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胡适

　　第四十章 胡适

　　胡适，原名洪骍，后改名适，字适之，笔名有希强、自胜生、铁儿、冬心、适、藏晖室主人等。安徽绩溪人，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12月17日出生于上海。他家是一个亦官亦商的地主家庭。其父胡传曾随吴大澂先后在东北边疆和广东海南供职，颇有志于研究边疆地理。母亲冯顺弟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子，是胡传的第三房妻子。1893年，胡适随母亲到父亲在台湾的任所。1895年回到家乡绩溪，入塾读书。胡适6岁丧父，由年轻的寡母抚育长大。1904年，他离开家乡到上海读书，先后就读于梅溪学堂、澄衷学堂和中国公学。读书期间，他受到严复、梁启超的启蒙思想影响。中国公学是由一批富有革命精神的留日学生因抗议日本文部省的所谓“取缔规划”而归国创办的，所以校内革命空气甚浓。这时的胡适经常为颇带革命倾向的《竞业旬报》写稿。从24期（1908年8月）起，他接任主编。从此，他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的文章更多，有时，一期杂志差不多全是他一个人的手笔。他常用的笔名有自胜生、希强、适之、铁儿、适庵、冬心、骍、蝶等等。胡适在他所写的“社说”、“时评”、“时闻”、“杂俎”等文章里，经常激烈攻击旧礼俗和批评政府官吏。此外他也时常发表一些杂记、小品、诗词等文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曾连载自己创作的小说《真如岛》。

　　1910年夏，胡适考取庚款官费留美。8月离上海，9月到美国，入康奈尔大学农科。一年多以后，改学文科，1914年获学士学位。1915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著名哲学家杜威，攻读博士学位。

　　留学期间，胡适特别注意观风问俗，有意识地参与当地美国人的社会生活，使他对美国的文比、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有较深入的了解。他经常被当地各种社会团体请去作讲演，通过这些讲演，既训练了他自己的英语能力，增加了阅历，同时也向美国人介绍了中国的文化。这种经历，对他日后深入探讨中西文化互相融合的重大课题极有帮助。

　　胡适从他的导师杜威那里受到的最大影响是对思想方法的高度重视。在学术方面，他把实验主义的精义与中国传统治学方法——考证学相结合，创造出他自己的一套治学方法。这套方法，不但支配了他自己一生的学术工作，也对一代中国青年学子产生重大的影响。自然，杜威的政治哲学和教育哲学，也对胡适产生了终生的影响。

　　但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期间，胡适最为热衷的，也是为他一生事业奠定基础的，则是文学革命的尝试。

　　每谈起文学革命的历史，胡适都要提到当时在留美学生监督处工作的钟文鳌。此人每月给分散在美国各地的中国留学生分寄官费时，都顺便附上宣传废除汉字、改用罗马字拼音的传单。胡适很不赞成他这种轻率无据的态度，但却因此引起他对中国文字语言问题的关切。胡适自幼在私塾读书时已备感古文与日用语言分离的痛苦。当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之后，他提出：“古文乃是半死之文字”，白话的文字才是活文字的见解。从此，他和几个最接近的朋友任鸿隽、梅光迪、杨杏佛、唐钺等经常在一起讨论中国的文字与文学问题。在讨论中，梅光迪最守旧，他绝对不承认“古文是半死的文字”。为了反驳梅氏，胡适乃广泛搜集资料，披阅中外文献著述，来检验自己的立场和见解。由此，双方辩论日多，梅氏愈辩愈保守，胡适则愈辩愈坚决，终于激出“文学革命”的主张来，并试验用白话作诗、作文。

　　1916年秋冬，应《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之请，胡适把他文学革命的基本主张用很谦虚的口气写成《文学改良刍议》一文。1917年1月，刚刚到北京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将《新青年》亦迁到北京编辑，并发表了胡适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胡适提出著名的八项主张：（1）须言之有物；（2）不摹仿古人；（3）须讲文法；（4）不作无病之呻吟；（5）务去烂调套语；（6）不用典；（7）不讲对仗；（8）不避俗语俗字。文中特别强调文学必须有真实的感情和思想，切忌摹仿古人。他断言，白话当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应当用白话写诗、作文，作一切文学的利器。

