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控制区的边患威胁来自北方的突厥、回纥，西南的吐蕃、南诏，以及东北的奚、契丹。为了应付局面，唐政府在边地部署兵力，加以戍守、防范。在唐中叶藩镇（又名方镇）设立之前，唐政府在边地所设置的屯防据点，依据其规模，从小到大依次叫做守捉、城、镇、军，总体称为道。举例来说，设有朔方经略、丰安、定远、新昌、天柱、宥州经略、横塞、天德、天安等九个军，东、中、西三受降城、丰宁、保宁、乌延等六个城，一个新泉守捉，总体叫做关内道。守捉、城、镇、军皆设使，道设大将。武德元年（618）唐朝始建，唐高祖因袭隋朝旧制，把道的大将称为大总管，加号使持节。武德七年（624），又改大总管为大都督。唐太宗贞观三年（629）以后，行军征讨即称总管，在本道则称都督。唐高宗永徽（650-655）以后，除授都督带使持节即是节度使，不带节者不是节度使，这时藩镇尚未出现，因而节度使还不是正式官号。到唐睿宗景云二年（711），贺拔延嗣被任命为凉州（治今甘肃省武威市）都督，充河西节度使，才正式有了节度使的官号，第一个藩镇河西藩镇成立了，藩镇作为规模巨大的国防机构，开始浮出水面。使职本来属于临时差遣性质，完成使命便要交差去号，但由于藩镇成为固定机构，节度使遂成为固定职务。节度使不仅兼任军事辖区的都督、刺史，而且兼任采访处置使、屯田使、水路转运使等，因而集地方兵刑钱谷大权于一身，既是最高军事长官，又是最高行政、财政、监察长官。节度使可以兼领几个藩镇，并且长领不代。
河西节度使设置两年以后，到开元元年（713）年底，唐玄宗又任命鄯州（治今青海省乐都县）都督阳矩为陇右节度使。河西、陇右两个藩镇的主要任务，是防范吐蕃的入侵。吐蕃在唐初兴起后逐渐强大，其控制区包括我国现今的西藏、青海和四川西部，以及邻国不丹、印度、尼泊尔和克什米尔地区。吐蕃经常寇掠唐地。龙朔三年（663），吐蕃东破青海地区归属唐朝的吐谷（yù）浑政权，吐谷浑可汗逃亡凉州，向唐廷告急请援，唐高宗作了凉州、鄯州的防卫部署。麟德二年（665），吐蕃开始向西域发展，到咸亨元年（670），攻占了唐地十八个州，还攻占了唐安西都护府统领的龟兹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使唐廷被迫撤消安西四镇。安西四镇指龟兹（今新疆库车）、于阗（今新疆和田）、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和疏勒（今新疆喀什市）。唐廷放弃安西四镇，也就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注意力只好转向内地的防范。唐高宗随即任命大将薛仁贵为逻娑（拉萨）道行军大总管，带兵在青海湖南侧的大非川同吐蕃作战，旋胜旋败，十多万唐军死伤略尽。此后，吐蕃连年寇边，不仅边地人民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私人财产蒙受损失，就是积石军（设在廓州达化县西界，今青海省贵德县）的军垦农场，也难以例外。由于吐蕃年年来抢收麦子，边地人竟把积石军称为"吐蕃麦庄"。唐玄宗时期，几任河西、陇右节度使都对吐蕃进行过军事反击。哥舒翰痛创前来抢麦的吐蕃骑兵，又在青海中筑神威军、应龙城城堡，使吐蕃屏迹，不敢靠近青海。他还收回了被吐蕃侵占的石堡城（在今青海省湟中县西）。这样，西部的安全暂时有了保障。因此，他被唐玄宗封为西平郡王。唐玄宗表彰他在"犬戎（吐蕃）苞藏，祸盈恶稔，南援蛮落（南诏），东窥塞垣（唐朝边境）"之时，"特禀庙谋（秉承朝廷的谋划）"，"收九曲之旧疆，开千里之沃壤。亭障卧鼓，既成禁暴之勋；屯田馈军，以益封财之用"。（《唐大诏令集》卷60，《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西平郡王制》）政府除了利用本镇士兵进行边境防卫以外，还从内地招募民众或调遣士兵到陇右防秋。所谓"防秋"，是针对吐蕃利用秋季草肥马壮的条件组织内犯，唐政权相应地部署重兵守备的活动，秋尽冬来，牧草枯萎，形势缓和，这一活动也就随之结束。开元二十七年（739），唐玄宗命"选募关内、河东壮士三五万人，诣陇右防遏，至秋末无寇，听还"。（《资治通鉴》卷214）
