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蔡元培

　　第三十九章 蔡元培

　　蔡元培，字鹤卿，改字仲申；号鹤庼，后改号孑民。曾用名有蔡振、周子余、锷青、会稽山人等。1868年（清同治七年）1月11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父亲宝煜，是当地一家钱庄的经理，在蔡元培11岁时病逝。

　　蔡元培6岁入家塾，读《百家姓》、《千字文》和《神童诗》等书。1877年起，因家境困难，改到别处附读。13至16岁，在叔父蔡铭恩和秀才王燓修指导下，阅读四书、五经、《史记》、《汉书》、《困学纪闻》、《文史通义》等书，学作八股文。17岁考中秀才，开始自由阅读有关考据和词章的书。18至19岁，在家乡做私塾教师。20至22岁，为同乡举人、藏书家徐树兰校订图书，得以博览群书，学问有很大长进。23岁，赴杭州参加乡试，中举人。翌年，去北京会试，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28岁，授职翰林院编修。这时的蔡元培，已是一个才华出众，“声闻当代，朝野争相结纳”①的士大夫了。

　　正当蔡元培在科举的道路上一帆风顺的时候，1894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清廷同日本签订了屈辱的《中日马关 条约》。蔡元培极为悲愤，痛感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涉猎翻译西方书籍，思想眼界渐开，开始走出传统思想的牢宠，感到遵循祖宗成法，不能找到国家和个人的出路。读了严复译的《天演论》，他认为“西政善者皆暗合中国古制”，虽然这种认识是肤浅的，但毕竟迈出了向西方探求真理的第一步。

　　1898年戊戌政变后，蔡元培指出：变法失败的原因，在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仅靠下几道上谕，来从事改革，以图扭转腐败局面，这是不可能的。他看透了清廷的昏暗腐朽“无可希望”，于是在这年9月，毅然弃官南下，在家乡兴办教育。这是他委身教育，服务于新式学校的起点。

　　同年冬，蔡元培就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校长）。这个学堂依学生程度分三斋，大体上分别相当于后来的高小、初中、高中一年级的水平。教员中有新旧两派，新派笃信进化论，提倡民权女权思想，对尊君、卑民、重男、轻女的旧观念，经常予以批评。旧派对新派异常忌恨，怂恿堂董妄加干预。蔡元培对此不能接受，愤而辞职。

　　1901年夏，蔡元培到上海，就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他的教学很有特色，规定学生自己读书。学生在阅读的基础上每天写札记，每月作文一次，都由他亲自批改。他还鼓励学生练习演说，以便用演说去唤醒民众。他注意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特班学生黄炎培后来在追思蔡元培的教诲时认为，他“所诏示，千言万法，一归之爱国”①。

　　1902年4月，蔡元培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蔡被推举为会长。同年11月，南洋公学因学校当局欲惩戒无辜学生，引发了退学风潮。蔡元培同情并支持学生，亦辞职离去。经他提议，由中国教育会资助，百多名退学学生组成爱国学社，公推蔡元培为总理。爱国学社以教育为手段，对学生进行爱国和革命教育。蔡元培“公言革命无所忌”，认为革命乃治病之良方，革命精神所在，无论其为男为女，均应提倡。

　　1903年4月，抗俄拒法运动高涨，蔡元培主张成立团体，声援广西人民的拒法运动。并针对俄军在东北的侵略行径，出版《俄事警闻》（后改称《警钟》），号召抗俄救国。1904年2月，蔡元培在该报发表白话小说《新年梦》，描写自称“中国一民”的人，在梦游中的见闻，表达了他想改变社会经济制度，“造个新中国”的愿望。

　　1904年7月，蔡元培接任爱国女校总理。当时，他认为革命只有二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注重军事训练，播下了暴动的种子；在爱国女校则播下了暗杀的种子。同年冬，光复会在上海成立，他被选为会长。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经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接着，孙中山指派他为上海分部负责人。他又发展黄炎培等人入会，为辛亥革命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1907年6月，蔡元培赴德国留学。先在柏林学习德语，兼作家庭中文教师，翌年，进莱比锡大学。留德四年半，编写了《中学修身教科书》、《中国伦理学史》，翻译了《伦理学原理》等书。《伦理学原理》出版后，被国内一些学校作为伦理学教科书，书中的某些唯物主义观点，对思想界产生过一定影响。毛泽东后来回忆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到这本书的情景时说：“我们当时学的尽是一派唯心论，偶然看到像这本书上唯物论的说法，虽然还不纯粹，还是心物二元论的哲学，已经感到很深的趣味，得了很大的启示，真使我心向往之了！”①。

