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近窗户的地方，一个男人在听收音机。他那黄油色的头发拢在耳后。两只眼睛靠得很近，长着一抹小胡子。桌上有一包进口海枣。他站起来和奎尔握手。笨拙地走过来。格子花纹的蝴蝶领结，脏兮兮的套头毛衣。从宽扁的鼻子里挤出英国口音。
“纳特比姆，”他说。“北极的纳特比姆。”半真半假地朝奎尔抛了个敬礼，模仿某部泛黄的战争影片中的一个人物。
“这是Ｂ鲍费尔德·纳特比姆，”特德·卡德说，“倒霉而丑陋的英国佬，一年前被扔在很不好客的纽芬兰海岸，现在还呆在这儿。且不说别的，他想象自己是专门负责国外新闻的。每篇新闻都是从收音机里偷来，再用他的生花妙笔改写一番。”
“而该死的、下贱的卡德又拿过去用他的胡言乱语任意瞎改一通。这只该死的水老鼠刚才就是这么做的。”
纳特比姆的新闻来自像患了偏头痛一样嘈杂乱响的短波收音机。当无线电波清楚的时候，它发出一种男高音的哼哼声，而当极光静电噼啪爆裂时，它便咆哮起来。纳特比姆趴在桌子上，耳朵贴近接收机，搜寻着短波，捕捉那些嘶哑号叫的外国声音，并根据他当天的心情对新闻加以扭曲篡改。调节音量的旋钮掉了，他用一把餐刀的刀尖插进金属狭槽里转动，来调整声音高低。他坐的那个角落里有一股收音机的气息——灰尘，热量，金属，木头，电，时间。
“只是为了不让别人告你剽窃，我的老儿子。”
纳特比姆尖刻地笑了起来。“我发现你已经恢复镇静了，你这只纽芬兰屎壳郎。”他朝奎尔靠过去。“是的。极为有效地保护你不犯剽窃罪。每个句子都充斥着印刷错误，原来的作者根本认不出是他们自己的文章。我来给你看几个例子。”他在文件夹里翻找，抽出一张破破烂烂的纸。
“我给你念念他的一篇不知所云的杰作，让你开开眼界。第一稿是我写的，第二稿就是报纸上登出来的那个样子。消息：‘缅甸的锯木厂老板和仰光发展联合公司星期二在东京聚会，考虑当地销售和出口热带坚硬木材的联合方案。’再看卡德弄成了什么。‘面锯木丁老权和迎光发展耿会公司星期三在东京娶会，标出烈带竖毛木材’。”他坐回吱嘎作响的椅子里，让那几页纸落进字纸篓。
特德·卡德挠挠头皮，又看了看他的指甲，“不管怎么说，它首先不过是一篇偷来的玩意儿。”他说。
“你现在认为滑稽了吧，奎尔，你笑了，”纳特比姆说，“尽管你想用手掩着嘴笑，你且等着他来糟蹋你的东西吧。我念这些例子给你听，是让你知道前面等着你的是什么。‘胶合板’会变成‘绞肉板’，‘渔民’会变成‘鲜民’，‘西伯利亚’会变成‘四利亚’。杰克·巴吉特就是把我们的文章托付给了这样一个人。不用说，你肯定在问自己，‘这是为什么?’就像我在许多漆黑的不眠之夜问我自己那样。杰克说卡德的打字错误给报纸增添了幽默。他说它们比字谜游戏还有趣。”
房间那头的角落用一块碎料隔板隔开。
“那是杰克的办公室，”卡德说。“那边是你的小角落，奎尔。”卡德傲慢地一挥胳膊。一张桌子，半个文件柜，刨光的柜顶上铺着一块方胶合板，一本１９８３年的安大略省电话簿，一把只有一个扶手的转椅。桌子旁边竖着一盏只有在３０年代的旅馆休息室里才能找到的那种台灯，粗粗的红电线像老鼠尾巴，插头有棒球那么大。
“我该做些什么呢?”奎尔说。“巴吉特先生想让我做什么?”
“啊，除了他自己，谁也不好说。他想让你正襟危坐，等他回来。他会告诉你他希望怎样。你只管每天上午都来，不定哪个好日子他就会露面，面授机宜。翻翻过去的报纸，熟悉熟悉《拉呱鸟》。开车到处逛逛，认认我们仅有的四条道路。”卡德转过身去，在计算机上埋头苦干。
“我得出去转转，”比利·布莱蒂说。“采访一个用龙虾触须作护身手镯出口海地的家伙。借用一下你的货车，卡德。我的车散热阀坏了。在等零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