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蔡元培

  第三十九章 蔡元培

  蔡元培,字鹤卿,改字仲申;号鹤庼,后改号孑民。曾用名有蔡振、周子余、锷青、会稽山人等。1868年(清同治七年)1月11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父亲宝煜,是当地一家钱庄的经理,在蔡元培11岁时病逝。

  蔡元培6岁入家塾,读《百家姓》、《千字文》和《神童诗》等书。1877年起,因家境困难,改到别处附读。13至16岁,在叔父蔡铭恩和秀才王燓修指导下,阅读四书、五经、《史记》、《汉书》、《困学纪闻》、《文史通义》等书,学作八股文。17岁考中秀才,开始自由阅读有关考据和词章的书。18至19岁,在家乡做私塾教师。20至22岁,为同乡举人、藏书家徐树兰校订图书,得以博览群书,学问有很大长进。23岁,赴杭州参加乡试,中举人。翌年,去北京会试,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28岁,授职翰林院编修。这时的蔡元培,已是一个才华出众,“声闻当代,朝野争相结纳”①的士大夫了。

  正当蔡元培在科举的道路上一帆风顺的时候,1894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清廷同日本签订了屈辱的《中日马关 条约》。蔡元培极为悲愤,痛感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涉猎翻译西方书籍,思想眼界渐开,开始走出传统思想的牢宠,感到遵循祖宗成法,不能找到国家和个人的出路。读了严复译的《天演论》,他认为“西政善者皆暗合中国古制”,虽然这种认识是肤浅的,但毕竟迈出了向西方探求真理的第一步。

  1898年戊戌政变后,蔡元培指出:变法失败的原因,在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仅靠下几道上谕,来从事改革,以图扭转腐败局面,这是不可能的。他看透了清廷的昏暗腐朽“无可希望”,于是在这年9月,毅然弃官南下,在家乡兴办教育。这是他委身教育,服务于新式学校的起点。

  同年冬,蔡元培就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校长)。这个学堂依学生程度分三斋,大体上分别相当于后来的高小、初中、高中一年级的水平。教员中有新旧两派,新派笃信进化论,提倡民权女权思想,对尊君、卑民、重男、轻女的旧观念,经常予以批评。旧派对新派异常忌恨,怂恿堂董妄加干预。蔡元培对此不能接受,愤而辞职。

  1901年夏,蔡元培到上海,就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他的教学很有特色,规定学生自己读书。学生在阅读的基础上每天写札记,每月作文一次,都由他亲自批改。他还鼓励学生练习演说,以便用演说去唤醒民众。他注意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特班学生黄炎培后来在追思蔡元培的教诲时认为,他“所诏示,千言万法,一归之爱国”①。

  1902年4月,蔡元培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蔡被推举为会长。同年11月,南洋公学因学校当局欲惩戒无辜学生,引发了退学风潮。蔡元培同情并支持学生,亦辞职离去。经他提议,由中国教育会资助,百多名退学学生组成爱国学社,公推蔡元培为总理。爱国学社以教育为手段,对学生进行爱国和革命教育。蔡元培“公言革命无所忌”,认为革命乃治病之良方,革命精神所在,无论其为男为女,均应提倡。

  1903年4月,抗俄拒法运动高涨,蔡元培主张成立团体,声援广西人民的拒法运动。并针对俄军在东北的侵略行径,出版《俄事警闻》(后改称《警钟》),号召抗俄救国。1904年2月,蔡元培在该报发表白话小说《新年梦》,描写自称“中国一民”的人,在梦游中的见闻,表达了他想改变社会经济制度,“造个新中国”的愿望。

  1904年7月,蔡元培接任爱国女校总理。当时,他认为革命只有二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注重军事训练,播下了暴动的种子;在爱国女校则播下了暗杀的种子。同年冬,光复会在上海成立,他被选为会长。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经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接着,孙中山指派他为上海分部负责人。他又发展黄炎培等人入会,为辛亥革命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1907年6月,蔡元培赴德国留学。先在柏林学习德语,兼作家庭中文教师,翌年,进莱比锡大学。留德四年半,编写了《中学修身教科书》、《中国伦理学史》,翻译了《伦理学原理》等书。《伦理学原理》出版后,被国内一些学校作为伦理学教科书,书中的某些唯物主义观点,对思想界产生过一定影响。毛泽东后来回忆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到这本书的情景时说:“我们当时学的尽是一派唯心论,偶然看到像这本书上唯物论的说法,虽然还不纯粹,还是心物二元论的哲学,已经感到很深的趣味,得了很大的启示,真使我心向往之了!”①。

  1911年12月,蔡元培由德国回到上海。1912年1月,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临时政府北迁后,继续担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任职期间,他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把清廷学部制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教育宗旨加以修正,删掉忠君、尊孔的内容,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项。他指出,这五方面教育皆为当代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界所提倡之军国民主义及实利主义,固为救时之必要,而不可不以公民道德为中坚。欲养成公民道德,不可不使有一种哲学上之世界观与人生观,而涵养此等观念,不可不注重美育。”他对清廷旧学制进行了重要改革,提出务必顺应时势,推行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人格的教育方针。为此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于1912年1月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学堂改称学校,监督、堂长一律改称校长;各种教科书务合共和国国民宗旨,清学部颁布的教科书一律禁用;小学废止读经,初级小学可以男女同校;中学校为普通教育,文实不分科等。他还积极推行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在教育部除设普通教育司和专门教育司外,特设社会教育司,借以把教育事业从学校扩大到整个社会。