剑南藩镇（驻今四川省成都市）节度使始置于开元五年（717）。后来辖区缩小，该镇改称为剑南西川。剑南藩镇南接南诏，西邻吐蕃，负责抵御两族，保卫内地安全。
幽州藩镇（驻今北京市）节度使始置于开元元年（713），天宝元年（742）改称范阳节度使。平卢藩镇（驻营州，又称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市）节度使始置于开元七年（719）。幽州藩镇主要防御突厥，并与平卢藩镇共同防范奚和契丹。奚、契丹并称两蕃，经常寇掠内地。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攻陷营州，一两年间，大败武周军队，一直入侵至今河北省境内。先天元年（712），奚、契丹二万骑兵又入寇幽州，"大掠而去"。（《资治通鉴》卷210）唐玄宗为此一直很焦虑。自从设置了平卢、范阳两个藩镇，形势大为好转，特别在安禄山兼任平卢、范阳两镇节度使期间，对奚、契丹镇抚并用，恩威兼施，既安辑了两族，又保卫了内地的安全，从而解决了长期使朝廷头痛的东北边防问题。
朔方藩镇（驻今宁夏灵武县）节度使始置于开元元年（713）。河东藩镇（驻今山西省太原市）节度使原称天兵军节度，开元十一年（723）改为太原以北诸军节度，开元十八年（730）宋之悌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始成定制。这两个藩镇和范阳藩镇，都负责防御突厥。岭南地区没有强敌，只在广州设五府（广州、安南、桂管、邕管、容管）经略使。
在西域，开元六年（718）始设置安西四镇节度经略使，驻所在龟兹，开元十二年（724）以后，或称碛西节度，或称四镇节度。到开元二十一年（733）任命了安西四镇节度，遂成为定制。前此在开元十五年（727），分其地置北庭（治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节度使。两镇的责任在于防御突骑施、坚昆（黠戛斯）和西突厥，并切断吐蕃和大食（阿拉伯）的通援道路。大食灭波斯（伊朗）后，继续东进，开始征服今乌兹别克斯坦锡尔河和阿姆河一带的昭武九姓国家。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应邀援救石国（塔什干），却在石国烧杀抢掠，石国转而引大食兵和昭武九姓兵同高仙芝战斗。天宝十载（751），在怛逻斯(Taras)河畔的战役中，唐军被大食打败，成为俘虏的唐兵把中国的工艺技术传播出去。特别是造纸术，大食利用唐兵俘虏先在康国（撒马尔罕）造纸，接着传到伊斯兰教国家，再传到欧洲，对世界文明贡献很大。范文澜评论道："怛逻斯一战，胜败对双方都不关重要，中国造纸术传到西方，却是一件有益的大事。"（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一册第3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这样，从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到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历时二十二年，唐政府从东北辽西地区，西南经今北京再向西经山西、宁夏、甘肃至新疆，并从甘肃绕过青海南下至四川，一共设置了九个藩镇，在广东设置了一个经略使机构。至于东部沿海地区，在当时的军事、交通条件下，没有外部强敌，大海作为天然屏障足以使中原民众高枕无忧，因而不需要设置藩镇，只在今福建省福州市设置了长乐经略使，在山东省的掖县和蓬莱市设置了东莱守捉和东牟守捉。