　　1911年12月，蔡元培由德国回到上海。1912年1月，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临时政府北迁后，继续担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任职期间，他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把清廷学部制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教育宗旨加以修正，删掉忠君、尊孔的内容，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项。他指出，这五方面教育皆为当代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界所提倡之军国民主义及实利主义，固为救时之必要，而不可不以公民道德为中坚。欲养成公民道德，不可不使有一种哲学上之世界观与人生观，而涵养此等观念，不可不注重美育。”他对清廷旧学制进行了重要改革，提出务必顺应时势，推行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人格的教育方针。为此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于1912年1月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学堂改称学校，监督、堂长一律改称校长；各种教科书务合共和国国民宗旨，清学部颁布的教科书一律禁用；小学废止读经，初级小学可以男女同校；中学校为普通教育，文实不分科等。他还积极推行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在教育部除设普通教育司和专门教育司外，特设社会教育司，借以把教育事业从学校扩大到整个社会。

　　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时，主张精兵简政，节约经费。政府各部人员，多者百余人，但他主张：为事择人，不必多设冗员，因而教育部连缮写员在内也只有30多人。蔡元培为人廉正，生活俭朴，平等待人，极少衙门作风。同盟会员持孙中山介绍信来，他不予安排；素不相识的青年王云五，因对高等教育提了中肯的意见，被破格录用。教育部上起总长下到部员，不分等级，月薪一律30元，全部开支，每月不过千元。由于“诸事简陋，惟务实际”，勤杂人员用得很少，以至堂堂教育总长亲到大总统府去领教育部的大印，都是乘人力车往返的。这些带有公仆特色的作风，成为中华民国开国史上的美谈。

　　1912年9月，蔡元培携眷再度赴德国留学。翌年3月，袁世凯刺杀了宋教仁。6月，蔡应孙中山之召回国。他支持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痛斥袁世凯是毁弃民元约法的罪魁，是凭借武力的野心家，主张用武力保卫辛亥革命的成果。

　　讨袁军事行动失败后，蔡元培于当年10月到达法国，从事学术研究。1916年3月，蔡元培等与法国政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蔡任中方会长，欧乐任法方会长。华法教育会是中法文化交流的总部，它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从国内招收大批华工，并为他们开办华工学校；二是发展留法勤工俭学会，组织无力出国求学的青年，以半工半读方式到法国留学。后这项工作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形成了相当广泛的群众运动，一时赴法勤工俭学者达千人。其中许多人在勤工俭学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袖和优秀干部。

　　1917年1月，在教育总长范源濂的敦请下，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原来的北京大学是一座封建思想浓厚、官僚积习很深、校政腐败的学府，许多学生把上大学作为升官发财的阶梯，对研究问题并无兴趣；教员中不少人不学无术，吃饭混日子。因此，学校被人称为“官僚养成所”。蔡元培上任后，首先对北京大学的校风进行整顿。他到校第一天，校役们列队在门口恭候并向他行礼表示欢迎，他立即脱下礼帽，向校役们鞠躬还礼。历任北大校长都是由总统任命的特任官，他们出入校门是从不理睬校役的。蔡元培的民主作风和平等待人精神，在北大师生和校役中引起强烈反响。他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很融洽，师生之间常有文字交往，研讨学术，因此深受青年学生的景仰。他注重改变学生中普遍存在的旧观念，教育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衡量教员和学生优劣的标准，是学问的有无好坏，不是地位的高低和家庭的贫富。

　　蔡元培深知办好一所大学，激发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必须拥有一支积学而热心的教师队伍。为此，他聘请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杨昌济、马寅初、马叙伦等著名学者来校任教。这些具有革新思想的学者到校后，成为蔡元培整顿和改革北京大学的重要力量。

　　为了鼓励和提倡学术研究，引导学生参加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在蔡元培的组织和支持下，各种学术团体和群众团体相继成立。如新闻、音乐、画法、书法、体育等研究会，以及新潮、国民、平民讲演团，消费公社等社团。蔡元培目睹许多学生无意于学术研究，却醉心于运动官吏议员，从中感到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为此，他发起组织进德会，以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不当议员、不吸烟、不饮酒等为戒规，以提倡培养个人高尚道德为宗旨。该会的出现，反映了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对社会道德堕落的不满，对北大部分师生中道德风尚的扭转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蔡元培认为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因此他在北京大学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后来他总结他在教育界的经验时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①从这种办学方针出发，蔡元培聘请教员不拘一格，唯才是用，即只问学问、能力，不问思想派别，不求全责备，不以个人政治倾向作为取舍的标准。“圆通广大，兼容并包”，当然并不是无原则的调和折中，而是鼓励向封建主义作斗争。因为旧思想旧文化在北京大学仍占统治地位，充斥各个学科，新思想新文化被视为“异端邪说”。因此，提倡“兼容并包”的方针，正是为了打破旧思想旧文化专制主义的桎梏，为新思想新文化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体制进行了改革。他调整科系及课程设置，扩充文理两科。鉴于文理分科的流弊，力主文理沟通，主张废去年级制，采用选科制。选科制的实行，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发挥了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利于人才的培养。在行政领导体制上，设立了校评议会，实行教授治校和民主管理。学校的重要事项，必须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才能付诸执行。

