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代时期的教育
五代政权以开封、洛阳为都城，在这里设置国子监。后梁开平三年（909）十二月，国子监上奏：请统计现有朝官和地方官的俸料钱，每月从每一贯（1000枚铜钱）中扣下15文充公，用来购置建筑材料，"创造文宣王（孔子）庙"。（《旧五代史》卷五《梁太祖纪五》）梁太祖批准，于是在洛阳修成文宣王庙。后唐长兴元年（930）四月，国子司业张溥上奏"请复八馆，以广生徒"；当时的史官议论道："按《六典》，监有六学，国子、太学、四门、律学、书学、算学是也，而溥云八馆，谬矣。"（《旧五代史》卷四十一《唐明宗纪七》）其实，中央直属学校除了国子监下属的六学，还有门下省的弘文馆，东宫的崇文馆，统称六学二馆。可见五代教育荒废，人们对于唐代的教育制度已经陌生。两年后，国子博士蔡同文上奏，认为每年春季第二个月和秋季第二个月的第一个丁日，都是向孔子行释奠礼的日子，文宣王庙中配享的兖国公颜子（颜渊）以及闵子骞等十哲，尚能享受祭祀供品；"其有七十二贤，图形于四壁，面前皆无酒脯"。他建议按照唐朝旧规，"文宣王四壁诸英贤画像面前，请各设一豆一爵祠飨"。中书将此建议下太常寺礼院讨论，形成决议：释奠文宣王用中祀礼，以少牢（猪羊各一）祭祀；颜渊、闵子骞等配享者面前，各摆放两个笾，里面盛放的食品是栗和黄牛脯，两个豆，里面盛放葵菹、鹿醢，一个簠和一个簋，各自盛放黍、稷饭，一个酒爵；鉴于祭器没有"一豆一爵"的规定，对于四壁英贤，参照郊祀礼，"各陈脯、醢等诸物以祭"。（《五代会要》卷八《释奠》）这在今天看来没有什么意义，但在重视礼乐的古代，则意味着给儒学争地位，对于发展教育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后周广顺二年（952），周太祖拜谒曲阜孔子庙，为了表示褒崇先圣，下敕将至圣先师文宣王孔子的第43代孙孔仁玉恢复曲阜（今山东曲阜市）县令的职务，并赐给他绯鱼袋；以亚圣颜渊的后裔颜涉为曲阜县主簿，责成当地修葺祠宇，墓周围的草木，禁止樵采。
后唐天成三年（928）正月，中书门下上奏说：国子监的长官国子祭酒，是历代尊重的职官，但近代却不受国家重视。圣朝"方勤庶政，须宏雅道，以振时风"。希望能任命一位宰相兼任国子祭酒。唐明宗批准，由宰相崔协兼任国子祭酒，以提高国子监的地位。崔协上任数月，提出几条建议，三年后国子监上奏又提出建议，唐明宗下敕处理。总括这些精神，其具体情况是：国子监每年增补监生二百名，各地解送贡举人员来京师报到，不分时间，先由学官对他们进行考试，了解其学业深浅，确定收补谁为监生，收够二百名为止，截至日期为十月三十日；各地解送来国子监上学的人员，须在各道州府设置的官办学校中学习过，经乡党考察推荐，确属品学兼优者；监生入国子监学习，发放公牒作为证明，不得持此文书免除其家庭的差役，太学书生，也这样对待；监生每季度进行专业考试，考试结果须上报，如果入国子监学习历经很多年，学业没有长进，虚占名额，不能参加科举考试，须将其人姓名上报等候处理；国子监新补的生徒，要缴纳束修（学费）钱两千文，科举及第后缴纳光学钱一千文。（《五代会要》卷十六《国子监》）
天成四年，国子监上奏，建议区分监生各自的情况，因材施教，有所侧重地加强儒学某部经典的教育，说："但自学徒所好，可以教亦随机，既欲成名，必须精业。如有好《春秋》者，教之以属辞比事（叙述史事的写作技巧），三体（三种史书体裁）五情（对正面反面历史人物的爱憎等感情），尊王室而讨不庭（不朝于王庭），昭沮（谏阻）劝（鼓励）而起新旧。其所异同者，则引之以二传也。如有好《礼》者，则教之以恭俭庄敬，长幼尊卑，言揖让而知献酬（奉献、回报），明冠昏（男子成年的冠礼、婚礼）而重丧祭。其所沿革者，则证之以二礼也。如有好《诗》者，则教之以温柔敦厚，辨之以草木虫鱼，美盛德而刺（鞭挞）淫昏，歌《风》《雅》而察正变。如有好《书》者，则教之以疏通知远，释之以训诰典谟，思帝德而敬王言，稽古道而统皇极。如有好《易》者，则教之以洁净精微，戒之以躁动竞进，体十翼（《易》的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系、下系、文言、说卦、序卦、杂卦）而分象爻（《易》中组成卦的符号），应凶吉而先拟议也。至于历代子史，备述变通，既属异端，诚非教本。但以适当凝冻，将近试期，欲讲小经，以消短景（短暂的时光）。今已请《尚书》博士田亩（敏）讲勘《论语》、《孝经》，行莫大于事亲，道莫大于务本。如有京中诸官子弟及外道举人，况四门博士赵著见（现）讲《春秋》，若有听人，从其所欲。颛（专）俟放榜，别启诸经。"（《册府元龟》卷六百零四《学校部·奏议第三》）此项建议被朝廷批准实行。
