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弗里德曼与哈耶克在瑞士朝圣山，与一群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成立朝圣山学会（Mont Pelerin Society），当时政府应该放任企业统治世界的想法还不被多数人接受。1929年市场崩盘及大萧条的记忆犹新--许多人毕生积蓄一夕间化为乌有、自杀、施粥所、处处可见的难民。市场创造的灾难规模之大，导致迫切需要政府大举干预。大萧条并未宣告资本主义死亡，但就像几年前凯恩斯预测的，它宣告了“放任主义的终结”--结束了让市场规范自己的时代。1930年代到1950年代初，是一段政府大举干涉的年代：新政的锐意改革之后是全国积极备战，新的社会计划纷纷推出，以创造迫切需要的就业，避免更多人转向激进的左派。在这个时代，左派与右派的妥协不再是肮脏事，而是许多人眼中的高贵行为，就像凯恩斯1933年写信给小罗斯福总统说的，这是“正统与革命”被摆到一边，任它们“自己去争吵”的时代。在美国传承凯恩斯学说的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描述当时政治人物和经济学家的首要使命，就是“躲过萧条和避免失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对贫穷宣战的急迫感。纳粹主义在德国生根时正值德国处于民生凋敝中，原因是第一次大战后施加的惩罚性战败国赔偿条款，1929年的崩盘更使情势恶化。凯恩斯之前就已警告，如果世界对德国的贫穷采取放任策略，反扑的力量将很猛烈：“我敢预测，复仇将既猛又迅速。”这些话在当时未受重视，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开始重建时，西方强国已纷纷接受，市场经济原则必须保证足够的基本尊严，以避免幻灭的人民再向往迷人的意识形态，不管是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这种务实的态度创造了所有今日我们称为“正派”（decent）资本主义的东西--美国的社会安全计划、加拿大的公共医疗保险、英国的社会福利、法国与德国的劳工保障。
一种类似、但较激进的情绪则在发展中世界崛起，通常冠上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或第三世界民族主义之名。发展主义经济学家宣称，他们的国家只有追求对内导向的工业化策略，最终才能摆脱贫穷的循环，而不能依赖把自然资源出口到欧洲和北美，因为当时资源的价格正不断下跌。他们主张管制，甚至把石油、矿产和其他重要产业国有化，以便把相当比率的收入投入政府推动的发展计划。
到1950年代，发展主义和富裕国家的凯恩斯学派与社会民主党人一样，创造出一连串足以夸耀世人的成功故事。发展主义最进步的实验室是人称南锥（Southern Cone）的拉丁美洲南端国家：智利、阿根廷、乌拉圭，以及巴西部分地区。震中是设于智利圣地亚哥的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在1950年到1963年间由经济学家普雷比施（Raul Prebisch）担任主席。普雷比施教导一群经济学家发展主义理论，并派他们担任南美洲各国政府的政策顾问。像阿根廷的庇隆（Juan Peron）这类民族主义政治人物，都热烈推动他们的构想，投入大笔公共资金在基础建设计划，如公路和钢铁厂，给予国内企业大方的补贴以兴建新工厂、生产汽车和洗衣机，并以极高的关税阻挡外国进口产品。
在这段大刀阔斧的扩张期，南锥国家逐渐比拉丁美洲或第三世界的其他国家更像欧洲和北美。新工厂的工人组织势力庞大的工会，谈判中产阶级的工资，他们的小孩则被送进新盖的公立大学念书。这个地区的马球俱乐部精英，与广大的农民大众间的鸿沟开始拉近。到1950年代，阿根廷已拥有南美洲最大的中产阶级，而邻国的乌拉圭人民识字率高达95％，且所有国民享有免费医疗。发展主义在这段期间如此成功，使拉丁美洲的南锥变成全世界贫穷国家鲜明的象征：证明只要有聪明、务实的政策，并积极推动，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分裂确实可以弥合。
这些成功的管理经济体--北半球的凯恩斯学派国家，以及南半球的发展主义国家--让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走进一段黑暗期。芝加哥学派在哈佛、耶鲁和牛津的死对头，纷纷被总统们和总理们延揽，以协助驯服市场怪兽；弗里德曼的应该放任市场比以前更自由的大胆主张，几乎没有人感兴趣。不过，仍然有少数人对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感兴趣--而且这些人还位高权重。
对美国跨国企业的主管来说，必须与明显较不友善的发展中世界竞争，又得面对国内势力强大且要求较多的工会，使得战后的繁荣年代反而是动荡不安的时期。经济成长迅速，创造出庞大的财富，但企业主和股东却被迫透过企业税和劳工工资，重新分配一大部分的财富。所有人都过着富足的生活，但如果回到新政前的统治，少数人原本可以过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