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多纳的进球
1973年，阿根廷青年队的青少年队和河床队的青少年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相遇。
阿根廷青年队10号接到守门员的传球，他躲过河床队前锋后开始起飞，好几个球员想要阻止他的前进：他从第一名球员的后面蹚过，过了第二名球员的小门，然后用脚后跟戏耍了第三名球员。接着，他马不停蹄，在呆若木鸡的防守队员面前晃倒守门员，将球带入了球门，球场上只剩下7名被彻底击垮的男孩，另外4个则目瞪口呆。
这个小孩所在的队伍名叫“小洋葱头”，已经保持百场比赛不败并引起了媒体的关注。球队的成员之一，一个绰号“毒药”的13岁男孩声称：“我们为玩乐踢球，我们永远不会为金钱踢球，当金钱进入足球场时，每个人为了成为球星都不惜伤害自己，妒忌和自私也开始控制足球。”
说这些的时候他拥抱着最受大家喜爱的队员，也是最矮小最快乐的一个：迭戈·阿曼多·马拉多纳，那时他只有12岁，刚刚打进了这个不可思议的进球。
马拉多纳进攻的时候有伸出舌头的习惯。他所有的进球都是在舌头伸出的情况下打进的，夜晚他抱着足球入睡，白天他用足球上演奇迹。他住在一个贫困街区的贫困家庭，希望将来能成为一个技工。
克鲁伊夫
人们把荷兰队叫做“上了发条的橙色机器”，但是他们那变幻无穷、令对手迷茫不解的充满想象力的表演，实在和机器扯不上什么关系。与另一支被冠以机器绰号的河床队“火车头”一样，这团橙色火焰前后翻飞，在全知全能的轻风的吹拂下急速向前，又迅速撤回。每个人都参与进攻，每个人都进行防守，进退迅捷，令人目眩神迷。遇到这样一支十一人如一人的队伍，对手都会不知所措。
一位巴西记者称其为“有组织的无组织”，荷兰队的音乐有一个控制旋律，保持这些同时迸发的音符音高和谐、步调一致的人，就是约翰·克鲁伊夫。他一边用自己的乐器演奏，一边指挥着整个乐队，付出的辛劳更甚于任何人。
小时候，骨瘦如柴但是充满活力的克鲁伊夫在阿贾克斯俱乐部获得了一个工作职位：当他的妈妈在俱乐部酒吧的桌旁等候的时候，他在捡起球场外的足球，擦亮球员的球鞋，把角旗插入角旗区。他干俱乐部要求的每一件事，除了让他上场踢球。他们认为小克鲁伊夫梦想太大可身体太弱。他们最终给了他一次机会，克鲁伊夫抓住机会再没有让其溜走。他代表荷兰队首次出场时还是个孩子，结果他打入1球并射倒了裁判，一鸣惊人。
从那时起他就一直以狂放不羁、勤勤勉勉、天赋过人而名声在外。20多年里他在荷兰和西班牙赢得了22个冠军。当他37岁打进自己的最后一个入球宣告退役时，人们把他举在肩上，从球场一直抬回了家。
普拉蒂尼
米歇尔·普拉蒂尼没有一副运动员的身板，1972年梅斯俱乐部的医生告诉他“心脏不好，肺活量也不够”。即使这位医生没有注意到普拉蒂尼僵硬脆弱的脚踝和他由于爱吃意大利面而渐趋增加的体重，这样的体检报告已经足以使梅斯队拒绝这位满腔抱负的球员了。不管怎么说，10年以后，西班牙世界杯临近之时，这次拒绝遭到了他的报复：普拉蒂尼的圣艾蒂安队以9∶2战胜了梅斯队。
普拉蒂尼是法国足球之集大成者：他有着在1958年世界杯上打进13球的方丹的野心，这一纪录至今无人能破，兼有着科帕的灵动和机敏。每一场比赛普拉蒂尼不仅向人们展示他那如魔术般梦幻的进球，而且用他那组织全队攻守的能力点燃观众的热情。在他的率领之下，法国队的足球流畅和谐，每一次进攻都细细打磨，慢慢品味，层层推进：精确地从边线直到禁区，全力进攻，对手只能祈求上帝保佑。
在1982年世界杯半决赛上，法国队在点球大战中输给了德国队。这场比赛是普拉蒂尼和鲁梅尼格之间的决斗，鲁梅尼格不顾一切，带伤战斗并赢得了比赛。随后德国队在决赛中输给了意大利队，无论是普拉蒂尼还是鲁梅尼格，这两位书写了一段足球历史的球员，都不曾拥有过赢得世界杯的喜悦。
异教徒的牺牲
1985年，以带来不幸而闻名的足球狂热分子杀死了布鲁塞尔海瑟尔体育场看台上的39名意大利球迷，当时英国的利物浦队和意大利的尤文图斯队正在进行欧洲冠军杯的决赛，狂暴的足球流氓们横冲直撞，将意大利球迷逼到了一堵墙边，他们拥挤着，或是互相踩踏或是掉进深渊。这场屠杀和比赛一起被没有中断的电视直播了出来。
