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步行踏上中国土地的。我先是乘飞机途经阿姆斯特丹，转机到东京抵达香港。到香港后，我乘当地的火车到达了一个小站，那儿是一片开阔地。我被告知，从那儿我可以过边防去中国。实际上，当我刚刚踏上站台，列车员和警察就指着远方，对我说：
“中国！”
这位警察是个穿着英国警察制服的中国人，他带着我走过一段沥青路，然后说祝我一路平安，转身朝车站的方向原路返回了。我一只手提着行李箱，另一只手提着重重的装着各种书籍的提包，又走了很长一段路。那天烈日当头，热浪袭人，还有大群苍蝇令人讨厌地围在身边嗡嗡叫。
我前边有座小桥，又短又窄，两边用倾斜的金属隔板挡着，桥下是一条半干涸的小河。远处有一道用花装饰的高高的大门。上面写着中国字，最上面是中国国徽，还有红底上有四颗金色的小星、一颗大星的中国国旗。在大门旁站着一队边防战士。他们认真地查看了我的护照，在一个大本子上记下了我的护照号等有关个人资料，然后告诉我，让我一直往前走。从老远我就看到了一列火车等在那边，我觉得至少得有半公里路远。我艰难地行走在这酷暑难耐的路上，浑身是汗，还得不停地驱赶周围的苍蝇。
火车很空。车厢跟香港的车厢一样，里面有一排排的座椅，没有隔间。火车终于开动了。我们的这列火车行驶在阳光普照、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色大地上。透过车窗往外看，能觉出外面空气炎热、潮湿，还带有一种热带地区的特殊气味。我不禁想起了印度，想起马德拉斯（印度东南部港口城市）和本地治理（印度东南部港口城市）。经历过印度次大陆气候的我，现在基本能适应这种天气了。我似乎又见到了印度那种令我愉悦的风景。火车停车的次数开始多起来，在一些小站上来了很多乘客。他们穿的衣服都一样，男的穿的都是深蓝色的中山装，女的穿的都是样式雷同、带小碎花的裙子。所有的人都面朝前方笔直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沉默不语。火车上坐满了人。在另一个小站上，又上来三位身穿蓝色制服的人，一位女性和她的两位男性助手。这位女子，用坚定的口吻大声对乘客们说了很长一段话，然后其中一位男性给我们大家分发了搪瓷缸子，另一位男性则给每位乘客的缸子里倒茶水。茶水很烫，旅客们用嘴吹着，好让茶水凉些，然后小口小口地咂出声地喝着茶。车厢内还是一片寂静，谁也不说一句话。我想尽量从他们的面部表情上读懂什么，但是他们都一动不动，没有任何反应。当然我也不能目不转睛死盯着人们看，一来我觉得这样不好，二来我觉得这样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当然也没有人瞥我一眼，尽管我在这些身穿制服和花布衣裙的人中比较显眼、引人注目，因为我的穿着也很奇怪，是一年前在罗马买的那套笔挺的西装。
三天后我抵达了北京。北京很冷，刮着干燥寒冷的北风。风刮得这座城市尘土飞扬。在灯光黯淡的火车站上，有两位来自《中国青年报》的同行前来接我。我们互相握了握手，其中一位笔直地站在那儿，用十分坚定的口吻说：“非常欢迎你能到北京来，这是毛主席倡导的‘百花齐放’政策的结果。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与别人合作，互相交流经验，所以我们报社与你们互换常驻记者，我们热烈欢迎波兰《青年旗帜报》的记者来北京长驻，我们也将在适当的时候派记者去华沙长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