唐玄宗时期进入盛唐，中原承平百年之久。伴随着边地藩镇的设立，募兵制正在代替府兵制，精兵良马都集中在边地。到天宝元年（742），平卢藩镇有兵37500人、马5500匹，范阳藩镇有兵91000人、马6500匹，河东藩镇有兵55000人、马14000匹，河西藩镇有兵73000人、马19400匹，陇右藩镇有兵75000人、马10600匹，朔方藩镇有兵64700人、马14300匹，安西藩镇有兵24000人、马27000匹，北庭藩镇有兵20000人、马5000匹，剑南藩镇有兵30900人、马2000匹；加上岭南经略15400人，长乐经略1500人，东莱守捉1000人，东牟守捉1000人，共计四十九万士兵和八万匹战马屯驻边地。（岑仲勉《隋唐史》上册第232-238页）而内地，只有宿卫兵十三万人。蕃将安禄山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蕃将哥舒翰身兼河西、陇右二镇节度使。安禄山共拥兵十八万三千五百人，超过全部边兵的三分之一，而内地的中央禁军仅是安禄山兵力的三分之二。府兵制时期那种强干弱枝、居重驭轻的局面被外重内轻所代替。因此，人们很自然地用军事形势的变化来解释安史之乱的原因。唐人杜佑便说："哥舒翰统西方二师，安禄山统东北三师，……于是骁将锐士，善马精金，空于京师，萃（集中）于二统。边陲势强既如此，朝廷势弱又如彼，奸人乘便，乐祸觊欲，胁之以害，诱之以利。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是故地逼则势疑，力侔（势力相等）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通典》卷148《兵典·序》）这种说法把条件和原因、可能性和现实性混为一谈。问题是既然军事形势发展到边镇必然叛乱的地步，那么，统西方二师的哥舒翰为什么没有发动叛乱的迹象？前此，文人出身的汉族将领王忠嗣曾兼任四个藩镇的节度使，为什么也没有发动叛乱的迹象？因而外重内轻的军事格局只能是安禄山发动叛乱的条件，而不是必然性，朝廷如果适时地做出一些调整，未必不能逢凶化吉。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应该看到，正是由于边地普遍设置藩镇，才以巨大的功能巩固了国防，保卫了中原的安宁。我们不妨展开历史的画卷，看看安史乱后的情况。吐蕃乘安史之乱之机占领了河陇地区（今甘肃、青海、新疆），安西、北庭两镇与朝廷隔绝联系二十多年。直到建中二年（781），两镇使者绕道入朝，人们才知道两镇军民一直坚守地盘，防止吐蕃侵扰。兴元元年（784），唐德宗想把两镇割让给吐蕃，谋臣李泌说："安西、北庭，人性骁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势，使不能并兵东侵，奈何拱手与之？"（《资治通鉴》卷231）这一主张得到朝臣的支持，割地才未能成为事实。大和五年（831），割据跋扈的范阳藩镇发生内讧，副兵马使杨志诚逐节度使李载义，要求国家任命自己当节度使。唐文宗问如何处置，宰相牛僧孺说："此不足烦圣虑。且范阳得失，不系国家休戚，自安、史以来，翻覆如此。前时[节度使]刘总以土地归国，朝廷耗费百万（指赏赐），终不得范阳尺帛斗粟（指赋税）入于天府，寻复为梗。至今志诚亦由（犹）前载义也，但因而抚之，俾捍奚、契丹不令入寇，朝廷所赖也。假以节旄，必自陈力，不足以逆顺治之。"（《旧唐书》卷172《牛僧孺传》）吐蕃、南诏侵占了剑南的一些地方，掳走当地数以千计的百姓。大和四年（830），李德裕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主持修建了筹边楼，召集熟悉山川、城邑、道路和两族部落众寡及分布情况的人来座谈，然后在楼里分左右两边分别绘制南诏和吐蕃的地形、交通以及态势的示意图。同时，他构筑了杖义城、御侮城和柔远城，还整顿军队，制造兵器。这些努力给两族以极大的震慑。次年，他奏请唐文宗遣使南诏，要回被南诏掳掠去的蜀人，南诏不敢怠慢，送回5395人。接着，吐蕃大将悉怛谋来成都投降，交还他所占领的维州城（今四川省理县东北）。由于党争激烈，牛僧孺主张把维州和吐蕃降众交付吐蕃，唐文宗指示李德裕照办。南诏乘机寇掠嶲（xī）州（治今四川省西昌市），占据了三个县。可见，边地藩镇的国防作用即使在安史乱后藩镇林立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体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