此后，意大利对英国球迷实行了禁令，即使是那些的确有良好教养的球迷。1990年世界杯，意大利不得不允许英国球迷进入英国队的比赛地撒丁岛，但是在那里的苏格兰场[1]警察比球迷还多，英国体育部也亲自负责监管这些球迷。
一个世纪前的1890年，伦敦的《泰晤士报》就警告说：“我们的那些‘流氓’变本加厉了……更糟的环境使他们的数量剧增……这些流氓是我们文明上一颗丑陋的毒瘤。”今天，这样的流氓仍然借着足球继续干着罪恶的勾当。
无论足球流氓在哪里出现，他们都会散布恐慌。他们身文刺青，酒气熏天，脖子和耳朵上挂着稀奇古怪的爱国主义的饰物，戴着指节铜环，拿着棍棒，一边大汗淋漓地实施暴行，一边叫喊着“大不列颠必胜”和其他一些这个失落帝国曾经的仇恨口号。在英格兰和其他国家，这些凶手还经常挥舞着纳粹的象征物公然表示他们对黑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巴基斯坦人和犹太人的憎恶。
“滚回非洲去！”皇家马德里队球迷的极端分子号叫道，他们以咆哮着侮辱黑人为乐，“因为他们来这里抢走了我们的工作。”
借着足球的名义，意大利的光头党用嘘声对待黑人球员，还称对方球迷为“犹太人”。“艾布雷！[2]”他们大声喊道。
侮辱足球的暴徒就像辱骂美酒的醉鬼，这样的人并非只为欧洲所独有。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受到他们的困扰，不过是程度大小而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疯狗会越来越多。几年前，智利有着我所见过的最友善的球迷：男人、女人、儿童在看台上展开歌唱竞赛来给自己的球队加油，他们甚至还有自己的裁判。今日的智利科洛科洛俱乐部拥有自己的闹事团伙，号称“白爪”，智利大学队的捣乱分子们则叫“弱势群体”。
据1993年豪尔赫·巴尔达诺的统计，在过去的15年间阿根廷共有超过100人死于球场暴力。巴尔达诺说，暴力事件的数量与社会不公正的行为和人民对日常生活的不满成正比，无论何处，那些因没有工作和没有希望而苦不堪言的年轻人总是比较容易拉帮结派。他说这番话几个月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博卡青年队在比赛中以0∶2输给了夙敌河床队，体育场外，2名河床队球迷被枪杀。“我们现在打成2∶2，平了。”一名博卡青年队球迷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这样说道。
在迪奥·克里索斯托莫执笔的一个关于其他时代别的运动项目的专栏里，他描绘了一幅公元前2世纪时罗马体育迷的画卷：“当他们走进体育场时，好像发现了一个迷幻药物的宝藏，他们完全忘记了自我，说话全然不知羞耻，想到什么就做什么。”4个世纪之后，体育历史上最悲惨的一次灾难在罗马发生了。在一场持续数天的两拨狂热分子的巷战中，成千上万的人死亡，据说有3万人，尽管这有点儿难以置信，他们不是足球的球迷，而是战车竞赛的狂热爱好者。
在足球场上，遇难者最多的一次悲剧发生在1964年的秘鲁首都。当时主裁判取消了主队对阵阿根廷比赛最后几分钟的一个进球，一时之间，橘子、啤酒罐和别的什么投掷物带着人们燃烧的怒火从看台雨点般落下，警察用催泪瓦斯和子弹回击，导致人们蜂拥奔逃，在封闭的出口前面，警方的一个炸药炸翻了拥挤的人群，造成300多人死亡。当天晚上利马街头出现了游行示威：他们抗议的是裁判的判罚，而不是警察的暴行。
[1］ 苏格兰场，英语正式名称为New Scotland Yard, 又称Scotland Yard、The Yard，指英国首都伦敦警务处总部，负责地区包括整个大伦敦地区的治安及维持交通等职务。
[2］ 意大利语，意为犹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