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简史》的主体部分是用过去时写就的。这样做，是因为这个领域已经到了拥有历史的地步。它不处于学科方法与普遍真理的无休无止的现在时中。每一章都始于探究差异的文化研究，共有六种。鉴于每种文化研究各有特质，把虚假的线性历史的一致性强加于它，是不明智的。
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因时而变，并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至于呈现何种形态，取决于谁在研究它，为什么研究它。这不仅事关下列事务，即要确定在一般情形下和在特定情形下，文化各自用来表达什么意思，这还事关分析议程(analytical agenda)。比如，分析议程已由阶级转向性别，再由性别转向裔族性〔5〕和后殖民问题。尽管如此，连续性和模型业已形成。文化研究必然是诸学科性的(interdisciplinary)研究领域。它广泛地借鉴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借鉴人类学、文本理论、社会-政治理论和媒介研究，也从历史、地理、视觉艺术、表演艺术那里获益良多。心理学更多扮演对手和征兆的角色，不怎么被当成有益的解释框架来使用。
文化研究有责任反思自己的知识生产模式(mode of intellectual production)，也不会向文化研究的从业者宣称自己是纯洁的和透明的。它专门研究边缘和边界，既包括话语性的，也包括社会性的。此外，它还专门研究自身的知识性、学术性的身份、方法和著作。自我反思已经深化到了这样的地步，它永远不愿接受任何种类的学科权威。没有任何正统学说不容置疑，文化研究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标准化，包括：
文化的定义； 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文化研究的范围； 适宜于完成其任务的方法； 文化研究自身的历史。
本书还会展示与这些问题相关的正在进行的讨论，而不会提供最后的权威文本。
对权威文本，特别是对有关它自身的权威文本，文化研究没有兴趣。围绕着与文化研究史密切相关的一种书写文类，形成了否定修辞(rhetoric of disavowal)。即使在讲故事时，作者们(霍格特、霍尔、威廉斯)也会宣称，很寻常的历史都有一点神话的痕迹。他们在描述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重要地位的同时，将之去中心化。他们抱怨，文化研究充满了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的以英语为母语者的偏见，同时又主要引用这些资源。这种怪异行为无助于学生了解文化研究的来龙去脉，但它又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文化研究是一个批判性的事业，而不是一个学科性的事业。任何正统学说，特别是就其自身的实践而论，都是可疑的。或许这可以用来解释，何以文化研究会相对较好地拥有了自身的历史，何以出版商依然有兴趣出版更多的著作，包括本书。相邻的领域，如媒介与传播研究，似乎都对自己的出身并不怎么焦虑。
尽管对自己感到焦虑，文化研究还是从下列行动中汲取了力量：它坚决反对在自己的实践领域内归化某些霸权立场，尽管在不断拒绝某些霸权立场的过程中，必然地建立了关切、个性和出版的等级体系。通过拒绝学科性的正统学说，文化研究一直对源于边缘的革新大开方便之门，这也与它对差异和边缘性为时已久的兴趣一脉相承。这同样有助于保存下列想法：就其较长时期的目标而论，文化研究肯定并非全然学术性的。文化研究有志于介入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有志于确立研究对象和学科方法。
另一股力量在于，作为更加广泛的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cism)的一部分，文化研究借助于形形色色的修辞计策(rhetorical ploys)，进入了分析世界(analytical world)。这些修辞计策是用以揭示或破坏分析者的言说立场的。在文化研究自己的阐述里，它从来就没有对普遍主义做过任何妥协：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权威立场，文化研究可以站在这个立场上俯瞰、命令和评价自己或他人的存在。正如霍米·巴巴所言(Bhabha, 1998：29)，它的出版物总是"装饰着论战舞台上的小道具"。
但这种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也有其不利的一面，这既表现在知识方面，也表现在实用方面。在知识方面，文化研究是如此的杂乱无章，以至于很难说清楚，它究竟是什么，目的地又在何方。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许多人跻身其中，结果使某些人感到不适，因为在这些人眼中是必不可少的事情，却难入另一些人的法眼。但是，因为文化研究拒绝使其学科形式专业化，它没有任何制度性手段，来处置借文化研究之名进行的恶劣实践、恶劣信仰和恶劣政治。
于是文化研究开始步履蹒跚地规划其实用机制，管理自己的事务，推动实现自己的目标。佩尔·亚拉苏塔立(Pertti Alasuutari)、乔克·赫米斯、安·格雷(Ann Gray)加上我，一直想创建一个国际性的"文化研究协会"(ACS)。但无论怎样殚精竭虑，结果都只能证明，要想在任何事情上达成共识，是多么的困难重重。对这整个想法的批判是由拉里·格罗斯伯格(Larry Grossberg)发起的，在他看来，基于美式模型的学术协会的幽灵开始显现。他不想让文化研究也去建立ICA、APA或MLA〔6〕那样的大型霸权组织。这场论争吵吵嚷嚷地进行了好多年，电子邮件跨越了若干大洋，还吵到了一年召开两次的"处于十字路口的文化研究"的讨论会上。这两次会议，一次是在芬兰西南部城市坦佩雷(Tampere)召开的，一次是英国的伯明翰召开的。在某些人看来，此举的目的只是建立联络网络，或许购买期刊还能打打折扣；在某些人看来，此举的目的是使文化研究屈从居于统治地位的机构和商业出版人；在某些人看来，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利用它插手公共辩论；在某些人看来，它又散发着职业主义〔7〕和机会主义的臭味；在某些人看来，这是告诉其他国家的人们，这是一种好方式，可以告诉他们，在他们国家之外正在发生着什么；在某些人看来，它是另一个欧美(和澳大利亚)式的巧取豪夺。将其团团围困的是必须如此(must be)而非能够如此(can do)的口水修辞，于是它苦苦挣扎在本应振翅高飞之地，不得不再拖上几年，于2002年在坦佩雷召开的"处于十字路口的文化研究"讨论会上，以改良后的形式粉墨登场。饶是如此，协会的结构更具意识形态上的代表性，而非实用上的有效性，因为在分配地区代表名额时，依据的是某些人认为国际地图理应如此布局的这种想法，而不是不同地域的文化研究的实际力量的地貌，从而给拉丁美洲分配了过多的代表名额，给文化研究如日中天的澳大拉西亚〔8〕分配了太少的代表名额。
但也有制度上的收获。英国有一个专门判断全英大学研究实力的机构，名为RAE〔9〕。文化研究在RAE的一个专家小组分别于1992年、1996年和2001年进行的评估中，三度浮出水面。由菲力普·施莱辛格(Philip Schlesinger)担任主席的第65专家小组一直致力于传播与文化研究，尽管这个领域的许多资深人士，包括在该专家小组中担任评估人员的人士，都把自己的研究归于其他领域(一般归于社会学)。结果，得之流而失之源。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C)的继承者，它在2001年的RAE中获得了"3A"，算是中等分数。尽管获得了完美的教学分数，尽管大学生有很高的需求，伯明翰大学还是迅速将其关闭。大势已去，这个决定是在2002年于坦佩雷召开的"处于十字路口的文化研究"的开幕式上宣布的，这令国际学界晕头转向。刚刚组建的文化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Cultural Studies)的首个行动就是向这一决定发起抗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