　　文章发表后，反响特别强烈，陈独秀接着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把胡适的温和的学理式的主张，变成了革命的檄文。

　　1917年7月，胡适回国，9月即到北京就任北京大学教授。从此，他与《新青年》一班人，如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以及鲁迅、周作人兄弟等结合在一起，在蔡元培的支持下，以北京大学为大本营，以《新青年》为中心阵地，高举思想解放的大旗，开展了包括文学、思想、道德、政治等各个方面，内容十分丰富而又有相当深度的，赢得全国进步青年和知识界热烈响应的，震荡全国的新文化运动。在这个运动中，胡适成了与陈独秀齐名的领袖，他在许多方面发挥了有力的影响。

　　主要的有：1.继续推动文学革命运动。

　　围绕着胡适提出的八项主张，人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集中的是白话与文言的问题。反对白话文的主张亦时有发表。他们视为最有力的理由是说，以白话代替文言只是文学形式的变革，文学革命应革其内容，而不在革其形式。胡适回答他们说：“我们也知道单有白话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学；我们也知道，新文学必须要有新思想作里子。但是我们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学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①胡适认为，文学形式的变革正是文学内容变革的必备条件。胡适更注意到，要真正解决白话代替文言的问题，必须成功地创造出有价值、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来。1918年4月，他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堂堂正正地标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并系统地提出创造新文学的理论与方法。这篇极有分量的大文章，被郑振铎诩之为“文学革命最堂皇的宣言”。胡适还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提倡写实主义，提倡写短篇小说，提倡戏剧改革等等。但值得一提的是，他独辟蹊径，创作白话新诗。在白话与文言的论争中，最受守旧派攻击的就是白话诗。胡适于1919年10月，发表《谈新诗》一篇长文，其中回答了争论中最关键的问题，即新诗的音韵问题。从而为新诗的成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朱自清说，《谈新诗》一文“差不多成了诗的创造与批评的金科玉律了”。

　　1920年3月，胡适的白话新诗集《尝试集》出版。著名文学史家陈子展评价说：“《尝试集》的真价值，不在建立新诗的规范，不在与人以陶醉于其欣赏里的快感，而在与人以放胆创造的勇气。”

　　2.推动思想解放运动。

　　在新文化运动中，最能激励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是个性解放与思想自由。胡适于1918年6月发表《易卜生主义》一文，极力宣扬易卜生关于充分发展个人的个性与才能的主张，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而要发展个人的个性，“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他特别强调易卜生的一句名言：“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个性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要解放人，就必须争得社会自由。胡适主张，应当“极力提倡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养成一种自由的空气”。1920年8月，他同北大教授蒋梦麟、李大钊、高一涵等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宣言中严厉抨击北洋政府的假共和真专制；要求废除一切破坏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迁徙及人身等项自由权的法律命令；切实保障人民最基本的自由权。这些要求在当时自然是与虎谋皮，但终究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抗争，是推动思想解放的有力举动。

　　1919年11月，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这是新文化运动中真正具有纲领性意义的文献。文中提出最中心的口号是“重新评定一切价值”，这是思想解放最彻底的宣言。从此出发，可以打破一切教条的束缚，根本改变人们对传统道德、礼俗等等的看法，适应社会转型的新要求，重新确立各种规范。胡适就家庭、伦理、女子解放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了许多新观念，令人耳目一新，唤起广大的青年男女，向往新的社会，新的生活。这对五四以后中国一代青年的思想和行动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3.教育改革。