　　北京大学经过蔡元培的整顿革新，面貌为之改观，不仅为当代中国大学教育树立了新的楷模，而且促进了知识界思想的转变。在青年学生中掀起追求民主和真理的热潮，北京大学因而也就成了五四运动的摇篮。

　　蔡元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位倡导者。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以民主与科学为两大口号，蔡元培是这两大口号的积极宣传者。他反对尊孔迷信，认为守旧派“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背离了思想和信仰自由的原则，因而是十分荒谬的。他抨击几千年来封建专制思想，持一孔之论、守一家之言，“于相对世界持绝对主义，执一而排他”，给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造成严重危害。他说：“欧化优点即在事事以科学为基础。生活的改良，社会的改造，甚而至于艺术的创作，无不随科学的进步而进步。”①他要求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希望学生立志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使中国加入“世界学术之林”。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中国思想界产生强烈反响。1918年11月，蔡元培在庆祝欧战胜利大会上作了题为《劳工神圣》的讲演。他声情并茂地说：“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啊！”②这里，他所说的劳工，是泛指各种劳动者，不单指工人，即“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③这个口号的提出，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力量的新认识。“劳工神圣”在当时成为一句时髦的口号，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蔡元培主张教育平等，极力提倡平民教育。他支持学生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赞助他们走出校门去为劳苦大众服务。1920年，平民教育讲演团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1922年，北京大学开始规定五一劳动节放假，蔡元培以校长名义发出布告：“本日为精神劳动纪念日，经校务讨论会议决，放假一日。”这座全国最高学府，公开纪念劳动节，反映了时代潮流的变化，也反映了蔡元培思想的可贵。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北京政府的教育总长傅增湘要蔡元培负责召回结队游行的学生，蔡元培对学生参加政治活动不大赞成，但也不多加干涉，因而回答说：“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制止。”学生被捕后，他同情学生，并立即对被捕学生积极进行营救。当警察总监提出释放被捕学生的条件时，蔡元培慨然以身家作保，表示同意。他还和师生们在校门口列队欢迎被捕同学归来。

　　5月8日，北京政府决定撤免蔡元培北大校长职务，并下令北京各校整饬学风。在巨大的压力下，蔡元培悄然离京，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北京大学师生发起了“挽留蔡校长”的斗争，北京各校和社会各团体也积极响应。北京政府慑于群众的压力，被迫电促蔡元培回任北大校长。由于校内外各方的再三敦促，9月中旬，蔡元培返回北大。他提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向北大和全国青年学生表示：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①。蔡元培在五四运动中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却不完全理解群众运动的作用；他忧国忧民，富有爱国精神，却看不到解放中国的道路。因而他认为救国运动已经完成，学生应该“尽瘁学术”。这时的蔡元培依然局限在读书救国、科学救国的理想之中。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界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蔡元培认为，应以“学术自由”的原则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与盲从不同，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必即信仰马克思。”①1921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在《北大日刊》上刊登启事，正式宣布成立，蔡元培支持研究会的成立，并应约在会上讲话。当时北京政府到处防范“过激主义”，北京大学居然允许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存在，这说明了蔡元培的胆识。

　　1920年冬，蔡元培赴欧美各国考察教育，1921年9月回国。1922年初，北京争取教育独立运动呈现高潮，蔡元培积极支持这一运动。3月，他发表《教育独立议》一文，主张“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②。

　　1923年夏，蔡元培再次赴欧。此后一段时间，他虽然仍保留北大校长名义，但已不主持北大实际工作。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蔡元培在欧洲致电北京大学，对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表示完全支持。并撰写《为国内反对日英风潮敬告列强》一文，在欧洲各国报刊上用英、法、德等文字发表，揭露惨案真相。

　　1926年2月，蔡元培由欧洲回国，坚辞北大校长职务。虽因各方挽留，辞职未果，但仍滞留上海，没有北上。1927年3月，他由杭州到上海，参与了蒋介石等策划的反共“清党”活动。4月初，在蔡元培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上，通过了吴稚晖等提出的弹劾共产党案，并要求国民党采取紧急措施，将各地共产党员加以逮捕。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13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开会，通过了取缔“反革命分子”等项决议。

　　蔡元培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当群众运动日益高涨时，害怕群众的觉悟和剧烈的反抗行动；同时，他推崇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并深受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因此，在革命高涨和政治大变动的时刻，他一度陷入迷途。但不久，即同国民党反动政权拉开了距离。

