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毛泽东正在着手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写于1936年12月），这是一部理论性很强的军事战略着作，系统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毛泽东说过，这部着作只完成五章，因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而搁笔。
为了完成这部着作，有必要在军事理论上强化自己，于是这时期的毛泽东系统地学习了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着作，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孙武的《孙子兵法》等。《孙子兵法》无疑是一部战略性着作。其中阐述了许多重要的关于战争的总体观和战略战术方面的问题。
联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着作多处引用《孙子兵法》的情况来看，至少毛泽东此时，对这部“兵学圣典”是专门作了精心研究的。
（1）“‘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乃是科学的真理”
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谋攻》）
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孙子的这句话。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
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⑥
标志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形成的不朽军事名着《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在第一章第四节--“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中，引用了孙子“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说明对待战争规律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毛泽东说：
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①
毛泽东特别强调，只有在两个阶段中，都尽力“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才能真正解决战争中主观与客观的矛盾，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
那么，如何才能“知彼知己”、“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规律”呢？毛泽东说：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
就这样，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知彼知己”认识过程的四个相互联系的具体环节，同时提出了每一个环节的基本要求与方法，从而揭示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之能动的飞跃过程。这样一来，他就把孙子提出的原则进一步深化，并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融为一体，实现了创造性的发展和超越。
（2）“以众击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孙子说：“弱生于强”，“强弱，形也”，② 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但要在战略全局上，将敌强我弱变为敌弱我强，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功；而在局部上，即在战役或战斗上造成敌弱我强的态势，则是通过正确的指挥，可望争取办到的。因此，为了创造转弱为强的有利形势，孙子提出：“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 ③ “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 ④ 这就是说，在战役和战斗中，要注意防止我之兵力分散，而要造成敌之兵力分散，力争集中五倍乃至十倍于敌之兵力，形成拳头，以众击寡。如情况相反，即应“逃之”、“避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