　　胡适是北京大学最年轻的教授，由于他学有根底，又富有新思想，了解国外教育的发展，加上在新文化运动中赢得极高的声誉，使他对教育改革问题拥有最多的发言权。他在就任北大教授的头一年就亲自创办了哲学研究所，给优秀毕业生提供深造的机会。他首倡在各系成立教授会来管理教学，造成教授治校的新风范。他提议实行选科制，有力地鼓励了青年向学的主动性。他还参与创办许多其他的研究所，倡办学术刊物，支持学生自办文化学术团体，比如指导傅斯年、顾颉刚等创办《新潮》杂志等。这些，对改造旧北大官僚子弟沿袭下来的恶劣风气，推动青年思想进步，奠定新式高等教育的基础，皆有重要意义。

　　此外，胡适鼓励和支持平民教育，特别是倡导发展女子教育，在当时都产生巨大的作用。胡适还特别致力于学制改革。由他主稿的1922年的新学制方案，被政府采用，推行全国，一直沿用到五十年代初期，其对使中国教育体制近代化，与世界教育发展相联系是至关重要的。关于中小学教材改革、教育方法的革新，胡适同样做了许多工作。

　　4.传播实验主义。

　　胡适是实验主义的忠实信徒，是在中国传播实验主义最主要的哲学家。1919年春，他发表《实验主义》一篇长文，系统介绍实验主义哲学，尤对杜威哲学作了更为详细的介绍。因其文章的 风格相当中国化而又通俗流畅，很得知识界的好感。不久，杜威来华讲学，胡适陪他到各地演讲，充当翻译，更扩大了实验主义的影响。胡适以实验主义为基础，总结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十字诀，虽在流行中不免有片面性的流弊，但在当时学界还是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从自己向上进取和奋斗的需要出发，来领受实验主义哲学中的积极因素，即它的怀疑的勇气和力行实验的精神。

　　实验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总的说来对思想解放运动发生了有益的影响。这一点，瞿秋白和艾思奇都曾给予相当的肯定。

　　胡适初入北京大学，主要担任中国哲学史、英文学、中国史等课程。他用新方法讲授中国古代哲学，曾引起不小的震动。终因他学有根底，方法新颖而取得学生们的衷心悦服。许多老教师对他也刮目相看。1919年2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出版，为他在学术上的地位奠定了不拔之基。蔡元培为此书写序指出，治中国哲学史，一方面须有深厚的“汉学”功底，另一方面又须有系统的方法。系统的方法在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中无可借鉴，只有借鉴西洋哲学史。然而懂“汉学”的人很少懂西洋哲学史的；而留过学，懂得西洋哲学史的，又多不具备“汉学”功底。唯有胡适，既有“汉学”功底，又懂西洋哲学史，故能成就此书。他还指出此书的四大特点：（1）证明的方法；（2）扼要的手段；（3）平等的眼光；（4）系统的研究。近年学术界已公认，《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以现代学术方法治中国哲学史的开山之作。

　　胡适在学术上取得重要成功的另一个领域是对中国几部著名的古典小说的研究。

　　1920年7月，胡适写成《〈水浒传〉考证》一篇长文。他用严格的考证方法求出水浒传故事的历史演变，揭示出人物典型的形成与创造过程，以及成书之后的版本递嬗等等。这种推寻历史演化踪迹的方法，是考证学的一种新的应用，它启发了年轻的历史学家顾颉刚提出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形成了一个历史学中的新学派——古史辨派。

　　1921年11月，胡适又写成《〈红楼梦〉考证》。他打破清末以来种种附会的索隐派红学的迷雾，第一次提出《红楼梦》乃是作者自叙身世的一部写实主义的小说。从而把《红楼梦》研究引上学术研究的正途。这对中国小说史乃至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都有积极影响。

　　在以后的七八年里，胡适又相继写成十几篇古小说考证的文字。经他考证和介绍的几种小说，一时都成了畅销书。又因为这些小说都是以较通俗流畅的白话文写成的，因而也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开展。

　　胡适津津有味地做这些小说考证，是同他更大的工作目标相关联的，这就是所谓“整理国故”。胡适指出，国故就是“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整理国故“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①。简言之，“打倒一切成见，为中国学术谋解放”②。

