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起萧墙
太子朱标去世后，朱元璋不得不重新考虑皇储的安排问题，而且在这个问题上，他处于一个两难境地：究竟是从儿子当中再选立一个新太子呢？还是选择一个孙子，立为皇太孙呢？
《明太祖实录》中记述说，朱元璋曾经想立燕王朱棣为太子，学士刘三吾问他，将置秦、晋二王于何地，朱元璋大哭而罢。《明太祖实录》中的这段记述是不可信的。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这部《明太祖实录》是被修改过的。你想啊，朱元璋是什么样的一个皇帝？那是曾经金戈铁马、运筹帷幄的呀，如果立储这样的大事，他都没有经过事先周密的考虑，让一个学士刘三吾就给问得大哭而罢，那还叫什么开国之君呀？
对于这件事情，朱元璋是经过认真考虑的，而且一下子就考虑了好几个月。看来这事情实在是有点难。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面，选定皇储这件事，是国家传承中最大的事情，被称为“立国本”，就是确立国家的根本。一旦做得不好，国家就会发生混乱。
不妨分析一下朱元璋当时的心态，我认为这几个月他一定曾经考虑过再选一个儿子做太子。但是如果这样做，那就会有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这个障碍就是老二秦王朱樉。秦王朱樉实在是不能胜任太子之位的。我在前面说过多次了，秦王朱樉在诸王当中无论性格还是能力，各个方面都很差，属于各项成绩都不达标的那种。好，他不适合做太子，那怎么办呢？如果不让他做太子，就只好选择年龄比他小一些的晋王朱或者燕王朱棣立为太子。可是这样一来，就跟嫡长制发生明显冲突，事情就显得不那么顺理承章了。看起来这条路是走不通了。那么另一条路是怎么样的呢？那就是不在儿子当中选择，而是在孙子当中选择。如果选年龄最长的皇孙为太孙，这个问题相对就好解决一些。所以朱元璋当时很为难，煞费心思。
这事情自从太子一死，朱元璋就不得不去面对。可是从太子病故，到正式宣布新的皇储，中间经过了四个月时间。太子死了，明摆着要立新皇储，大家都在静等着，可新皇储就是迟迟不定。这一等就是四个月，等得好多人都忐忑不安。这一方面说明事发得太突然，朱元璋没有心理准备，同时也说明朱元璋可能真的一时之间拿不定主意。但是他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选立了新的皇储。这个新的接班人究竟是谁呢？
这个被朱元璋选定的新的接班人不是他的第四个儿子朱棣，而是他的第二个孙子朱允炆。因为他的大孙子这时候已经死了，所以朱允炆就是目前他最年长的孙子。
洪武二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392年，农历九月，大明王朝正式宣布，立皇孙朱允炆为皇太孙。
我有时候想，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偶然性呢？幸亏这时候朱允炆也有十六岁了，如果他的年龄更小一些，还没有成年，朱元璋又该怎么办呢？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不管怎么说，天上一块大馅饼冷不丁砸中了十六岁的朱允炆，朱允炆从此成为了继朱元璋之后，大明朝的第二代统治者。
皇太孙朱允炆这个人，为人处世与性格都跟他的父亲太子朱标十分相似，说好了叫宽仁，说不好就叫柔弱。所以其实朱元璋对这父子二人的软弱性格是有所担心的。相较而言，太子毕竟是长子，在那些身为藩王的兄弟当中还有一定的威信，事情还好办些。到了太孙这儿就不一样了，论辈分，他是侄子，虽然身为皇储，在王叔们面前，多少也显得有点弱势。因此也就引出了不少与此相关的传说来。
这个朱允炆，婴儿时，睡觉把头睡偏了，这是小孩子常有的事情。朱元璋喜爱孙子，经常抚摸他的头，看见头睡偏了，就说他是“半边月”，担心他将来命运会不好。
可是朱允炆长大后，聪明好学，孝顺听话，朱元璋喜欢得不得了。也就慢慢将这事情给忘掉了。
据说有一天晚上，新月如钩，朱元璋跟儿孙们一起，看到了天上的新月，就让身边的太子朱标和朱允炆以新月为题各吟诗一首。太子朱标想了想，就写成了一首：
昨夜严陵失钓钩，何人推上碧云头？
虽然未得团圆相，也有清光照九州。
朱允炆也吟出一首：
谁将玉指甲，掐作天上痕？
影落江湖里，蛟龙不敢吞。
