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丘吉尔说过一句隽语:"历史会对我们很友善,我打算写写它。"〔10〕无论他是否说过,这话总是包含着真理。那些曾经卷入各类事件(大的或小的,政治性的或知识性的)人,都曾专注于两种截然相反的目的:他们想让历史精确地呈示出来(也就是说,把历史显现为历史,而不是宣传或自吹自擂);他们想让历史对自己再友善一些。
无法抗拒做假账的诱惑的作者显然有机可乘;以某种方式展示相关事实,令读者产生这样的想象,世界属于强者,这是那些事实导致的自然结果。有时候,历史是由事件的参与者讲述的,在这种情况下,这尤其危险。所以,读者有责任确认所述内容可否采信(caveat lector)。
但是参与者并不全然了解自己,他们也无法知道,哪些信息才是相关的。于是出现另外一种有关活历史(lived history)的观点,这种观点不是由国家战争领导人为了维护自身政治利益提出的,而是由雷蒙德·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的末尾提出的:
文化在活着时,总在一定程度上不为人所知,总在一定程度上尚未实现。一个共同体的形成总是一种探险,因为意识无法先于创造,也没有什么语句来概括未知的经验。正因此故,一个优秀的共同体,一种活着的文化,不仅会要预留空间,而且会激励那些有助于意识提前的人。意识提前是共同的需要。……因为我们不了解未来,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确切知道,未来是由什么填充的。(Williams, 1961:334)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论及跨文化传播时,持有相同的看法。他说:"每一种文化都有内在的盲点,这种文化无法把握自己的盲点,也无法与自身保持一致。要领悟这一点,……就要更加充分地理解文化。"(Eagleton, 2000:96)基于这个洞见--伊格尔顿把这个洞见归于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伊格尔顿指出,分析其他文化或分析"大对体"(the other),不仅有益于这种分析,而且有益于被分析的那种文化:
正是在"大对体"自我解体之处(大对体并不全然受其语境束缚),我们才能与它深入接触,因为这种自我晦暗(selfopaqueness)也符合我们的本性。只有当我明白了下列道理时,我才能理解"大对体":它,以及它谜一般的性质令我心烦意乱,这对它而言,同样也是难题。(Eagleton, 2000:96)
简言之,参与性的分析者理应承认自己并不了解自己,承认自己的文化和别人的文化都有未被人知的部分。读者也要警惕以"相关事实"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诱人叙事。
关于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的事实之一便是,观念与生物有机体罕见的一致,它也有出生、存活和死亡。观念并不具有单一起源,除非被广泛分享、应用、修补、复原和校正,观念常常名实不符。尤里·洛特曼(Yuri Lotman)说过,"一个人的心智是无法垄断思想的运作的"。心智的运作也是由"记号系统"、社会制度和社会动能操控的,"记号系统"、社会制度和社会动能"保存、改写和增大信息库"(Lotman, 1990:273)。
文化研究就是这样的"记号系统",它在出版社、大学和学院中的制度化,以及它在形形色色或多或少的流亡实践中的制度化,意味着它既是集中的也是分散的,它有多种多样的起源、主体性和用途。它是一架思想的机器,有自己的生命,有时候,那些觉得自己创造了它的人们,恰恰不能以它达到自己的目的。
文化研究史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敏锐地感知各种观念的可变性和无常性。一旦释放出来,观念往往犹如宇宙中的夸克,狂奔而去。它既无所不在,又踪影全无;无法识别,但是理解它,又非常重要。不理解其起源,就无法评估其功效。所以在观念的领域中,历史并非像谚语所说的那样,"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也不像桑施泰因·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所说的那样,历史只是简单地追踪现象中的因果关系。但观念的这种性质也使它令人鬼迷心窍地追寻其足迹。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正如雷蒙德·威廉斯所言,研究观念史"有助于意识提前",而"意识提前是共同的需要"。此外,伊格尔顿说过,研究令别人心烦意乱的东西,也是研究令自己心烦意乱的东西的一种方式。
何谓文化研究?为达本书的目的(即按章节顺序叙述文化研究的历史),丰裕哲学被视为一系列的努力、企业、论文,它们并不互成正比。
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为什么作家、批评家和出版商如此器重文化?为什么研究文化这种行为被视为政治性的?(第一章)
文化研究与大众社会理论:在通俗文化与高级文化相互对立的气候(或类型学)中,自莎士比亚以降,一直到当代音乐与媒介,使通俗文化承载严肃内容,这种可能性何在?(第二章)莎士比亚