　　在整理国故的过程中，胡适提出“疑古”的口号。他认为古史中传说的材料甚多，可信的甚少。学者需做考证的工夫。他主张“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①。在他的影响和鼓励下，顾颉刚等一批具有新思想新方法的历史学家，在一个时期里专意从事辨伪书、辨伪事、辨伪史的工作。古史辨派一时大盛。

　　胡适在历史学方面的兴趣始终以中国思想史为主。《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之后，他曾断断续续地写作中国中古思想史。当写到佛教的禅宗史时，他发现可信的材料太少，不得不搁笔以待新材料的发现。1926年，他为中英庚款事去欧洲，得机会到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查阅敦煌写经卷子，从中发现禅宗大和尚神会的语录两万多字。中国原有关于神会的材料不过600余字，这同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胡适回国后，陆续整理他的发现，于1930年出版《神会和尚遗集》，其中附了一篇2.6万多字的《神会传》。此书的出版，很受日本学界的重视。此后直到晚年，胡适对禅宗史的研究始终饶有兴味，并与日本学者保持交往。

　　胡适的整理国故，实即是借鉴西方的学术方法整理中国的文化遗产，这是中西文化互相融通的具体实践。因此，胡适把这看作是建设中国新文化的必要环节。在整个二三十年代，胡适亲自主持了整理国故和编译西书两项大规模的学术活动。可惜，因社会的不安定，使这两项工作无法长期坚持进行下去。

　　借鉴和学习西方文化，改造中国的旧文化，创造现代的新文化，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目标。先进的中国人皆视为当然。但一部分保守的复古派或国粹派则另有主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使西方一部分人，对自己的文明怀疑起来，欧美都出现了一股相当强烈的保守主义思潮。刚刚欧游回国的梁启超发表《欧游心影录》，其中有“科学破产”的话。于是颇有一些人也跟着怀疑科学，怀疑民主，怀疑个性解放的道理，以为重振中国固有的文明才是唯一的出路。保守主义思潮遂亦大为抬头。1921年，梁漱溟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3年，张君劢在清华学校发表《人生观》的演讲，两者都表现出对科学及西方文化怀疑和批判的倾向。胡适相继发表《评梁漱溟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科学与人生观〉序》两篇长文，严厉地批评了贬抑西方文化，吹捧东方古文化的保守主义倾向。他强调人类文化的同一性，强调科学与民主应是各民族现代发展的共同方向。1926年，胡适又发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集中批评那种把西方文明说成仅仅是物质文明，中国文明才是精神文明的纯主观的说法。他强调说，任何文明都包含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西方文明承认人的物质享受的正当性，努力发展物质生产，提高人的生活水准，创造生活上的种种便利，以解放人的精神创造力，从而产生了高度发展的科学、艺术及各种文化设施，其道德与政治生活也跟着提高。从十八世纪的自由、平等、博爱，到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都是东方人不曾梦见的精神文明的产物。而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最高产物不过是士大夫的心性修养论。人们“越向内做工夫，越看不见外面的现实世界；越在那不可捉摸的心性上玩把戏，越没有能力应付外面的实际问题”。结果是贫穷、愚昧、落后。

　　这种中西文化的争论，到三十年代再度爆发。1935年1月， 有所谓“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声称已经“没有了中国”，“没有了中国人”，意即中国文化已被毁弃了，必须重建中国本位的文化。胡适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中评论道，此宣言表面上持折衷主义，实质上是清末以来对抗新文化的保守主义思想的最新翻版，“是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时髦的表现”。胡适指出，文化自身都有其保守性或惰性。而中国旧文化的这种惰性尤大。人们大可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心，这个本位是不会失去的。我们应该让现代的新文化和我们固有的老文化充分接触，借它的锐气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新旧结合所产生的结晶品当然仍是中国本位的文化，仍是中国人的文化，是毫无可疑的。