朱元璋听罢，半晌默然无语。这两首诗里面透露出来的寓意还真不那么吉利，又勾起朱元璋的担心了。太子朱标那首诗，前两句不说了，后面的两句“虽然未得团圆相，也有清光照九州”，就像是写他后来的命运，英年早逝，没有当上皇帝，未得团圆相，但是他的所作所为一直还为后世所推戴，好歹还有清光照九州。朱允炆那首诗就更有意思了，前两句也不说了，后面的两句“影落江湖里，蛟龙不敢吞”，是不是预示着他以后的命运将会是影落江湖，而蛟龙不敢吞呢？
如果这些事情是真的话，那么这一切好像都在冥冥之中都已经安排好了似的，让人听了觉得不寒而栗。但是其实这些都是后人的附会之辞。这两首诗倒不是后来人编的，都有出处。前一首的作者是元朝最后一个皇帝顺帝的太子爱猷识理达腊。这位太子也没做成皇帝，所以会有那种未得团圆相的感慨。后一首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诗人杨维桢所作。杨维桢在明朝初年，不肯接受朱元璋的安排做官，在文化人里面很有影响，言谈吟诵放荡不羁，所以说出“影落江湖，蛟龙不吞”之类的句子。这也就是说，在朱标和朱允炆之前这两首诗就已经都写出来了。但是这会不会是因为他们读过这两首前人之诗，待到朱元璋命他们作诗时，就脱口而出呢？我想应该不会的。如果是他们在朱元璋面前吟诵他人之诗，是不可能不如实说出出处的。所以这个故事附会的成分很大，不过能将一段事情附会得如此之巧妙，也真让人叹为观止了。
还有一个传说。说有一回朱元璋出了个上联，让朱允炆和朱棣对下联。朱元璋出的上联是：“风吹马尾千条线。”朱允炆就对了，他的下联是：“雨打羊毛一片毡。”朱棣也对了个下联，他对的是：“日照龙鳞万点金。”这两个下联，虽然对得都很工整，可是朱允炆对的那个下联实在是萎靡不振，朱棣对的那个下联则显得气势不凡。所以明朝人说，这两个下联，一个萎靡，一个昂扬，二人实在不可相比。
这个传说，也不可信，也是后人附会的。你想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朱棣哪有机会与朱允炆一起在朱元璋面前对对联呀？朱棣就藩北平之前朱允炆才四岁，朱棣为马皇后奔丧时，朱允炆也才六岁，还对不了对联呢。再说皇后大丧，朱元璋也不会有心思去对什么对联呀。除此之外其他的时间，朱棣在北平，朱允炆在京师，见都见不到，怎么可能在一起吟诗弄月对对联呢？退一万步说，就算朱允炆有机会与他叔叔朱棣一起对对联，他在性格上虽比较仁柔，但是他所受的文化教育水平还是相当高的，相信他也不会说出什么“雨打羊毛”这样低水平的句子来。
强枝弱干
既然这些故事都是后来人编出来的，那么当时的真实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史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朱元璋正式宣布立朱允炆为皇太孙之后不久，他便对朱允炆谈起自己用儿子取代功臣计划的得意之方。
“我以御虏防患之事付之诸王，给你一个太平皇帝做。”这一回倒不是拿一根带刺的棍子给皇太孙了。
朱元璋将自己得意的想法告诉了朱允炆。可是朱允炆却不这么想，于是他问祖父朱元璋：“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若不靖，谁御之呢？”
朱允炆提出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个老旧问题，而且是个无解的问题，这一来可就让朱元璋有点尴尬了。当初叶伯巨就因为说出了这样的问题，结果被关了起来，死在狱中。可这个问题是回避不了的。朱元璋愣了愣，反问朱允炆说：“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朱允炆年纪轻轻，涉世未深，他要知道怎么办，还要请教你这个当爷爷的开国皇帝干吗？可是朱元璋反问了，朱允炆也不能不回答呀。朱允炆只好按规矩说：“以德怀之，以礼制之。”其实什么德呀、礼呀，这都是空话。如果能够以德、以礼解决问题，也就不会有诸王不靖造反之说了。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办法，这两句是废话，是说给朱元璋听的。下面才是真心话：“不可，则削其封地，再不可则废置其人，还不可，就要举兵讨伐。”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要削藩平乱。
朱元璋听了，也说不出什么更好的主意来，只是说了一句：“是啊，再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办法了。”
这实在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难道朱元璋的办法就是一定要等到事情闹到用兵打内战的程度才去解决吗？难道说真的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吗？
