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进入第四次“大转变”的时期了。就是从把西方文明“理想化”转向看作更为繁难的“历史哲学”，而不是把它简单地“模型”化。例如，美国民主、法国民主、英国民主，等等都是由西方文明出发的“摹本”。我晚年想做而可能做不成的问题，就是探索西方文明何以产生出这么多“摹本”。这是一种非常“虚”的问题，不可能研究出什么结果来。我这样的身体，这样的年纪，脑子里又积存了那么多的东西，做这样事，是最合适也最愉快的了，无始无终，恍恍惚惚，在烟里雾里寻觅快乐。
古今中外，我最服膺的人，只有康德。他使我理解了天下难解之事，也使我了解自己。现在许多人都自诩康德专家，我觉得都只是“专家”而已。我现在已是斗室中的“世界主义”者了，羽化登仙，大概是一个老人最入迷的境界。
最近不出十天以来，身体“陡然”而迅速地衰弱下来，周身像泥捏的一般，才懂得了这叫做“甲状腺旁腺机能亢进”，致使全身骨钙严重流失，不得不坐上了轮椅。我奋斗地想各种借力的办法“站”起来，但都失败了。我这样一个“自尊”的人，不能不动一动都有求于人。这是我自一九九八年开始血液透析以来下的一个关键性“大台阶”。
至于我的“精神状态”么，依然平和如故。身体恶化得这样快而且如此突然，我想到八个字：“临危不惧，遇难不慌。”
以上是我此生四次思想变化的概述。下面是我的三个牵挂。
一是与我“志同道合相互提携”的老伴，将来如何生活？她也已高龄，现在为自己衷情的事业和家中繁重而琐细的事操尽心力，她的心力能坚持多久？
二是我在国外的两个精神寄托：小丰马上五十岁了，真无法想象时光走得这样快。丫丫小宝贝，身心健康，只是想能有机会常看到她。
三是我个人最难说的事，就是在有生之年（还有多长？）修订《欧洲文明》的两本书。最近几年，我又积累不少思想的和资料的资料，我感到我正在向某种“历史哲学”迈步。但是岁不我与，照现在的情况看，很可能做不出什么，终于将是一桩遗憾的个人“牵挂”。
以上可以说是一封“代遗书”的“提纲”，虽说很粗疏，但却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既使再增加些细节，也出不去这个“大框框”。我对自己的看法如此而已。
一个星期期间，有时写几行、十几行、几十行，完成了这副“画像”。
十一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