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作者们(二)

冰  心

家中书柜里有一张我和冰心老太太的合影。她坐在一个圈椅上微笑,我靠着椅背站立一旁。我对这张照片很看重,因为它于我意义特殊--老太太是我迄今为止二十年编辑工作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者。

上学期间,编过校园小说集《生命之轻与瓦罐之重》、台湾诗人洛夫的诗选集《我的兽》等几本书,但从出版专业角度说,这几本书我是“编著者”;做“责任编辑”的第一本书,是《冰心近作选》。

1990年,结束在校对科八个月的“锻炼”,我回到一编室。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周明明来访,说蒐集了冰心十多年来散佚在报刊未结辑的短文,想交作家社出版。

周明明是我校友,高我几班,当时在文学馆征集室工作,日常工作就是出入老作家寓所征集手稿。文学馆是巴金倡导创立的,冰心则是文学馆最积极的拥护者、呐喊者,并首先允诺毫无保留捐献手稿(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上海正举办“巴金冰心世纪友情展”,可见二人关系之亲密)。文学馆工作人员的心里,冰心就像自家老奶奶。周明明编此书的初衷,多少也有类似孝敬自家老人的成分。

我和当年很多年轻人一样,对冰心的一贯印象就是《繁星》、《春水》那类泰戈尔式的小诗,或者“小橘灯”那样的“儿童文学”,本来没兴趣,甚至莫名地有种逆反情绪,但是碍于情面,还是答应认真读稿。读完一惊--固然有些篇目从文学角度而言,明显仓促、随意,甚至个别篇目还有口号文学之嫌;但更多的,是《我梦中的小翠鸟》那样的优秀篇章。一个八九十岁的老太太,才思敏捷,句子干净,随手拈来即文章的气势,颇得晚明小品神韵。

也就从那一刻起,暗暗给自己今后的编辑工作定了个规矩:对任何一位作者,切忌先入为主、仅凭先前印象或任何他人的判断来做预判,每一部到了案头的书稿,都要不戴任何有色眼镜,从头到尾逐字读完,方可下结论。道理很简单,一是有色眼镜当然有欺骗性;二呢,每个人都在不停地变化,一个作者哪怕所有先前的作品都差,也不代表新作就不好。反之亦然。

写了充分肯定的审稿意见,正式申报选题。申报前,先与周明明协商,定了书名,就用最朴实的,《冰心近作选》。然后,周明明提了个问题--她觉得自己不少编辑工作都有利用公家之便的嫌疑,比如用单位的复印机印文稿,用了上班时间,等等;另外,要出版,也必须经过冰心本人同意,所以她提出,请她的顶头上司、文学馆当时的副馆长舒乙共同担当这本书的编选者。舒乙是老舍之子,和冰心关系形同母子,有他协助,老太太那儿的版权自然无虞。我当场夸赞师姐就是师姐,想得周到。

为签出版协议去老太太家拜访。她看着我说,现在的编辑这么小啊!我说,不小啦,二十多啦!我小时候就来过您家,跟家长一起来的,那会儿确实小,不过估计您早不记得了。老太太一边致歉一边乐,说就你这样,还什么“小时候”!然后,老太太又问我哪儿上的学。我说,我跟您是校友呢。她一愣,问怎么个友法。我说,我中学上的166中学,前身就是您曾经上过的贝满女中。每次学校大会,一讲光荣历史,必提您大名。老太太开怀大笑,然后说:你不错,爱说话,不紧张,我就怕那些来了紧张的人,好像我是老怪物似的。小孩子就该天性活泼才对。

老太太那年九十周岁,在她眼里,绝大部分来访者都是小孩子。

书印出来,去送样书和稿费。老太太的女儿吴青开的门,先堵住我嘱咐:老太太最近身体不太好,一刻钟吧,就走,成么?我当然点头如捣蒜。进了老太太那间洒满阳光的卧室兼书房,她正笑呵呵瞧着我,嗓音浑厚地招呼:可算来了,我这儿等半天了,坐以待币--坐等人民币。

我是头次听到这说法,当场乐喷。很多年后,看到老太太眼里另一位“小孩子”李辉一篇文章,也忆及这一说法,看来老太太对此成语改造挺得意,不时用用。

我跟老太太说:您是我做编辑第一个作者呢,所以有两个请求,一是讨本签名书做纪念,二是要跟您合影。老太太说:都答应。先照相。

合完影,她扯过手边的一杆圆珠笔,在我递上的一本还散发着新书油墨香味的扉页写:杨葵小友留念。写完后说:哎呀,应该写小校友更准确。

后来老太太又和我聊了很久,她心爱的那只大白猫不时蹿到桌上,旁若无人,悠哉游哉。她聊作家协会的一些现状,居然对很多人事全盘了解,出乎我意料;她聊“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这话被我记到现在,多次写文章时引用;她聊原来在燕京大学的往事,还记得她说:我就不爱听什么“别了,司徒雷登”,人家司徒雷登帮过很多进步学生,好几个人都是坐着他的车,才去了解放区。应该感谢每一个帮助自己的人,忘恩负义不好。

我因记着之前吴青老师的嘱咐,不敢多扯,只静静地听,不时瞄手表看时间。渐渐地,老太太说话直气短,大白猫再溜达到手边,也懒得去抚弄了。我赶紧站起身告辞:老太太,您该休息啦,别累着,都赖我缠着您说话儿。老太太定了定神儿,一脸十分无奈外加歉意地说:确实累啦。

半个多月后,老太太托人转交来一个信封。打开一看,原来她逐字逐句把《冰心近作选》读了一遍。书里夹了十几张小纸条,标识那页有文字改动。我吓出一身汗,当即推开案头正在进行的工作,逐一核对。核完发现,真正校对错误不多,绝大部分都是老太太对自己文章的进一步语言锤炼,希望我们再版时改正的。

掩卷汗落,但这汗没有白出,从此之后,每次在书稿核红样上签字付印时,老太太亲手批改的那本书的模样都会在我脑海浮现,我会随时警告自己:真的仔细了么?编校质量真的有保障么?书出来要是错误太多,大道理不说,光作者这里就交待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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