中国历来有一句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虽说朱元璋重立接班人的安排是当时的国家大事，可其实也是他们朱家的家事。中国历代帝制国家的一个特点，就是家国同构。什么叫家国同构呢？就是从国家到家庭，都是同一样的家长制体制结构。对于皇帝来说，国家也好比就是一个大家庭，朱元璋分封诸王，也就好比是给儿子们分家，或者说是对将来的遗产作出事先分配。
我们普通一个家族乃至一个家庭，分家或者说分配遗产也是一件麻烦事，更何况是这偌大的大明帝国了。现在我们经常会在电视上看到一些家庭纠纷案件，大都是财产分割出了问题，把房子留给谁了，把存款留给谁了，得到了的当然满意，没有得到的，或者得到少的，肯定就有怨言，就有矛盾，纷争大了就闹到打官司，对簿公堂。
但是国家与家庭又不完全一样。在过去旧式的一个家庭，家长看儿子们长大了，就要考虑分家。虽然多代同堂的大家庭也有，但是分家是比较常见的情况。一般来说，留下长子继承主要财产，其余按情况分给其他儿子，然后各过各的去了。关系好，大家多来往，不好就少来往，甚至不来往。但是一家内部尽管来往不多，遇到外人，还是一家人亲。所谓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就是说兄弟们可以互相打，但外人如果来欺侮，一家人就不打了，就一致对外了。
国与家虽然相仿，却是不可以真正分的。先秦时有分封，那是真正把国分了。你一块，我一块，要依据远近亲疏，分的地块有大有小，有好有坏，有近有远，分了以后各过各的。可是分了以后群雄割据，争战不息，大家都想称老大，都想自己说了算，于是有了“五霸”、“七雄”。到了秦统一天下以后，这个国家就不能真正分了。虽然封你为什么王，在什么地方，可那地方还是皇帝的。你得为皇帝服务，不然就不给你了。这就叫中央集权。
这种情况下，如果哪个儿子说，这块地方分给我了，这就是我的了，这方土地上唯我独尊，谁也别管我。恐怕就做不到了。你当藩王所处的那块地方，还是国家行政区划的一部分，还是某省（明朝叫布政司）、某府、某县，不是你的某国。
如此一来，如果哪个藩王不想听命于朝廷，他想搞独立就不容易了。不能搞独立，那怎么办呢？都盯着那九五之尊，皇帝宝座。所以朱允炆说，首先是削藩，削封废爵，然后是征讨，就是镇压造反的藩王。但是这都是事情发生了的马后炮呀，如果能事先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不是更好吗？
可是我们大家其实都已经发现了，这是难以办到的事，为什么？因为朱元璋不这么想。在这一点上他是刚愎自用的，一心想让儿子取代功臣，要一条道走到黑。他当初不是口口声声说要把棍子上的刺削掉再交给太子吗？可这回他硬生生地给这个软弱的孙子留下一根满是硬刺的棍子。这就叫“旁观者清，当事者迷”。
这就让人想起一件往事。当年太子朱标还小的时候朱元璋请了儒臣给他讲历史。有一天，朱元璋在文楼考问起太子读书的情况，他说，现在你的历史知识学到哪里了？太子回答道，刚学习了“七国叛汉”的那段历史。朱元璋就问了，那你说说这段历史的是非曲直吧。太子回答说，曲在七国。意思就是说，是七国叛乱不对。这本来是史家的共识，当然儒臣也是这样向太子讲授的。谁知朱元璋听到后，却把太子训斥了一番：“真是迂腐！这都是你老师的偏执之辞！”朱元璋说，当初汉景帝为太子时，曾杀吴王世子，招致怨恨。登极当了皇帝后，又听信晁错的话，轻易削废诸王，七国之变是由此而生的。错不在七国，错在皇帝削藩。
这倒是有点与众不同的见解，看起来朱元璋还真有一个由来已久的封藩立场。但是其实他的这些话是有意说给太子听的，告诫他不要以为削藩就是大道理，主要还是希望避免发生七国之乱的事情。所以到他教育诸王的时候，就对他们大讲必须恪守上尊天子的信条，不可以有拥众作乱的非分之想。
这段事情，记录在了《明太祖宝训》这部书里面。什么是《明太祖宝训》呀？就是“朱元璋语录”，记录了朱元璋平时的一些重要的谈话，是他与文武群臣、学者们总结历代统治的话，说白了，就是名言警句。
我看朱元璋这个人，也实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如果他一辈子当个农民，管理一个农家，这些理想也许真的能够实现。问题是他管的是一个国家。他的儿孙们都想去坐那个天下独尊的皇位，他的这番教育就显得思路混乱而且苍白无力了。
纸上谈兵
朱允炆是从小受儒家传统教育长大的，讲的就是孝悌仁义，他是不会开口去求祖父帮他把这些刺，也就是他的叔父们削掉的。那不就不孝不义了吗？于是他就只好将这满腹心事向自己身边的近臣倾诉。
