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惟慈、董乐山
1990年前后，很多人在找一盘录相带，马丁·斯科塞斯导演的新电影《基督的最后诱惑》，因为听说它引发不少争议，欧美多处教徒上街游行。我知道它改编自希腊人卡赞扎基的同名小说，所以在找录像带的同时，出于职业敏感，还在找这本书，想趁热打铁翻译出版。年底终于找到了英译本，下一步工作是找译者，首先想到翻译界老前辈傅惟慈。
此前曾随朋友拜访过傅先生。他住在新街口一个胡同里的胡同，独门独院。听说那条胡同原本都是他家祖产。老先生特别可爱，玩心重，喜欢古典音乐，喜欢喝酒，喜欢和年轻人一起玩，常在家组织小型party，拌点凉菜，烤点面包，买点熟肉，大酒一喝至深夜，西式文艺沙龙气息浓厚。
傅先生1923年出生，通晓多门外语，尤其精于德语、英语，他翻译的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格雷厄姆·格林的《问题的核心》、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等等，都是我上中学时的挚爱。由他来译，质量绝对有保障。
一天下午，包里揣着《基督的最后诱惑》英译本，求到傅先生门下。他说，书先放着我看看，然后再不提此书，只闲聊。先聊旅行。他说酷爱旅行，只要在家呆超过半年，就浑身痒，经常背个小军挎就出门了。他给我看他的护照，说记不清这是第几本了。护照里，欧美多国使馆的签证花花绿绿，只剩一两张空白页，又该换新的了。
对旅行，我是井底之蛙，插不上嘴。后来又聊到，我也发烧古典音乐，老先生立时兴趣大增，开了瓶红酒，直聊到暮色四起。
过了些天，傅先生约我再次登门。他说书看完了，值得译，不过太长了，一个人译时间上有问题。他提出，由他找个人合译。我心里正暗暗失望，心想肯定是要找个学生译，再由他审校。万没想到他说：人选已有，比我小一岁的好友董乐山。
我一惊。傅、董二位都是多大的腕儿啊，随便哪个肯亲自动手已属不易，居然还联合？前所未有吧？
董先生真的答应了，傅先生带我同去董先生家签订翻译合同。闲聊中，话赶话地，董先生讲了段往事：商务印书馆当年约他翻译《第三帝国的兴亡》，收到译稿后，编辑部要找人审校。董先生说：愿审校就审校吧，不过能审校我稿子的人不多。商务还是请人审了，一共只挑出两三处错误，经与董先生讨论发现，还是审校搞错了。董先生讲完这故事说，不是我傲，是我在这书上花费的心血太大了，别人做不到，我有这份自信。然后，董先生顺着这话头说，现在人都没什么耐心，做事都舍不得花工夫，出版物上错误连篇。你们作家社前两年出版过我翻译的《中午的黑暗》，封面居然把我的名字印成了董东山。这次要不是老傅来劝我，还夸你做事细心，我是绝不会再与贵社合作的。
傅先生译前半部，董先生译后半部，译稿很快齐、清、定交来，精彩自不待言。可有个问题：他俩的语感有差异，傅先生奔放一些，如滔滔大河；董先生则以严谨见长，不温不火，用词非常谨慎。我做编辑，当然得解决这问题，可是面对当代翻译界最高权威的手稿，不敢轻易下笔改动。
跟董先生说起这苦恼，他鼓励说：在尊重原著和译者双方的前提下，文字统一的工作非常必要；与此同时，他又极其自信地说：我和老傅在准确一点上，应该没问题，改动时请格外注意。
编辑工作持续了近一个月之久，字斟句酌，我对译稿做了极其细微的调整，主要是在两人衔接的部分。
出书后，去董先生家送书，当时他没多说什么，只说封面做得还行。那个晚上，我有点忐忑，我知道董先生会看，生怕自己的哪处改动会被董先生责备。
第二天刚一进办公室，接到董先生的电话，电话那头微笑着说：书看了，挺好的，哎呀，时间隔得久了，我都忘了自己是从哪章开始译的了。我听这话心花怒放，同时感激董先生之情在内心涌动。我明白，他是以这种轻松的方式，肯定我的编辑工作。
1999年的一天，我在街上邂逅一位朋友，捧着一篮鲜花，正在等出租车。问他欲往何处，他说要去董先生家吊唁。我这才知道，董先生已去天国。
让人欣慰的是，傅先生还硬硬朗朗的。大约三四年前吧，有天我在后海银碇桥边坐着吹春风，桥上风风火火冲下一辆自行车，骑车的竟然是傅先生，还那么精神矍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