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 西：“身体写作”的定义比较复杂，我想我是在写身体，同时也调动自己的所有器官去感受这个世界，争取做到准确，感同身受。
钟红明：你的小说中充满似乎无解的悖论。我觉得小说最富有挑战的还是在后半部，当曾广贤出狱，一下子迈进一个解禁的时代，他还是不断错过女人和情感，等他从张闹的假结婚证中解脱，等他有了大把的钱，可是，他面对任何女人，都在她们的手掌上看到了失散的妹妹那样的痣，伦理的恐惧代替了政治意识的压迫，仍旧让他陷入无性的生活境地。他终于达到了一生中最后悔的——没有那样的性生活，一次也没有。他只是可怜地央求小姐听他倾诉他的一生，而小姐却只关心完成交易。为什么这样来完成你的主题？这是很极端的。事实上，我觉得你的小说都有推向极端的倾向。
东 西：小说里有这样一段叙述：“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年来，只要我的邪念一冒头，就会看见女人们的右掌心有黑痣，就觉得她们要不是我的妹妹，就是我妹妹的女儿。我妹妹真要是有个女儿，正好是你这样的年龄，所以，直到现在，我都四十好几了，快奔五十岁了，都九十年代了，也没敢过一次性生活，就害怕我的手摸到自家人的身上。”这段叙述是放在取名为“放浪”的第六章，也就是说当遍地都可以找到性生活的时候，曾广贤反而害怕了，他对性生活从厌恶到渴望，到恐惧，最后他把一般的“恐惧”上升为一种“宗教”，再次回到小说开头的“禁忌”里，但这一次不是社会给他的“禁忌”，而是他自愿的选择，终点又回到起点，却已经不是原来的层次。
钟红明：你这么一说，让我想起了小说结尾的那一笔，他在植物人父亲床前倾诉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一件事，“赵阿姨曾经在半夜里赤身裸体地走进我的卧室，但我连一个指头都没动她，要不然，等你醒过来，我怎么敢看你的眼睛？”赵阿姨是父亲的忠心的情人，伦理的坚守阵线居然是由曾广贤这样一个人物完成的，多么脆弱的时代，多么巨大的反讽和悲哀！
东 西：从上面的两个事例可以看出，曾广贤有乱伦的恐惧。
钟红明：这部长篇的结构看得出经过精心的设计。前一章，我可以看出曾广贤是在向一个陌生人倾诉，到了第二章我知道他是在向一个陌生的异性倾诉，随着小说的慢慢进行，我才发现他是在向一个收费的按摩小姐倾诉。到了小说的最后一章，曾广贤回到家里，向变成了植物人的父亲倾诉。不管他向谁倾诉，其实听众都不太称职，一个只想着完成交易，一个是植物人，可以说是没有听众的讲述。
东 西：这是反西方的讲述，西方人有了悔意，大都是向神父倾诉，而曾广贤只得找一个收费的听众，很滑稽。也许他的注意力只在于讲述，而根本不乎听者的态度，就像自言自语，自说自话，和我们这个话语泡沫的时代是吻合的。至于后面他向父亲的倾诉，则是更有意的安排，因为最后一整章都是“如果”。如果没有天大的后悔，他就不可能把变成植物人的父亲，说得流出了眼泪！
钟红明：正是这种特殊的叙述，使你的小说语言发生了改变。以前你的语言有很多奇妙的比喻，比较“华丽”、“调皮”，这次却更口语话，更准确，几乎没有废字。是因为结构的特殊，你才改变语言风格，或是你对小说语言本身的观念有所变化？
东 西：有两方面的原因。现在我的小说语言已不像过去那么调皮，那么赤裸裸，而是有所收敛，追求准确。过去我是手不听脑子的，写得很泛滥，现在是力争做到脑手一致，追求干净利索。但是有一点我是不变的，那就是对幽默的爱好，只不过这一次埋得更深一点。郜元宝在评论里说：“作者的幽默的笔法，让我们感到，这个‘我’也确乎一个讲后悔话的大师。作者的幽默的话，要是引用起来，就得将《后悔录》抄写一遍，所以我这篇读后感决定一句原文不引。”很感谢郜元宝先生给我这样的评价。
钟红明：离你的第一个长篇小说《耳光响亮》的发表已经8年了，8年之后，我发现你的长篇仍然关注文革时期。你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我以为时代的烙印在你并不很明显，但为什么你偏偏钟情于那个年代？你生长的年代和少年时生活的环境，是怎样影响了你的价值和观念？
东 西：每一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痴迷的时代背景。《耳光响亮》从1976年写到80年代中期，主要想表达精神父亲消失后，我们如何成长？而《后悔录》则把时间往两头延伸了，起跑点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终点站在90年代后期，跨度为30年。这30年，除了我身在其中，还因为它的变化特别巨大，而变化最巨大不是经济、政治，而是我们的心灵，所以陈晓明先生说我其实是在“写人的心灵质变”。文革正好是我的童年时期，一个人的童年经历往往影响他的一生，而我也讨不脱这个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