　　胡适在1929年写的一篇英文论文里，不慎用了一个可被理解为“全盘西化”的英文单词：WholesaleWesternization，遂长期被认为他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其实，胡适用这个单词只是用以反对各种折衷的、主观预设各种限制的中西文化观，强调不同文化自由接触、互相沟通、互相琢磨，从中产生出新的文化。这是他有关中西文化最基本的见解，但有时为一些盲目夸大的国粹主义言论所激，他也讲过一些颇为偏激的话，如说中国“百事不如人”，说中国人“一分像人，九分像鬼”之类，颇引起人们的反感。直到他死前一年，还因发表一篇严厉批评中国旧文化的演讲而遭致台湾政界、学界一些人的围攻。

　　胡适是一个学者，但他和许多同时代的知识领袖一样，面对多灾多难的祖国，终不能忘情于政治。1917年刚回国的时候，他曾下决心“二十年不谈政治”，力图“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 筑一个革新的基础”①。但五四运动把政治问题尖锐地提到每个人的面前，胡适也不得不谈政治了。1919年7月，他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从他的实验主义出发，主张渐进的一点一滴的改革，反对各种所谓的“根本解决”。他的主张受到李大钊等人的批评。从此，在政治上，他开始与他的一批比较激进的朋友陈独秀、李大钊等分道扬镳了。

　　1921年6月，胡适与他最接近的朋友丁文江等组织起一个不公开的小团体，叫做“努力会”。次年5月，又办起《努力周报》，宣传他们的和平渐进的改革主张。胡适邀集蔡元培、王宠惠等十六位教授名流，发表由他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基本内容是主张以建立“好人政府”，作为现阶段政治改革的目标。“好人政府”的标准是实行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这篇宣言引起很广泛的讨论，但终只限于纸上的政谈而已，根本不曾收到什么改革政治的效果。不久，胡适针对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声明，写了一篇《国际的中国》发表在《努力周报》上。文章着重表明当前并没有国际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因此，现阶段“只须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帝国主义的问题”。

　　1923年春，胡适到杭州烟霞洞养病。《努力周报》委托高一涵、张慰慈等几个人维持。胡适对谈政治越来越没有精神了。到了10月，曹锟贿选当上总统，北洋政府的黑暗政治可谓达于极点。胡适始承认：“我们谈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谓止了壁了。”《努力周报》随即停刊。

　　1927年5月，胡适从国外归来，一时不能回到北京，乃在上海租屋定居下来，一度担任私立光华大学的教授。1928年4月，胡适就任中国公学的校长，同时和几个朋友办起《新月》杂志。那时，刚刚取得统治权的国民党人，正以“革命”的名义，大力诛除异己，专制气焰正盛。胡适看不过去，于1929年接连在《新月》上发表《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及《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几篇文章，激烈抨击国民党的专制，并涉及孙中山与蒋介石。这激怒了国民党人。他们查禁《新月》，拒为中国公学立案，还组织一批党内人士撰文围攻胡适。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在离沪重返北京大学之前，表明他批评国民党，并非出于恶意，只是“希望它自身改善”。

　　由于有这一段经历，后来宋庆龄、蔡元培等组织民权保障同盟时，亦邀胡适加入，并请他组织北平分会。这其实是“历史的误会”。胡适是作为自由主义者而关注人权；而同盟的主要领导者则是出于反蒋的政治目的而提倡民权。有此根本区别，难免发生分歧。果然，胡适入会不过一个月，于1933年2月初，便与同盟总部公开发生分歧，遂“自由出会”。

　　九一八事变后，胡适在对日态度上与蒋介石政府颇相近，他主张对日谈判，主张谋求国际支援，反对抗日。此后，他即以“诤友”的资格时常对政治、外交等问题发表意见，提出建议。1932年5月，他同几个朋友合作办起《独立评论》。他本人发表120余篇文章，其中绝大多数是讨论时局与外交的。他一面拥护蒋介石政府，反对共产党和地方反蒋势力；一面力倡民主政治，反对独裁。曾在《独立评论》上倡导关于建国问题的讨论。在对日问题上，则坚持通过国际交涉予以解决。

