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技术官僚也许能拟订较进步的税务改革方案，提出新社会福利法案，或修改汇率体制的某部分，但他们几乎不可能从一片空白中开始筹划，完整地全盘建立起他们偏爱的经济政策架构。
--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1998年
很少有学术环境像1950年代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那样被过度神话，那个系自认不是一所学系，而是一个思想学派。它不只是训练学生，而是在建立和强化芝加哥经济学派（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一个保守主义学术派阀的发源地，其思想代表一座革命堡垒，对抗当时主流的“国家主义”（statist）思维。从社会科学大楼门口的标语“科学即度量”（Science Is Measurement）底下，走进传奇的午餐室，学生们在这里借挑战巨人般的教授，磨炼他们的智识勇气。他们追求的绝非学位这类平庸的东西，吸引他们的是加入一场战斗，就像保守派经济学家兼诺贝尔奖得主贝克（Gary Becker）说的：“我们是跟同行大多数人战斗的勇士。”
就像同一时期卡梅伦的麦吉尔大学精神医学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受到一个野心勃勃且充满魅力的人所宰制，他的使命是对他的专业发动一场彻底的革命。这个人就是弗里德曼。虽然许多弗里德曼的导师和同僚，和他一样狂热信仰完全的放任主义，但让这个学系感染这种革命狂热的却是弗里德曼的精力。“许多人老爱问我：‘为什么你这么兴奋？你准备出去和美女约会吗？’”贝克回忆说，“我回答：‘不是，我要去上一堂经济学课！’当弗里德曼的学生感觉确实很神奇。”
弗里德曼的使命和卡梅伦一样，建基在一个回到“自然”健康状态、一切处于平衡、人类的干预尚未制造扭曲模式的梦想。卡梅伦梦想让人类的心智回到纯净状态，而弗里德曼梦想去模式的社会，让社会重返纯资本主义的状态，免于一切干扰--政府法规、贸易障碍，以及既得利益。弗里德曼也和卡梅伦一样，相信当经济高度扭曲时，恢复堕落前状态的唯一方法是刻意施加痛苦的休克：只有“苦药”能铲除阻挡进步之路的扭曲和坏模式。卡梅伦以电击施加休克；弗里德曼选择的工具是政策--他对危难国家的大胆政客建议的休克疗法。不过，和卡梅伦不同的是，卡梅伦可以把他的独门理论立即施加在不知情的患者上，弗里德曼却需要二十年和数个历史转折，才有机会把他彻底抹除和创造的梦想，实施在真实世界中。
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创建者之一奈特（Frank Knight）认为，教授应该“灌输”学生一个信念，即每一套经济理论都是“体系神圣的一部分”，而非可辩论的假设。芝加哥经济学派教导的神圣理论核心，就是供给、需求、通货膨胀和失业的经济力量，就像自然力量一样，是固定且无可改变的。芝加哥学派的课堂和教科书所想象的真正自由市场里，这些力量以完美的平衡存在，供给与需求此起彼落，有如月球牵引潮汐。如果经济体发生高通货膨胀，根据弗里德曼严格的货币主义（monetarism）理论，这一定是因为被误导的决策者容许太多钱进入体系，而未让市场找到其平衡。就像生态体系会自我规律、自己保持平衡，市场若听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制造出恰好数量和恰好价格的产品，由领取恰好工资的工人制造，让他们也拥有恰好的购买能力--也就是一个充分就业的伊甸园，充满无限的创造力和零通货膨胀。
哈佛社会学家贝尔（Daniel Bell）说，热爱理想化的体系是激进派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基本特质。资本主义被视为“有如珍宝的运作”，或“天体运行的规律……一项艺术杰作，令人忍不住联想到阿佩利斯（Apelles，编按：古希腊画家）著名的绘画，画着一串如此写实的葡萄，以致鸟儿会飞来想啄食它们”。
弗里德曼和他的同僚面对的挑战是，如何证明他们狂热的想象能在现实世界的市场存活。弗里德曼向来自诩于视经济学为一门科学，就像物理学或化学是科学般一丝不苟。但自然科学家可以用元素的行为来证明他们的理论，弗里德曼却无法举任何存在的经济体，证明如果所有“扭曲”都被排除，留下来的就会是一个完全健康与富足的社会，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符合完全放任主义的标准。弗里德曼和他的同僚无法透过央行和贸易部测试他们的理论，不得不在社会科学大楼地下室的工作间，构思独特、复杂的数学方程式和计算机模型，以便解释他们的理论。
对数字和系统的热爱，把弗里德曼引导到经济学。在他的自传里，他说他的顿悟是因为高中的几何学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勾股定理，并引述济慈的《希腊古瓮颂》来赞叹它的优美：“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这是你在世间所能知，所该知的一切。”弗里德曼把对这种涵盖一切的美妙体系的狂喜，以及对单纯、优美与精确的追寻，传承给数个世代的经济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