这就需要解决教科书的标准化问题。关于后唐雕版印制儒家经典的原由，南宋王明清说："毌丘俭贫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若贵，当板以镂之遗学者。后仕王蜀为宰，遂践其言刊之。印行书籍，创建于此。此事载陶岳《五代史补》。后唐平蜀，明宗命太学博士李锷书《五经》，仿其制作，刊板于国子监，监中印书之始。今则盛行于天下，蜀中为最。明清家有锷书印本《五经》存焉，后题长兴二年也。"（王明清：《挥麈馀话》卷二，《四库全书》本）这则说法错误很多。毌丘俭是三国时期曹魏人，怎么700年后当了"王蜀"（前蜀）的宰相？三国在前，萧梁在后，三国时期哪有萧梁昭明太子编集的《文选》？清人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五十二《后蜀·毋昭裔传》注引《五代史补》作"毋昭裔"，"仕蜀为宰"，说的不是"王蜀"，而是后蜀。这份《毋昭裔传》说：毋昭裔在"后主践阼之明年，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可见他当上宰相在后蜀的后主孟昶即位的第二年，即明德二年（935）。《十国春秋》卷四十九《后蜀·后主本纪》说："明德二年……夏四月庚午，以御史中丞毋昭裔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这份《毋昭裔传》还说："昭裔性嗜藏书，酷好古文，精经术。常按雍都（长安）旧本《九经》，命张德钊书之，刻石于成都学宫。蜀土自唐末以来，学校废绝，昭裔出私财营学宫，立黉舍，且请后主镂版印《九经》，由是文学复盛。又令门人句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刻板行之。后子守素赍至中朝，诸书遂大彰于世。"前蜀是被后唐灭掉的，毋昭裔当后蜀宰相才建议雕版印制《九经》，当然不会有"后唐平蜀，……仿其制作，刊板于国子监"的事情。毋昭裔的儿子毋守素将其父主持雕版印制的多种书籍"赍至中朝"，应该是在后蜀被北宋灭掉后，带到北宋的首都开封的。
《册府元龟》、《五代会要》、《旧五代史》等正规史书的记载与王明清的说法有所不同，说后唐长兴三年（932）已开始商议雕版印刷儒家经典，并得到朝廷的批准，这比毋昭裔当后蜀宰相早三年，到后晋天福八年（943）才印制出《五经》。但王明清言之凿凿，自己家里有后唐商议雕版印刷儒家经典前一年即长兴二年的雕版印本《五经》，当不会是空穴来风。早在唐代，长于经学的郑覃奏请唐文宗，由奥学宿儒校定儒经，按东汉蔡邕刻碑洛阳太学的先例，刻石经作为标准定本，以纠正民间流传儒经的文字错讹现象。开成二年（837），由郑覃负责，刻成石壁《九经》，共160卷，65万余字，114块，立于长安国子监。后唐定都洛阳，长安石经原物无法利用，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上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唐明宗采纳，认为儒家经书如果文字有错，会影响人们对经书大义的理解，于是下敕说："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句读）抄写注出，子（仔）细看读，然后顾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四月唐明宗又下敕，指示每部经书由专业博士、儒徒五六人负责校勘，并指派太子宾客马缟、太常丞陈观、太常博士段颙、路航、尚书屯田员外郎田敏等人充当详勘官，责成国子监从各类候选人中"召能书人端楷写出，旋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纸"。