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时不累，写完了很劳累。
又及
附文
终于发出的信
陈丰
二八年十二月四日我赶到北京的时候，父亲刚进重症监护室。我晚到了半小时。我跑去三次，第一次被告知晚上可以来。再去时遇到一位三十来岁的值班大夫。他无理无情地不让探视，于是我询问病情，他的开场白是：“透析这么多年了，总有个头吧。”这句近乎废话的“真理”，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三次再去，监护室主任终于同意让我进去看看。父亲样子很平静，因为肺炎，脸色微红。他还没插上管子，还能说话。但只来得及说了两句：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
我尽量少用字，好让他看清我的嘴型。他的助听器被摘掉了。
——你怎么瘦了？
他声音微弱。
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木然地看着他。大夫已经催我走了。
我尽量做出平静的样子，嘀嘀咕咕地说了句你安心治病，我再来看你之类的话。他微微点点头。
一共不到五分钟。
以后的三周里我和母亲无奈地在家里等待。能做的只是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去医院以不变应万变的神情麻木地倾听不同的大夫以不同的语气或耐心或厌烦地讲述病情变化。透过各种医学名词我们能理解的是肺炎难以控制，他的各种生理器官正在无可挽回地衰竭。他的意识、神志、思维和感受不属于医生的叙述范围。大夫说他什么都衰退了，就是脑子好。我于是问能否给他写字条，给他看看他日思夜想的小外孙女的照片，让他知道我们在他身边。年轻大夫说可以。年长些的女大夫则说这样刺激他，让他激动不好。等我再被允许进去看他，他已经被埋在各种管子下面，被注射了安眠药，人为地进入冬眠状态。思维和思念已成奢谈。我极后悔没有坚持去“刺激”他，让他临终前体会到最后的理解和挂念。我想象着他看着外孙女照片时脸上露出的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