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
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⑤
后来他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更明确地指出：
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⑥
十分明显，这是直接继承了孙子“十则围之”、“十攻其一”的策略思想。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实力有所增长，但面对的却是更为强大的日军。毛泽东《论持久战》写道：
我可以利用地广和兵多两个长处，不作死守的阵地战，采用灵活的运动战，以几个师对他一个师，几万人对他一万人，几路对他一路，从战场的外线，突然包围其一路而攻击之。……敌兵虽少，乃是强兵（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我兵虽多，乃是弱兵（也仅是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不是士气），因此，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我不但应以多兵打少兵，从外线打内线，还须采取速决战的方针。⑦
及至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已拥有雄兵百万。但毛泽东仍再三着论，坚持集中优势兵力，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的方针。⑧ 最后赢得了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胜利。
（3）“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避其税气，击其惰归”见《孙子·军争》。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着作中，毛泽东又指出：
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毛泽东将孙子的“避锐击惰”运用于红军反“围剿”斗争，提出“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打圈子政策”。在根据地内，不停地与敌人“兜圈子”，叫敌人抓不住打不着。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与敌决战，避其税气，令其疲惫，然后伺机破敌。即如孙子所说：“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将敌人拖来拖去，始终掌握战争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孙子说：“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孙子·虚实》）在红军前三次反“围剿”中，毛泽东指挥红军用“盘旋式打圈子”的“拖死狗疲劳战术”，屡战屡胜。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将红军游击战时期的“打圈子政策”，发展成为运动战中的“蘑菇战术”。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对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我西北野战军2万多兵力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与胡宗南25万兵力周旋，敌我兵力十与一之比。敌东奔西突，寻找我中央机关和我军主力决战。毛泽东指出：“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他指示我军：“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强调“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我军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意图，采用‘蘑菇战术’，牵着敌人鼻子在陕北高原上“游行”，始终居于主动地位。相反，敌军处处被动，饿着肚子走冤枉路，却始终未见我中央机关踪影，丢盔解甲，损兵折将，一年中间胡宗南主力丧失殆尽，最后不得不退出延安。“蘑菇战术”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我西北野战军也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实现了“伟大的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