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一种丰裕哲学：
在生活全球化、公司集中化和技术整合化日益加剧的时代，它志在研究人间的差异扩张。
它在知识上关切现代社会中的权力、意义、身份和主体性，并把这些关切融为一体。
它极力恢复和推进边缘性的、微不足道的或被鄙视的区域、身份、实践和媒介(这是一种渎神性的追求)。
它是批判性的事业，致力于对支配性话语这一常识(common sense of dominant discourses)予以置换、去中心化、去神秘化和解构。
它是对知识政治(intellectual politics)的激进承诺--要用观念创造奇迹，要对观念创造奇迹，要由观念制造奇迹。
它还是出版性的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根据学院和出版工业中的文化企业家来界定的。从业者和出版商说文化研究是什么，它就是什么。
文化研究展示出一个显著的趋势，即它关注身处现代性中的发讯人和收讯人的关系。它做了细腻、有趣的工作，探讨不同文本语境和社会语境下的意义建构实践(practices of sensemaking)，特别是探讨那些不平等的关系，还有不平等关系借以形成的媒介，以及改变不平等关系的可能性。它对许多话题的兴趣是经久不衰的，这些话题包括通俗文化、阶级(次)文化、通俗媒介(戏剧、新闻业、音乐)、日常生活、城市与市郊、主体性、意识形态、霸权、话语、权力、可视性以及其他非言语意指(nonspeech semiosis)、身体、身体与技术、公与私的关系、制度与人的关系、文化政治、边缘人与边缘实践得以成长的环境、跨国知识与图像流、非都市文化之间的殖民残余与帝国残余，等等。
文化研究也有自己的历史，筚路蓝缕的从业者们很早就在耕耘这片土地了。把文化研究视为民主化的文学想象的理查德·霍格特(Richard Hoggart)，把文化研究视为有关大众抵抗和变革的政治理论的斯图亚特·霍尔，都曾研究过文化研究史。把文化研究视为呆头呆脑的唯物主义的历史学家、霍尔在伯明翰大学的继任者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也曾研究过文化研究史。第一本成书的(英国)文化研究史是由澳大利亚人格雷姆·特纳完成的，他认真地琢磨了文化研究中的理论与理论家、著作与论点、概念与争端等问题(Turner, 1990; 2nd edn，1996; 3rd edn，2002)。在这个方面，该书至今都是难以逾越的。文化研究的许多导论性著作，如约翰·斯托里(John Storey, 1999)的，尼克·库里德里的(Nick Couldry, 2000)，以及克里斯·贝克的(Chris Barker, 2000)，都把历史账目与他们对历史账目的说明，以及对历史账目的分析性注释和概念性注释融为一体。资深的文化研究人士，比如夏洛特·布朗斯顿(Charlotte Brunsdon)、保罗·吉尔罗伊、伊丽莎白·威尔逊、安杰拉·麦克罗贝(Angela McRobbie)、大卫·莫利(David Morley)，都把历史账目囊括在自己铺张的著作中。诸如弗雷德·英格利斯(Fred Inglis)和伊万·戴维斯(loan Davies)之类的批评家，一直在踏着自己的鼓点前进，还把自己的鼓点称作文化研究，自行其是。文化研究有点"大家一起来过节"的味道，包括学生和老师在内的许多人一哄而上，所以群雄蜂起、各说各话也不是什么缺点。故事人人会讲，讲故事的方式总是各不相同，但要公平对待各种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