我的任何兴趣。没有老师叫我回答问题，因为我说的话他们听不懂。每当我一站起来，全班所有的孩子都会哄堂大笑，而新来的老师往往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再看着满脸通红、眼神倔强的我，他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下课时，我坐在走廊的台阶上，看他们兴奋过度地满楼奔跑，女孩子们则围在一起叽叽喳喳。哥哥在学校看见我时，永远像没有看见过一样，我目视着他们，想念着我在村口的那块大青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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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考试结束的时候，我拿着试卷回家找母亲签字。我记得那是一个中午，年轻的母亲和父亲早几天吵架了，好像还动了手，冷战持续了好几天。家里没有人开火做饭，母亲从食堂打了饭来，坐在沙发上吃，脸上的泪痕好像还没有干。我察觉到了父亲的变化。他从最开始的低眉顺目到后来的翻身农奴几乎是一夜之间的事。他从生产一线被调往了小礼堂，小礼堂就是厂干部的代名词，他们不用每天都流汗，不用穿着油津津的工作服去上班。那一天，我看见父亲买回来一件奇怪的衣服，他不让母亲动手，自己小心地熨烫着。第二天，我看见他穿着平常上班的内衣，再套上了那件衣服，我发现那就是一个领子。它只是一个领子。白得耀眼，像两把尖刀套在父亲的脖子上，然后再往外套上一件夹克，出门上班去了。他没有骑自行车，他是走路去的。走的时候，先在镜子里看了看，然后把手袖在了后面，再看了看，走了。没过两天，他和母亲吵架了。当我把试卷交给满脸泪痕正吞噬着食堂馒头的母亲时，她皱着眉头看了看分数，又看了看全班的排名，全班四十三个人，我排在四十二位。母亲满眼无奈地看着我，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怜悯，仿佛在怜悯我那遥远的将来。随后她抚摸着我的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我不知所措地看了看她，她愣了一会儿，又笑了，随即迅速地签了字，然后说，也好，没文化就当工人，鬼才去当干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