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们来轰轰烈烈一下。接着我说了我的点子，大家疯狂拍手叫好。
有同学问：“不会有问题吗？”
我说：“我还是老师呢，怕什么，尽管放手去做。”
学务处决定要在校庆当天举办运动员入场，这是破天荒的。
学校预设的画面大概是这样：乐队吹着进行曲，班级轮番拿着旗子、穿着运动服列队整齐进场，通过司令台，经过第一个标兵时，对台上行注目礼，经过第二个标兵，继续走，走到定位，同一时间司仪会喊着：“现在进场的是，一年二十五班……”
办公室里几个老师都觉得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建中已经很久没出现这种阅兵式的活动了。
“这不仅仅是过时而已。”一个同事用权力结构及政治学权威统治的角度批判起来。
往好处想，应该没这么严重，大概只是新官上任想要有新的气象，没其他用意。但实际上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画面：学校就这么一丁点大，想必所有高一和高二学生要先挤在同一边，把偌大的操场清空后，然后六十几个班级鱼贯而行。因此可以想见，大家只会敷衍了事--反正你要我走，我就走，走完就没事了。想要让建中学生对这种事精神抖擞而“欢欣鼓舞迎接校庆”，别闹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件事会变成走过场的劳师动众，徒具形式的仪式，真是非常无趣。即使要进场，也不该是这样的。
班会课讨论了这件事。我说，我们来轰轰烈烈一下。接着我说了我的点子，大家疯狂拍手叫好。
有同学问：“不会有问题吗？”
我说：“我还是老师呢，怕什么，尽管放手去做。”
两个星期后，校庆的日子到来了，一如预期，两千多个学生挤在自强楼科学馆前与排球场之间窄窄的路上，从二年级进场开始。二年一班、二年二班、二年三班，每个班级都穿着运动服，按计划入场。二年四班、二年五班……二年二十五班，这是重点班学长班，班长披着候选人的彩带，站在推车上由同学推过司令台，一面挥手致意。二年二十六班，另一个重点班学长班，全班在肩上绑红纸圈拿着小册子，经过司令台喊着“主席！主席！主席！”
除了这两班外，每个班都按照规定，一板一眼地走过。
接着轮到一年级。一年一班、一年二班……一年二十五班，嘿，我们上场了。
留校自习，一整栋楼懒洋洋趴在各班走廊上的高三学长顿时爆出疯狂的热烈欢呼。声音之大，连躲在教室里的学长也全部冲出来看。
我们领头的是舞狮（跟舞狮社借来的），然后是大鼓和锣钹（跟国乐社借来的），隆咚隆咚锵、隆咚隆咚锵，后头跟着八个打赤膊、用广告颜料画花脸的八家将（还画胸毛，超好笑），手上拿着用班上扫把和拖把做成的兵器，接着四个勇士扛着神轿，绑在竹竿上（罩着红布的课椅是班上的，竹竿是跟童军社借来的，红布是跟班上的裁缝家长借来的），剩下的同学全部充当善男信女，跟在后面。
当舞狮行至司令台前，神来一笔的跟校长讨红包时，全校简直“High”到最高点。刚好有电视记者来跑新闻，于是我们就这样上了午间新闻。
中午，我一直在接家长电话，他们问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边笑边回答，因为我想到家长在家里或餐厅，和同事悠哉悠哉地吃午饭看电视，突然看到自己的小孩画着花脸出现在电视上的那个喷饭场面。
感谢建中的包容环境，才容许我们这样的搞怪。也感谢有这样的学生，不过是入学没多久的高一小毛头，却愿意在框架中创造一点不同的思考，愿意这样豁出去，做一点值得留念的事。
从头到尾我不过给了一个“八家将”的点子以及全力支持的承诺，最后的成果却好得出乎我意料，而我也收获良多。
前阵子和班上几个同学又聊到这件事。沉淀了这么久再回头看这件事，我们发现一个深层的共同原因；我们都很不喜欢形式上的规定，所以一拍即合。有机会就要搞怪一下，证明自己与众不同。
然而回忆起来，我们也感叹六十几个班级中，搞怪的就只有这三个重点班。
这三个班可没有事先串联，所以这个巧合颇值得玩味：我们更感慨台北学校之“没创意到了极点”，永远就是一个模仿一个。一个学校毕业典礼搞个主题布置，下一年其他学校就会跟进；一个学校有舞会，另外一个明年就会有；一个学校开始化妆进场，现在每个学校都在弄这一套了。所以我们也很骄傲，至少我们领先了好几年。
于是，我问，现在规定要化妆进场了。如果现在再来一次，你们会怎么做呢？
大家七嘴八舌，但是有好几个人的答案是这样的：那我们就全部不化妆，全班从头到尾穿整齐的校服，上衣按校规扎进裤子里，背着书包，手拿课本，面无表情，无声走过。
我笑了，因为我心里也是这样想。这真是天生反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