这一天，他在皇宫的东角门遇到了伴读的翰林黄子澄。黄子澄见他忧心忡忡的样子，就问了，殿下有什么心事吗？朱允炆叹了口气，悄悄地对黄子澄说出了自己的心事：“诸王都是我的长辈，各拥重兵，所作所为又多不法。现在虽然没有出事，等到我皇祖父百年之后，我该怎么办呢？”
这段话跟上次问朱元璋的话是一个意思，只不过这次问的对象不一样了，上一次问祖父，是想摸摸祖父的心思；这次问的是自己的近臣，就是想听点真话。那么，黄子澄怎么回答呢？
黄子澄胸有成竹，毫不犹豫回答道：“这事不难处置。诸王的护卫军士没有多少人，仅仅够他们自卫的，而朝廷的军卫，犬牙交错，诸王若有变动，只要派大军出征，谁能抵挡？比如汉朝的七国之乱，那七国力量不弱吧？最终还不是被消灭了吗？这便是以大制小、以强制弱的道理。”
黄子澄说得轻松，朱允炆听得带劲，“到时候全靠先生您了”。朱允炆先在这里表示了态度。这就叫在这里先行谢过了。
黄子澄这番话听着有理，其实有点纸上谈兵的味道。这时候朱元璋分封的藩王，早已不是最初的北方三藩了，除去秦、晋、燕王三个藩王之外，参与北方军事活动的藩王还有齐王、代王、肃王、辽王、庆王、宁王等。齐王常年随征于塞上，以武略自喜，又生性凶暴，是个跋扈的恶藩。代王朱桂在大同，立卫屯田，随晋王出征，跟齐王一样生性凶暴，也是个恶藩。肃王、辽王、谷王、庆王、宁王、岷王都在临清练兵备边，个个都是习于军旅、惯于征战的武人，常年生长深宫、一味讲儒家之道的年轻的朱允炆根本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再说这些藩王的军队，也不只是那点王府护卫，大都统率指挥当地军卫将士，像宁王属下的军队，我们前面说过了，“带甲八万，革车六千”，又有当地朵颜三卫的骑兵，个个骁勇善战，这哪里是仅仅能够自卫呀？我看足够打天下用了。
再说这时候的明朝，虽说功臣被朱元璋杀了不少，但是还有许多当年从征的中层以下的将士，在功臣被杀后逐渐走上了军队的领导岗位。在他们的心目中，同样以自己是“打天下者的功臣”自居，跟朝廷中那些通过科举或者荐举上来的文臣们心思是不一样的。他们忠于朱元璋，但是未必就跟朱元璋安排的接班人一心。他们更希望有一个重武轻文的朝廷。这样一来，黄子澄所说的那些以天下对一隅的局面，其实也值得商榷了。在当时藩王与朝廷之间，究竟谁强谁弱，还真的不好说。
应该说，这时候的明朝，已经隐然存在着一种矛盾，一方面是以开国功臣自居的武将和他们旧部的子弟，另一方面是经过科举或者推荐走入官场的文官。有句老话说：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意思是说，天下是骑马打天下借助武力获取的，可是不能凭着武力去治理。不靠骑马打仗的办法治理，就是要把打下来的天下交给文官们去治理。这虽然是必然的结果，可是在每一个朝代建国之初，都会有一个过渡的过程。这时候的明朝就处在这样的一个过渡的过程当中。新进入管理体制的文官们想要建立自己的治国体系，开国的旧人又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于是这个矛盾就日渐突出起来。太子朱标和皇太孙朱允炆是文官治国的代表，藩王们就成为了开国旧人的代表。朱元璋在世的时候，这些矛盾还压抑着，暂时不会明显暴露出来，但是几乎所有人都预感到了，朱元璋死了以后，一定会有一番混乱，一定会与朱元璋所期望和所安排的结果大相径庭。就像冰雪覆盖下的野草的种子，一旦春风吹过，那漫天的野草就不可抑制地生长出来。
我在这里想起一句古话来，叫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可是这句话用到朱元璋身上，就显得不那么合适了。你看，他本来的安排是让长子继承皇位，诸子分散在外镇守，就好比是一个种瓜的老农，如果把他立太子比作种瓜，希望他将来大展宏图，治理好天下，是要有所收获的。可是偏偏没有种出可以怀抱的大西瓜，到头来收到的却是一颗小小的豆子。说起来也够可怜的。
说了这么多，都是在讲朱元璋在太子死后重立皇储的事情。虽然我们在《明太祖实录》里面看到了一段朱元璋想要立朱棣为太子的记述，但是实际上这显然是朱棣后来篡改的，重立皇储这件事，跟朱棣还真的没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太子朱标突然去世，朱元璋要重立皇储，是不会考虑到朱棣的。
这时候朱棣在干什么呢？看来指望朱元璋自觉自愿地安排他为继承人是一点戏也没有了。那他该怎么办呢？他得自己去抢。如何去抢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