　　抗战爆发后，胡适转而拥护抗战，并受蒋介石之托，出访欧美，作“民间外交”。1938年10月，进而受命为驻美大使，以学者而充外交官，实非其所长。所幸他在美国朝野声望颇好，加之他有卓越的演说才能，对唤起美国舆论，同情中国抗战，不无贡献。1942年9月，胡适卸去大使职务，在纽约租屋暂住，重回到他的学术生活。从这时起，考证“《水经注》案”成了他晚年主要关注的研究课题。

　　抗战胜利后，胡适受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归国前由傅斯年暂代。1946年夏，胡适自美归国。不久，全面内战爆发，烽烟四起，教师学生都极不安定。他一面支持国民党的反共战争，一面又抵制军警特务对学校的干预，常常奔走于南京、北平之间，在政府与学生两面压力下精神困扰不堪，一度要求辞职而不果。只有继续考证《水经注》案，聊为寄托。这期间，蒋介石两度敦促胡适从政，均被婉拒。1948年12月，北平解放前夕，胡适乘蒋介石所派专机，匆匆飞离北平，不久去了美国。

　　胡适于1949年4月21日抵旧金山。隔了一天，人民解放军即解放南京。随后，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即宣告结束。这一个大变局对胡适的打击太大了。很长时间，他精神陷入极度苦闷，无心做学问，亦无颜见客，重新住进他原在纽约租住的寓所里，过了将近10年的寓公生活。其间除一度在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工作两年之外，只是偶尔在一些大学临时担任讲座，其余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均消磨于“《水经注》案”的考证。

　　所谓“《水经注》案”，是指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一部分学者，如魏源、张穆、杨守敬、王国维、孟森等，认为清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戴震偷窃了赵一清治《水经注》的研究成果这一公案。胡适最初治此案只是为其同乡前辈（戴震是安徽休宁人，休宁与绩溪皆属徽州）洗冤白谤。但此案涉及的材料太多，被学者们弄得相当复杂。胡适以近20年的心力对此公案作考证，留下了值得注意的学术成绩。这主要是：（1）发掘大量史料，证明戴震不曾偷窃赵一清的《水经注》研究成果。其中有些证据可以视为“铁证”。从而多少廓清了在这一问题上的许多偏见。（2）胡适第一个揭示出，攻击戴震偷窃赵一清《水经注》研究成果这一公案，反映着清后期理学与反理学的斗争。（3）胡适以其地位和声望，能得到各方面的帮助，因而得见其他人不曾见到的《水经注》版本，加以认真比勘、考证，弄清各种版本的源流及其价值，因而对版本和目录学是一大贡献。

　　胡适埋头考证的同时，与台湾知识界、政界仍有密切联系。由他参与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于1949年11月在台北创刊，一直到1960年始被迫停刊。其间，胡适一度担任该刊的发行人。该刊的实际负责人是雷震。雷本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积极推动民主运动。《自由中国》杂志成为民主运动的一个中心，为此多次受到当局的干预。胡适本人也屡次受到蒋家父子御用势力的攻击。但权衡政治得失，蒋介石还是决定把胡适召回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的院长。

　　胡适1958年4月到台北赴任。1960年，雷震因酝酿组织反对党而被当局投入监狱。此后，胡适再度陷入精神苦闷之中，且屡次复发心脏病。1962年2月24日，在一次中研院欢迎新院士的酒会上，终因心脏病猝发而去世。终年71岁。

　　胡适一生著述甚丰，约略估计在2000万字以上。目前流行的则只有他生前自编的《胡适文存》三集和《胡适论学近著》一辑。他死后，台北远流出版社出版《胡适作品集》37卷。此外，有台湾胡适纪念馆编印的《胡适手稿》30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耿云志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42册。

　　

　　①《尝试集》自序。

　　①《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集卷四，第162页。

　　②《胡适的日记》，1922年8月26日。

　　①《自述古史观书》，《古史辨》第1册，第23页。

　　①《我的歧路》，《胡适文存》二集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