文化研究与艺术史:在文化研究的食谱上,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市民人文主义和艺术的配料都有哪些?(第三章)
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联系经济与文化的枢纽何在?何者决定了经济、政治与文化之域?(第四章)
文化研究与女权主义、人类学、社会学:如果"文化是庸常的"(culture is ordinary)〔11〕,那又如何研究平庸的、日常的行为,例如,如何研究旅行、漫步、购物、饮食?(第五章)
文化研究与教学:文化研究是如何面对自己的读者的?它是如何创造庞大的、跨国界的、多学科的读者群的?是如何使目光敏锐的同行和没有任何担当的入门级读者,共享对文化研究的兴趣的?(第6章)
文化研究与出版: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塞奇出版社(Sage)、阿诺德出版社(Arnold)、杜克大学出版社、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全部出列(引证书目)。
这些不同的历史、话题与问题支撑着本书六个主要章节(以及参考文献)。每一章都呈现一个略有差异的研究对象。这些章节连在一起,构成了有关文化、权力、差异、身份的观念史,也完美地构成了格雷姆·特纳聪明地称之为"临时地图"(provisional map)的东西(Eagletou, 1990:6)。本书或许对读者还有些用处,包括那些刚刚退休的想从事研究的侦探们,无论他们是想去海边转转,还是要长风破浪、直挂云帆地横跨大洋。
译者注〔1〕萨摩亚群岛(Samoa),南太平洋上斐济东北偏东的一个岛群,分为美属萨摩亚和西萨摩亚。
〔2〕圣费尔南多谷地(San Fernando Valley),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山谷,在洛杉矶市商业区西北面。
〔3〕本书涉及"disciplinary"的词语甚多,需小心辨析:除一般的disciplinary(学科)外,还有academic discipline(学术科目),transdisciplinary(跨学科的),multidisciplinary(多学科的),interdisciplinary(诸学科的),intradisciplinary(学科内的),postdisciplinary(后学科的),counterdisciplinary(反学科的),等等。
〔4〕"奋进号"与英国殖民史有着重要联系。1770年,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船长驾驶着"奋进号"到达了今天的澳大利亚,将其命名为新南方威尔士地区,宣布为英国领土。1776年,海军把"奋进号"转卖给民间,投入商业运作。随后,这艘船被更名为"三明治爵士",主要作为德国商人往返美国之用。再后来,它又成为一座关押美国囚犯的"监狱船"。1778年,美国与法国计划袭击纽波特港,英国害怕港口附近水域会成为法国军队炮轰城镇的良好平台,于是决定派遣包括"三明治爵士"在内的13艘船堵住港口。这也是"三明治爵士"最后的辉煌时刻。2006年,英国考古学家说,他们在美国罗得岛纽波特港的水面下发现了"奋进号"残骸。
〔5〕裔族性是对"ethnicity"的中译。在华语区,ethnicity译法甚多,包括种族划分、民族特性、族群、族性、民族性等等,不一而足。裔族与种族不同,种族是从人种上划分的,多用于描述人的生理体貌特征;裔族是从文化上划分的,多用于描述人的起源、宗教、语言等特征。在西方,非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甚至华裔美国人等,都属于裔族的范畴,而非种族的范畴。在用来描述裔族的诸特征中,起源可能是最重要的,故将"ethnicity"译成"族裔性"或"裔族",将"ethnic"译为"裔族的"。
〔6〕ICA,即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APA,即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MLA,即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三者均为美国大型学术组织。
〔7〕职业主义(careerism),指把追求职业成功作为自己主要或唯一的目标的主张或信仰。
〔8〕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一个不明确的地理名词,一般指澳大利亚、新西兰及附近南太平洋诸岛,有时也泛指大洋洲和太平洋岛屿。
〔9〕RAE,即"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研究品质评鉴)的缩写,是英国专门负责评估研究水平的机构。
〔10〕据说丘吉尔说过这样的话,但具体表述不一,语句略有差异。他的言下之意是,既然历史是我们自己撰写的,当然对我们有利,因为历史这个小姑娘是由我们任意打扮的。
〔11〕"文化是庸常的"(culture is ordinary),此语是雷蒙德·威廉斯在1958年提出的,之后很快成为伯明翰中心的研究纲领。如果"文化是庸常的",普通人的日常文化将要替代图书馆和博物馆里的高雅文化,文化将被视为一个意义创造的过程,而文化研究将要着重考究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