　　从1927年4月起，蔡元培先后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1928年8月，他辞去各职，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至逝世。

　　蔡元培是中央研究院的奠基人。该院于1928年6月正式成立，在蔡元培的领导下，至1930年，中央研究院先后建立了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等研究所和一个自然博物馆，汇集了丁西林、李四光、竺可桢、傅斯年、陶孟和、翁文灏等众多知名学者。蔡元培知人善任，他聘请杨杏佛任总干事，就是以杨之长补己之短。他说：“我素来宽容而迂缓，杨君精悍而机警，正可以他之长补我之短。”①他挑选造诣深 厚的学者做各所的所长，用有科学知识和有领导能力的人做总干事。他们都有充分的权力，展其所长。因此，中央研究院的经费虽不甚多，却能在短时期内，取得一些引起世界学者注目的科研成果。蔡元培为发展我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倾注了满腔心血，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国民党“清党”以后，蔡元培曾希望依托蒋介石政权来谋取国家独立，实现民主政治，但这个政权越来越专制独裁，完全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政府又推行不抵抗主义，强烈的使命感，促使他起来抗争。

　　1930年8月，邓演达成立第三党，揭起反蒋旗帜，蔡元培表示支持，并打算同邓合作，酝酿反蒋各派的大联合。1932年12月，他和宋庆龄、杨杏佛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要任务是营救关押在狱中的政治犯。同盟成立前后，他和宋庆龄等曾联名营救杨开慧、邓演达、史良、罗隆基、胡也频、陈独秀、牛兰夫妇、许德珩、罗登贤、廖承志、陈赓、侯外庐、丁玲、潘梓年等人。同盟的争取民主自由和营救活动，引起蒋介石的恐惧与仇恨，他指使国民党特务暗杀了杨杏佛，并迫使同盟停止活动。尽管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它是蔡元培后期政治生活的光荣一页。

　　1933年3月14日，蔡元培等百余人发起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他说：“迩年来我国以反对共产党之故，辄联而及于马克思之思想与学说，寝且言者有罪，此种观念，亟应打破。”①在白色恐怖笼罩着的上海，蔡元培等敢于带头发起纪念马克思， 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1936年10月，鲁迅逝世。蔡元培不顾国民党当局的反对，和宋庆龄等组织治丧委员会，亲自执绋，并致悼词。他说：“我们要踏着前驱的血迹，建造历史的塔尖。”①这一果敢行动，既表现了蔡元培对鲁迅没世不渝的友谊，又是对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愤怒抗议。

　　九一八事变后，蔡元培坚决主张抗击日本侵略。他痛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主张枪口对外，一致抗日。1933年5月，他在上海青年会举办的国耻纪念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日本侵华的目的，就是要按照它灭亡朝鲜的老办法来灭亡中国。现在它在东北制造伪国，就是这一套老把戏。1934年，他又坚定地表示：我们“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我们的后辈也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②。表现了一个爱国主义者的浩然正气。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蔡元培于同年11月由上海移居香港。居港期间，年老多病的蔡元培依然忧念国事，不忘收复河山。“由来境异便情迁，历史循环溯大原。还我河山旧标语，可能实现在今年。”③1938年4月，会晤吴玉章时，蔡元培“犹欣欣然以国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国难，为国家民族之大幸”④。1939年12月，蔡元培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主席身份，为该分会撰写了一首会歌，歌词爱国热情洋溢，充满反侵略战争必胜的信心：“我中华，泱泱国。爱和平，御强敌。两年来，博得同情洋溢。独立宁辞经百战，众擎无愧参全责。与友邦共奏凯旋歌，显成绩。”50000527_1413_0①1940年2月，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举行成立大会，通过蔡元培、宋庆龄、毛泽东等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全国各地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深切哀悼蔡元培的逝世。毛泽东在唁电中称颂蔡元培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在延安各界追悼大会上赠送的挽联中写道：“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这是全国人民对一代宗师蔡元培崇高、公正的历史评价。

　　

　　①罗家伦：《逝者如斯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80页。

　　①蔡建国：《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4页。

　　①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41页。

　　①《宇宙风》第56期，1938年1月1日。

　　①何炳松：《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105页。

　　②《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7日。

　　③《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7日。

　　①《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7月23日。

　　①李季：《马克思传·序》，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年4月版。

　　②《新教育》第4卷第3期。

　　①《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248页。

　　①《申报》，1933年3月13日。

　　①《救亡情报》第24期，1936年11月1日。

　　②王世杰：《追忆蔡先生》，1940年3月24日《中央日报》。

　　③《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1990年版。

　　④《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98页。

　　①《中央日报》（重庆），1940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