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一台戏。洪禹平老师的人生剧，是颇有看点的，但它最终在灵山山巅静悄悄地落幕，这是人们所没有想到的。
其实，洪老师的人生，让常人想不到的地方很多。
读初中时，他就写出这样的诗句：“发省晨钟鸣白鹤，寻诗皓月出箫台。”这诗句不光有意境，有味道，更有深长的寄托——四十年之后，他真的住进了箫台寺，在箫台山上一边听白鹤寺的晨钟暮鼓，反思人生，一边赏月作诗，寻觅仙踪。他甚至还和箫台寺的和尚，为吃水的事而激烈地吵过架。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人生设计，但我敢说，他年少时就看重白鹤寺，看重箫台山，这是一种宿命，预示着他的人生，将与历史、文化为伍，将与清寂、高远、空灵为伴。不过，大家不要误会，他没有当和尚，而他所以不当和尚，道理非常简单，他想当作家，当一名真正的作家。在他看来，世界上两种人最伟大，一种是科学家，他们创造了物质世界，一种是作家，他们创造了精神世界。和尚自然不行，他们从物质世界逃进了精神世界。
当年，洪老师参加游击革命，使用的不是枪，而是笔。有趣的是，个别老革命，当年抗日，两眼竟没有见过日本兵。但他们手中的枪最终为他们赢得了地位与荣誉。洪老师不同，他的笔尽管也一度为他赢得了荣誉，使他从乐清走向京城，堂皇地进入文化部工作，但他那支笔最终还是惹了祸，使他成了右派分子，被撵出了北京。从悲剧意义上说，当年他参加革命，不选择枪，而选择笔，这似乎是一个错误。但没有想到，就是因了这个错误，他给自己身后留下了许多不朽的东西！他虽说来不及写完自传就去世了，但于作家们看来，空白也是文字，也是内容，有时甚至比文字更耐人咀嚼，所以，他以笔杆子为支撑的人生，比起某些人的以枪杆子为支撑的人生，要厚重得多，深刻得多，精彩得多。
洪老师比学生王丽大三十一岁，他俩结婚，圈内人认为浪漫，圈外人认为荒唐。但浪漫也好，荒唐也好，洪老师并不像常人所想象的那么有英雄胆气。为避免伤害王丽，他们先是躲离乐清去漓江，然后去北京，最后才小心地抱着孩子回转乐清。我们一班人在《箫台》创刊十周年之际各写了一篇短文，我的短文很咬人，第一句话就是：“刊物越老越好，而人越老越不中用。”洪老师对我的文章一向持褒奖的态度，但他对我这篇短文却不掷一词。我明白，我的短文无意间触到了他的心灵痛处。他最怕人家说他“老不中用”。实际上，他与王丽结婚，奇怪的并不是他的年龄，而是他那颗出奇年轻的心和那超人的精力。他多次对我说，他活到九十五岁不成问题。恰恰因为这份自信，他的写作计划被拉长了十五年，以致现在留下了许多未完成的著述。
洪老师学养深厚，雄辩，爱奖掖新人。他称我为“及门弟子”，在信上称我为“贤弟”，我自然受宠若惊。但我这个人不知天高地厚，偶尔也跟他过不去。一九九八年，我的小说集《怪手》出版，我请他作了序。他从北京将序寄给我，序写得很精彩，文字也干净，全文只有两千余字，但我仍嫌它太长，写信要求他再砍掉几百字。他先是不同意，后来索性让我自己来砍。我不客气，真的砍了。事后，我冷静一想，不禁手心出汗，天啊，我怎么啦，竟昏头到如此地步。的确，在文章面前，他是座大山，我得抬头仰望啊！其实，洪老师是一位修养高深的人，他让许多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包括我，从他身上看到了自身的浅薄。洪老师固然评论过许多人的作品，但我发现，他从来不评论作者的为人，哪怕作者的为人一塌糊涂。我与他相处二十多年，听过他不指名道姓而评论作者为人的话只有一句：“某某（指地名）二公，狗屁不通。”
洪老师思想深邃，胸襟开阔，其人生中还有许多让常人想不到的地方，我不再赘述。我想给大家留点空白。
“天下名山阅历遍，老来偏爱故山清。”这是洪老师希望寄魂灵山的诗句。灵山很高很美，站在其山巅，可以望见波涛汹涌的乐清湾及壮丽的日出。现在，洪老师的愿望已经实现，他的骨灰已撒在灵山山巅。明年清明，我们将在他的寄魂之处，栽下松树——的确，他的人生剧已经落幕，但他的艺术生命应该而且有资格像松树一样，奕奕常青。
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于乐成马车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