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凯瑟医疗机构与美国国家儿童辩护团体“今日儿童”进行了一项全国性的调查。年轻人都认为——不论其年龄、地区、人口统计族群——暴力、枪支与帮派,是他们生活中的最大威胁。
“孩子们的童年正在流失当中,”“今日儿童”特殊保健行动的主任玛丽安·欧苏利文说,“如果一个孩子对于严肃的生存议题产生了如此程度的恐惧,本该用于嬉戏学习的时间,却被他们耗费在恐惧上了。孩子们成为栋梁之才的概率可能会因此而降低。”
1999年4月21日,科罗拉多州利多顿发生了美国史上死伤最为惨重的校园枪击案。这种在貌似平静安逸的校园中所发生的枪击案,使全美上下大为震惊。即便近来有数据显示,1997年10月至1999年4月间校园暴力事件已然减少,仍有七桩校园枪击案成为全美头条新闻。
在这些惨案发生后发表言论的专家说,如此严重的暴力事件发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辩论的核心在于导致这类暴乱的原因为何。
杜克大学的儿童与家庭政策中心主任肯·道奇,曾经以八年的时间长期追踪九百名高危险青少年。他说:“有时候,你可以瞧得出一些端倪。”有暴力倾向的孩子不见得全都一个样儿,但是危险因子清晰可辨——低收入家庭、危险的居住地区、过度严厉的管教、身处于家庭暴力之中——这可能使孩子早在幼儿园或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便陷入一种充满敌意的精神状态。
幸运的是,最新的统计数据也显示,全美校园的暴力事件事实上也在全面减少当中。问题在于,科伦拜高中[1]与其他地方所发生的骇人事件,意味着“暴力事件可能已改变了样貌”,国家研究委员会的黛博拉·菲利普斯说:“这种当众扫射的模式,似乎有增加的趋势,这点使人忧心忡忡。”她还问道,“触发这类事件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
调查人员正朝影响幼童心理健康的社会因素方面详查,就算是孩童年纪稍长后才会出现的严重征兆也不放过。他们非常热切地想要了解反社会行为与亲社会行为的极早期前兆。在了解日后引发严重问题的征兆之后,我们才可以辨别出可行的干预调停手段。
家长在监督、管理与指导子女走过乱糟糟的青少年时期时,在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是最为重要的。做父母的如果太快“放手”以满足子女对于自主权的需求,或是不想被孩子排斥,却很有可能因此忽略了某些问题的征兆。青少年要求隐私是一回事,一放学回家就把自己关在房里直到半夜三更,抱着提供杀戮练习的电动游戏玩个不停又是另一回事。
“你的朋友都是什么人?你们是怎么打发时间的?”子女年满十三岁的时候,这是个不得不问的问题。此外,外表也可能唬得了人。无伤大雅的衣着风潮,也有可能是使子女人际关系疏离,或者促使其与他人结党的“形貌”。
最后,不是每一个因为闹分手而感受到痛苦的青少年,都会变得沮丧、有自毁倾向或杀害他人的倾向。不过,如果父母把子女失恋仅看成年少时期“纯纯的爱”,那么也许会错失严重问题的前兆。这个年龄的恋情,结局可能是负担的解除,也可能是情绪的崩溃。我们不可以想当然地假设:反正孩子们还年轻,“天涯何处无芳草”,所以他们“终将克服失恋的伤痛”。我们必须保持警觉,表示支持,同时乐于插手,即使我们的干预不受欢迎。
利多顿校园喋血案,激化了娱乐产业是否在助长暴力文化的辩论。病态的电脑游戏,与死亡、药物有关的音乐,描述青少年以残忍竞赛或谋杀解决问题的电影,都遭到详细检查。
1999年5月,《今日美国报》、有线电视网与盖洛普合办的一份民调显示,百分之四十九的受访者把科罗拉多州利多顿校园枪击案的“大部分责任”,归咎于包括电影、电视与音乐在内的流行媒体。(然而有更高比例的受访者怪罪于父母以及拥有枪支的事实。)
百分之四十的受访者认为,对电视、电影暴力情节设限,“十分”有助于遏阻校园暴力。
丹佛警察局反帮派小组的史帝夫·瑞卡德警官表示,根源于家庭生活——而非娱乐媒体——的情绪问题,显然对于孩子们为何诉诸帮派与暴力有着最深远的影响。他发现,许多青少年参加帮派或投身狂热崇拜,是为了寻求他人的接受,寻找自我价值的感受以及认同感。
不过瑞卡德也说:“有很多时候,娱乐——音乐、电影——才是触发的关键。它不见得是原因,却也是促使青少年做出某些事情的小小推力。”
1] Columbine High School,即前述科罗拉多州利多顿的校园枪击案案发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