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智勇
我家院子里有棵柚子树，是我母亲亲手栽的，它枝叶茂盛，每年果实累累。一九九八年初冬，柚子树枯萎了。因这一年秋天，母亲离我而去了。
母亲是位裁缝老师。村里讨亲的，嫁囡的，做外婆的，做舅舅的，做新姑爷的，统统要穿新衣裳。大家都来找母亲。夏天，太阳一落山，塘头便聚满了乘凉的人。大人们铺开席子，倒上去乱打滚。海风习习，悠闲凉爽。唯独我的母亲在家里收收拾拾，忙着做衣裳。过年了，男女老少急于穿红着绿。母亲常常在除夕夜打通宵，上半夜为别人做，下半夜为自己家人做。有时连大年初一都不能歇手。母亲常常到户上做衣裳。主人把所有要做衣裳的布料，大大小小都抖出来，恨不得让母亲一天或半天全部做成，还巴望布要省，衣件要多。母亲就尽量替主人省布，长裤省下的料做短裤，或做鞋面布。布衫欠长，就假贴。忙了一天，母亲回家还要开夜工，她常把膝盖当摇篮，把小弟或小妹放在膝盖上，一边踏衣裳，一边哄他（她）入睡。她工钱收得低，又极少上门向人讨账，吃了不少亏。三四月裁缝生意淡，母亲就架机织布。家里人穿的、盖的，不少用的是自己织的粗布。
母亲把我们兄弟姐妹七个一个一个拉扯大，又一个一个送去读书。我上小学一天要坐四趟船，常常因渡船不便挨饿。母亲每天给我二角钱，让我买点心。刮风下雨她抽不出身到埠头接我，我理解她。母亲还陆续送大哥、二哥去参军。二哥参军那天，父亲生病卧床不起，乡亲们都劝二哥不要走。母亲还是送二哥去了部队。
二哥走后的第二年，即一九六九年，父亲因叔叔“炮打三红”受牵连，乐清掌权的某造反派派革宣队进驻我村，把我父亲关进了牢房。家里的缝纫机、丝绫船及家具都被搬走，门也被封了。母鸡只能从门槛缝里钻进去下蛋。母亲顶了下来。母亲对我说：“他们想饿死冻死我们，我们偏偏不死。”她教我和妹妹纺棉纱、织布，带我们下地种菜。母亲曾抚养过失去父亲的秋菊表姐，收留过孤儿金福，还接济过许多穷人。现在，我家遭难，母亲却没有将我们兄弟姐妹中的一个送往别人家。那时，我学会纺纱、织布、踏衣裳、绣花、种菜、捉鱼、种田，还能挑一百多斤的担子，都是母亲把我培养和锻炼成的。亲友们都说我像母亲。
我家亲戚多，表兄弟、表姐妹几十个，其中有十多个特别喜欢到我家玩。母亲不管人多人少，住长住短，每天都热情招待，因人多，煮饭要用二尺三大锅，吃饭时，常常是坐一桌，站一桌。母亲都不嫌烦。父亲当渔业捕捞队队长时，家里不速之客很多。他们有联系工作的，有卖渔网的，有讨账的，也有专门来吃鱼的。这就苦了母亲。她常常让客人先吃，自己饿着肚。我们兄弟姐妹七个，长大后，娶亲的娶亲，出嫁的出嫁，生孩子，送月里，送对周……母亲又一一操心。她人缘好，亲友邻居办喜事，办难事，又常常找她帮忙。一九七○年，方江屿围垦工程上马，上万人搞大会战，指挥部设在我家（几年）。家里人来人往，很杂乱。这又给母亲添了不少忙。母亲总是笑眯眯的，从不发脾气。她积劳成疾，放着高丽参、红参舍不得吃，但遇到亲友或邻居生孩子、崩血什么的，却都拿出来送上去。谁都说她心肠好。听父亲说，母亲去世时，谁都不敢相信是真的，出殡时没有一个不流泪的，送葬的队伍长达好几里。
一九八一年农历九月初十，我坐月子的第八天，母亲又从家里赶来护理我。那天，天灰蒙蒙的，下着小雨，母亲搭乘开往芙蓉的一辆拖拉机（那时芙蓉还没有正式通车）。在车上，她见坐在车尾的一个姑娘没有雨伞，就把自己的位子调给她，还给这位姑娘打着伞。想不到，这一调，却捐了命。拖拉机下坡时突然翻下山坎去。母亲被那姑娘压在底下。那位姑娘安然无恙。母亲却被送往医院。在出事地点和在医院里，母亲对救她的人和医生还都说：“救别人要紧，我没关系。”结果，别人都脱了险，唯独母亲最后死在医院里！那年，母亲才五十五虚岁。母亲在世时，没闲过一天。现在，我们七个兄弟姐妹个个有出息，家里电灯、自来水、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煤气灶、摩托车，统统有了，母亲该享福了，可是母亲却走了。我的心碎了！（其时，我坐月子，身体虚弱，亲友们为了保住我的生命，竟将母亲罹难的消息瞒了我四十六天！）
为了安慰父亲，我住在老家陪伴父亲好几个月，后来，我也常常带着儿子回家探望父亲。父亲明显地老了。父亲在母亲的遗像前写下李商隐的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端详母亲那端庄美丽、慈祥可亲的遗像，体味着父亲写下的诗句，眼泪又下来了。我每每站在门口，看院子里的柚子树。柚子树在母亲去世的第二年，又复活了。它依然枝叶茂盛，每到重阳节前后，果实累累。这也许是天意，我又想起母亲。
写于一九九○年农历九月初十母亲去世九周年纪念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