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保留国王这一位置的做法仍然是反常的，但是在法国的生活中，敌对的各方之间似乎达成了一项停火协议。由于国家议会的权力现在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那么在法律意义上，改革就不再必须得到国王的允许方可实行，但是控制国会的温和派还是希望通过某种方式，使国王可以接受甚至颁布法令。在初秋，由于巴黎爆发了一次短期的面包危机（还有其他原因），他们敦促这位不情愿的国王从凡尔赛迁回巴黎。但是路易并不愿意搬回巴黎。女人们从巴黎的中心市场出发前往凡尔赛，拖着大炮在雨水和泥泞中前行；在凡尔赛，由于得到了富有同情心的国会代表的帮助，国王答应接见她们。但是，他并没有答应妇女们的请求，但当他得知巴黎的国家卫队正在赶来的时候，便同意返回巴黎。一支庞大的由军人、贵族、代表和妇女们组成的凯旋的队伍，护卫着皇家马车进入了巴黎。
由于近期取得了丰富的收获，并且君主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人质，因此法国得以享受了几个月的社会和平。目前，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摆在了法国的政治领导者面前（以后，这个问题也将摆在革命领导者面前）：法律、宪法、行政和财政等方面的改革是否能够深入到制度结构的内部，从而最终导致真正的社会变革，并且能够经受住这种真正的社会变革。欲求、需要、期望和要求的增长步伐将远远快于改良主义的实际社会影响。很少有社会能够得到足够的时间去进行这项生死攸关的竞赛。
自由主义的政治改革和平等主义的社会变革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支持，但是社会冲突已经随着革命的发展而加剧了。在每个阶级或阶层、等级或群体内部，都存在着非常深的矛盾冲突。没有一个统一的“上层阶级”来对抗穷人和农民，也没有联合在一起的“下层阶级”的共和派组成的团体。一些贵族是激进的雅各宾党人，有些激进的共和派是狂热的保皇主义者。而城市人的确倾向于联合起来反对农村人，但是在手工业者和雇佣工人之间、工厂主和工人之间也都存在着分歧。在天主教教会里面，各个教区的牧师要比主教们更倾向于同情革命思想；而牧师们在诸如教义和组织等重大问题上，也存在分歧。现存的商业利益集团享有皇权所带来的垄断和特权，他们反对新兴的企业家对自由生产和买卖的要求。在左翼方面，激进主义者内部也在政策和战略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革命过程的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因素，还是在整个欧洲革命者和反革命者之间一种日益高涨的敌对态度。革命精神任何时候都不会局限于国家的界限之内，在巴黎燃烧的革命火把激励着比利时、荷兰、奥地利、波兰、爱尔兰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激进领导者。法国革命者与国外的志同道合者携起手来，而法国的君主主义者也与国外的君主主义者联合起来。他们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共谋，甚至也没有高度合作的行动。但是巴黎革命越是危及路易十六，君主制的拥护者就越是联合起来支持路易十六，尽管在其他情况下，他们可能也会谴责他；外国的领导者越是谈论要入侵法国以拯救王朝统治，革命就越是会成为全国范围的行动，来自国外的威胁就越是被视为对祖国（la patrie）的攻击，巴黎的革命领导者们就越将反对革命的人视为不忠诚的人和颠覆破坏的人。
在巴士底狱陷落6周之后，国民议会颁布了《人权宣言》。在1789年那个著名的夏天的政治动乱时期，议会在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否决了认为响亮的宣言可能会引发无法实现的期望的反对意见。根据ＲR.帕尔默（RRPalmer）的评价，此项宣言是第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法案，“是对否定旧秩序的道德基础的一个强有力的道德肯定”。比起美国的《独立宣言》，它更像1776年的《弗吉尼亚宣言》，因为前者主要是一个律师列举的一些委屈和不满（尽管它后来所象征的要远比这多很多）。
从表面上看，宣言体现了多种意义：一个标准的建立、一个方向的设定、各种道德目标的陈述。在一个冗长的序言之后，宣言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人人生来且一直是自由的；在权利上，也生来且一直是平等的。所有政治组织的目标都是要保护人与生俱来的、不可侵犯的权利——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的权利。自由是指人们能够做任何不伤害他人的事情。思想和观念的自由交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只要他们在品德和能力上没有差别，就可以根据个人的能力，平等地享有在所有公共部门、机构的就业权利和在所有行业中的就业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