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边听他致欢迎词，一边打着冷战，因为我既没有穿厚外套，也没有穿大衣，我东张西望，想找一个暖和的地方躲躲。后来我们上了一辆苏式胜利牌小轿车。到了一个饭店，已经有一位《中国青年报》社的记者在那里迎候我，他们给我介绍说，这位同事姓李，是给我派来的专职翻译。我们用俄语交谈了几句，这是我在中国工作期间仅可以用来交流的语言。
我想，他们可能会给我安排一间在北京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平房，房间里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张床，一个衣柜，一个书架，一台打字机和一部电话。我会常常光顾《中国青年报》社，从这些同行那里了解一些新闻，然后阅读一些自己带来的书，去外地采访，搜集资料，撰写报道，发表文章，顺便好好学习中文。有时间的话，还可以去参观博物馆，去图书馆，游览名胜古迹，采访专家教授、作家，到农村和城市去，到商店和学校去，采访许多有意思的人。我还想，我能去大学采访、去看市场、参观工厂、佛教寺庙，去党中央机关采访等等。总之，我希望能参观和采访许多许多地方。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这样对自己说，并且兴奋地计划着一切。我还想，除了做记者工作、写报道以外，我还会积累很多工作经验，待我回国时，我将会带着新的工作阅历、新发现和新知识回到国内。
我满脑子憧憬着，想着未来的计划，随着李同事来到了饭店一楼的一个房间。李同事住在我对面。我想要关上门，可我发现，门上没有拉手，也没有锁，只有一个链子，每扇门都是朝外开着的。与此同时我也发现，李同事房间的门也是朝走廊方向开的，从他的房间可以看见我的一举一动。我只好装作对这一切无动于衷的样子，打开提包，从里面拿出希罗多德的书，然后又拿出三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庄子的《南华真经》（1953年出版）和一本我在香港买的《中国哪儿错了》，作者乔柏上世纪20年代美国驻中国记者。（Rodneya Gilberta，1926年出版）；《中国现代史》，作者赖托瑞清代天主教神职人员。（'a，1954年出版）；《孔子哲学简史》，作者刘无忌(1955年出版)；《亚洲的反叛》(1927年出版)；《东亚人的思维方式》（1952年出版），作者亚白格（Lily Abegg），以及一些学习中文的教科书和词典等。我已经为自己规划好，从到中国的第一天起，我就要开始学习中文。
第二天早上，李同事把我带到《中国青年报》社编辑部。这是我第一次在白天看到北京城。北京城街道两旁都是围墙，围墙后面是低矮的平房。平房的灰色瓦顶高出墙面露了出来。在远处的树上停着很多拍打着翅膀呱呱叫的乌鸦。
在中国青年报社我受到了热情接待。总编是一位又高又瘦的年轻人，他说：他很高兴我能到北京来，我们可以共同落实毛主席“百花齐放”的方针。我回答说：我也十分高兴能到北京来，我知道有很多工作等着我去做。我还补充说，我随身带来了三卷本的《毛泽东选集》，我想抽空认真拜读。他们听了我的话后非常高兴，也十分赞赏我的态度。整个拜会期间，我们喝着绿茶，大家彬彬有礼，平静地交谈，其间我们还赞扬了毛泽东以及他“百花齐放”的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