将近五年后，后唐灭亡。后晋天福八年（943），国子监已移入开封，"国子祭酒兼户部侍郎田敏以印本《五经》书上进"。（《旧五代史》卷八十一《晋少帝纪一》）可见这时才印制完毕《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部书。后汉乾祐元年（948）闰五月，国子监上奏说："见（现）在雕印板《九经》，内有《周礼》、《仪礼》、《公羊》、《穀梁》四经未有印本，今欲集学官校勘四经文字镂板。"汉高祖批准。至后周广顺三年（953）六月，尚书左丞兼判国子监事田敏又进呈新印制的《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两部，共130册。显德二年（955）二月，中书门下上奏："国子监祭酒尹拙状称：准敕校勘《经典释文》（唐人陆德明撰）三十卷，雕造印板，欲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周世宗下敕说："其《经典释文》已经本监官员校勘外，宜差张昭、田敏详校。"（《五代会要》卷八《经籍》）雕版印刷的发明是对中国文明的一大贡献，五代各朝利用这项技术来印刷儒家经典，是国家级政府行为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对于教育事业来说，意义十分重大。从此，人们便可以利用廉价的印刷品来代替手抄本，标准本来代替差异本，为教育的大众化、规范化提供方便。
民间私人办学多属于师傅带徒弟的性质。后周显德元年（954）进士中第的李穆，是开封府阳武县（今河南原阳县）人。他自幼沉谨，温厚好学，"闻酸枣（今河南延津县）王昭素先生善《易》，往师之"。王昭素很赏识他资质聪敏，对人说："观李生才能气度，他日必为卿相。"王昭素著有《易论》33篇，"秘不传人，至是尽以授穆"。通过王昭素的精心栽培，李穆进步很快，有了一些名气，"举进士，翰林学士徐台符知贡举，擢之上第"。他当过一段时间的地方官后，周世宗"求文学之士"，他被推荐入朝当左拾遗。入宋后，多次升迁至中书舍人，受命"考校贡院及御试进士"，后来当上宰相"参知政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二，《四库全书》本）
河南登封嵩阳书院
民间教育的发展，导致书院的出现。书院兼有学校和研究所的性质，既开展教学活动，又研究学问，是地区性的学术中心，也是学派的圣地。在唐代岑参等多人隐居读书的少室山下，到五代后周时期（951-959），出现了太乙书院。这所书院的前身，是始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484）的佛教寺院嵩阳寺，隋炀帝时期改为道教庙宇嵩阳观，唐高宗武则天时期辟为皇帝行宫奉天宫，五代后期才固定为书院。到北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定名为嵩阳书院。当时的理学大师洛阳人程颢、程颐兄弟，以及著名学者司马光、范仲淹等，都在这里讲过学，使嵩阳书院成为嵩洛地区的儒学中心。嵩阳书院里面现存清代乾隆皇帝的御碑一座，上面刻有他的一首七律，前四句说："书院嵩阳景最清，石幢犹纪故宫名。虚夸妙药求方士，何似菁莪育俊英。"（邓洪波：《中国书院诗词》第170页，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这里指的是盛唐宰相李林甫的《嵩阳观纪盛德感应颂》碑文，记载嵩阳观道士孙太冲秉承唐玄宗的密诏，为他合炼仙丹。乾隆皇帝这首诗嘲讽唐玄宗此举虚妄荒诞，不如后人将这所道观改为书院，用于培育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