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所有基本教义派信仰一样，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对其忠贞信仰者来说，是一个封闭的循环。一开始的前提是，自由市场是一个完美的科学体系，在其中的个人根据自利的欲望行事，创造出对所有人的最大利益。其次无可避免的是，如果自由市场经济出了什么差错--高通货膨胀或失业率激升--一定是因为市场并非完全自由。体系中必然有一些干涉、一些扭曲。芝加哥学派的解决之道永远不变：更严格、更彻底地实行基本教义。
弗里德曼2006年去世时，讣闻作家忙着摘记他丰富的遗教。有一则讣闻这么写：“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自由价格、消费者选择及经济自由，为世界带来我们今日享有的繁荣。”这只对了一部分。世界繁荣的性质--谁享有它，谁没有，它从何处来--当然具有高度争议。无可争辩的是，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原则，以及他实施原则的独到策略，确实让一些人极为繁荣，为他们带来几近完全的自由--可以无视国界存在、避开法律规范与税金，以及蓄积新的财富。
这种思考赚大钱理论的本事，显然源自弗里德曼的童年。他的父母从匈牙利移民到美国，在新泽西州罗韦市（Rahway）买下一家成衣厂，一家人住的公寓就在工厂同一栋建筑。弗里德曼后来写道：“以今日的标准来看，称得上是血汗工厂。”对血汗工厂老板来说，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帮移民工人组织工会，要求制订安全规范和周末休假--还在放工后开会讨论工人所有权的理论。身为老板的儿子，弗里德曼无疑听到许多与这些辩论大不相同的观点。后来他父亲的工厂倒闭，但弗里德曼经常在演说和电视节目谈到它，并且援引作为放任式资本主义好处的例子--证明即使是最糟、最不受规范的工作，都能提供人们攀上自由与繁荣阶梯的第一步。
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吸引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当主张工人权力的激进左派思想席卷世界各地时，它提供了既得利益者防卫的方法，而且其性质也一样激进，本身也充满理想主义。弗里德曼自己就说，他的想法不是保护工厂主人支付低薪的权利，而是追求尽可能纯粹的“参与式民主”，因为在自由市场，“每个人可以投票决定他喜欢的领带颜色”。左派人士许诺工人免于老板宰割、公民免于独裁统治、国家免于殖民主义压迫，而弗里德曼许诺的是“个人自由”，把个人公民提升到超越任何集体企业之上，使他们能借由消费者选择表达绝对的自由。“特别令人振奋的是，它具有跟马克思主义吸引当代年轻人一样的特质，”4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念书的经济学家帕廷金（Don Patinkin）回忆说，“纯粹和明显的逻辑完整性；理想主义结合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有他们的工人乌托邦，而芝加哥学派也有他们的创业家乌托邦，双方都宣称如果能实现理想，将为世界带来完美与平衡。
一个千古不变的问题是，如何从这里，通达那个神奇的地方。马克思主义者很清楚：革命--推翻既有的体系，以社会主义取代。对芝加哥学派来说，答案可没那么直接。美国虽然已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对他们来说还不完全是。在美国，以及所有理论上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芝加哥学派都处处看到干涉。为了让产品更负担得起，政治人物设定价格；为了减少工人被剥削，他们制定最低工资；为了确保所有人接受教育，他们由国家来掌控教育。这些措施通常看起来是为了帮助人民，但弗里德曼和他的同僚相信--而且以他们的模型“证明”--它们对市场的平衡造成难以估计的伤害，也危及市场传达各种信息、互相沟通的能力。因此芝加哥学派的使命就是净化这一切--扫除市场的干扰，让自由市场大鸣大放。
因为这个理由，芝加哥学派并未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真正的敌人。真正的问题来源将是美国的凯恩斯学派、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以及当时称作第三世界的发展主义者（developmentalist）的思想。这些人信仰的不是乌托邦，而是混合式的经济。这种经济在芝加哥学派眼中，是混杂了资本主义的消费性产品制造与流通、社会主义的教育、由国家经营水服务等基本民生事业，以及用各种法律来节制极端资本主义的丑八怪。芝加哥学派就像宗教原教旨主义一样，他们不情愿地尊敬不同信仰的原教旨教派，及公开承认的无神论者，却鄙视不纯粹的信仰者，所以他们向这些拼凑混搭型的经济学家宣战。他们想要的其实不是革命，而是资本主义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回到未受污染的资本主义。
这种纯粹主义一大部分来自弗里德曼的导师哈耶克，他在1950年代也在芝加哥大学教过一阵子书。这位严峻的奥地利人曾警告，政府对经济的任何干涉都将导致社会“走向奴役之路”，必须彻底去除干涉。长期在芝加哥大学担任教授的哈伯格说，“这些奥地利人”（当时大家如此称呼这个学派中的学派）极端狂热，认为任何的国家干涉不仅是错误，而且是“邪恶的……就像有一幅漂亮但十分复杂的画，本身有着完美的和谐，然而却有一个本来不应存在的斑点，万分可惜……完美被一点瑕疵玷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