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4月的一次偶然事件——有些人称之为这场革命的第一次重要突破，另一些人称其为旧政权的最后一次发作——反映了群体行动的性质。有一位叫做雷维朗（Réveillon）的墙纸制造商，作为一个友善的雇主和好市民为众人所知，人们传说他曾经公开悲叹：现在的工人们，每天15苏的工资已经不能使他们满足了。数百名长裤汉（sans culottes）聚集在巴士底狱的附近，对雷维朗的模拟像施以绞刑；而后，聚集起来的暴民的人数逐渐增加，开始了持续两天的暴动，他们抢劫商店和住宅（包括雷维朗的家），并且冒着迎面而来的炮火，勇敢地抵挡卫队的袭击，尽管伤亡惨重，仍然努力回击。后来，据说这场暴动的群众及其领导者大多来自暴动地区之外的地方；但是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的暴动者来自邻近地区。这些参与暴动的人并非像历史学家泰纳所指责的那样，是“土匪强盗”（brigands）；他们既不是被谁所收买，也不是外部力量的工具。
当群众在街头被动员起来时，领导者在暴动的人群中就自发地产生了。他们是其他人行动的催化剂。我们并不清楚这种领导的结构和形式，以及领导者的来源和身份，也不知道这种领导的持续性和潜力如何，因为当时还没有记者，而且这些群众领导者没有留下任何的文件记录。群众行为分析家们后来利用对巴黎暴民的过分渲染的报道来支持他们那种带有倾向性的群众行为理论。因此，古斯塔夫·勒·邦（Gustave Le Bon）说：“领导者们起初大多数也是被领导者。他自己也是被这种观念所支配，因此他也就成为了这种观念的倡导者。这种观念已经完全掌握住了领导者。”勒·邦继续说道，这些领导人，“是从那些神经质的、病态的、容易激动的、处于精神崩溃边缘的半精神错乱的人们中挑选出来的”。而仔细的调查研究则对这种对巴黎民众行为的解释提出了质疑。
这种火山爆发似的力量的根源和这些民众的动机是根本性的：那就是饥饿。普通的巴黎工人都生存于灾难的边缘；在18世纪，工人们通常要花上他们收入的一半来购买面包。家庭在面对面包价格的任何增长时，在面对干旱、虫灾、中间人的盘剥、失业、交通瘫痪、政权危机的影响时，其承受力都是非常脆弱的。当面包价格在巴士底狱起义发生前的几个月中不断上涨之后，一位巴黎普通建筑工人为维持正常消费而花费在面包上的费用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由1788年8月的50%，上涨到1789年2月至7月间的80%以上。关于面包供应紧缺的传言和报道，在长裤汉们中激起了恐惧和愤怒。妇女们积极地参加街道上的行动是不足为奇的；她们没有选举权，不能参军，不能在国民议会上诉说她们的苦难——但是她们能够参加街道上的行动，而且她们的确也参加了。乔治·吕德（George Rudé）同意这样的观点：“在这一时期，激励革命群众的最主要的，也是最长久的动机，就是人们希望得到足够的价格低廉的食品供应。”在乡下，农民还承受着其他的苦难和痛苦——包括首都人对他们这些贱民的轻视。受神秘的“大恐慌”的驱使，农民们袭击了贵族的庄园，而成帮结伙的流浪汉则转悠到乡下抢掠和纵火。
在1789年夏天的暴乱之后，出现了一个改革、庆祝和相对平静的时期，人们现在认为路易已经摆脱了他的那些邪恶的顾问的怀抱，兴高采烈的群众将其作为法国之父和“自由人民的国王”致以敬意。他拥护三色旗（tricolore）（波旁王朝的白色和巴黎的红色与蓝色结合起来，象征着渐进的改良主义），承认国民议会是拥有最高权力的立法机构，并且接受拉斐特（Lafayette）担任新的国民卫队的最高长官。国民议会关于“完全废除封建王朝”的决议并没有得到执行，但是的确取消了税收豁免，废除了对官职的所有权，将政府机构中的职位向所有人开放，不论其出身如何。尽管有例外、有补偿、有妥协，但是国民议会的决议开辟了财政、行政、司法体制进一步改革——以及教会改革——的道路。戒严令的使用被限制。规定了全国统一的关税制度，教会财产归国家所有。放弃了以征服为目的的战争，贵族制度被“废除”，地方政府得到重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