  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时,主张精兵简政,节约经费。政府各部人员,多者百余人,但他主张:为事择人,不必多设冗员,因而教育部连缮写员在内也只有30多人。蔡元培为人廉正,生活俭朴,平等待人,极少衙门作风。同盟会员持孙中山介绍信来,他不予安排;素不相识的青年王云五,因对高等教育提了中肯的意见,被破格录用。教育部上起总长下到部员,不分等级,月薪一律30元,全部开支,每月不过千元。由于“诸事简陋,惟务实际”,勤杂人员用得很少,以至堂堂教育总长亲到大总统府去领教育部的大印,都是乘人力车往返的。这些带有公仆特色的作风,成为中华民国开国史上的美谈。

  1912年9月,蔡元培携眷再度赴德国留学。翌年3月,袁世凯刺杀了宋教仁。6月,蔡应孙中山之召回国。他支持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痛斥袁世凯是毁弃民元约法的罪魁,是凭借武力的野心家,主张用武力保卫辛亥革命的成果。

  讨袁军事行动失败后,蔡元培于当年10月到达法国,从事学术研究。1916年3月,蔡元培等与法国政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蔡任中方会长,欧乐任法方会长。华法教育会是中法文化交流的总部,它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从国内招收大批华工,并为他们开办华工学校;二是发展留法勤工俭学会,组织无力出国求学的青年,以半工半读方式到法国留学。后这项工作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形成了相当广泛的群众运动,一时赴法勤工俭学者达千人。其中许多人在勤工俭学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袖和优秀干部。

  1917年1月,在教育总长范源濂的敦请下,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原来的北京大学是一座封建思想浓厚、官僚积习很深、校政腐败的学府,许多学生把上大学作为升官发财的阶梯,对研究问题并无兴趣;教员中不少人不学无术,吃饭混日子。因此,学校被人称为“官僚养成所”。蔡元培上任后,首先对北京大学的校风进行整顿。他到校第一天,校役们列队在门口恭候并向他行礼表示欢迎,他立即脱下礼帽,向校役们鞠躬还礼。历任北大校长都是由总统任命的特任官,他们出入校门是从不理睬校役的。蔡元培的民主作风和平等待人精神,在北大师生和校役中引起强烈反响。他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很融洽,师生之间常有文字交往,研讨学术,因此深受青年学生的景仰。他注重改变学生中普遍存在的旧观念,教育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衡量教员和学生优劣的标准,是学问的有无好坏,不是地位的高低和家庭的贫富。

  蔡元培深知办好一所大学,激发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必须拥有一支积学而热心的教师队伍。为此,他聘请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杨昌济、马寅初、马叙伦等著名学者来校任教。这些具有革新思想的学者到校后,成为蔡元培整顿和改革北京大学的重要力量。

  为了鼓励和提倡学术研究,引导学生参加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在蔡元培的组织和支持下,各种学术团体和群众团体相继成立。如新闻、音乐、画法、书法、体育等研究会,以及新潮、国民、平民讲演团,消费公社等社团。蔡元培目睹许多学生无意于学术研究,却醉心于运动官吏议员,从中感到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为此,他发起组织进德会,以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不当议员、不吸烟、不饮酒等为戒规,以提倡培养个人高尚道德为宗旨。该会的出现,反映了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对社会道德堕落的不满,对北大部分师生中道德风尚的扭转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蔡元培认为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因此他在北京大学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后来他总结他在教育界的经验时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①从这种办学方针出发,蔡元培聘请教员不拘一格,唯才是用,即只问学问、能力,不问思想派别,不求全责备,不以个人政治倾向作为取舍的标准。“圆通广大,兼容并包”,当然并不是无原则的调和折中,而是鼓励向封建主义作斗争。因为旧思想旧文化在北京大学仍占统治地位,充斥各个学科,新思想新文化被视为“异端邪说”。因此,提倡“兼容并包”的方针,正是为了打破旧思想旧文化专制主义的桎梏,为新思想新文化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体制进行了改革。他调整科系及课程设置,扩充文理两科。鉴于文理分科的流弊,力主文理沟通,主张废去年级制,采用选科制。选科制的实行,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发挥了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利于人才的培养。在行政领导体制上,设立了校评议会,实行教授治校和民主管理。学校的重要事项,必须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才能付诸执行。

  北京大学经过蔡元培的整顿革新,面貌为之改观,不仅为当代中国大学教育树立了新的楷模,而且促进了知识界思想的转变。在青年学生中掀起追求民主和真理的热潮,北京大学因而也就成了五四运动的摇篮。

  蔡元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位倡导者。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以民主与科学为两大口号,蔡元培是这两大口号的积极宣传者。他反对尊孔迷信,认为守旧派“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背离了思想和信仰自由的原则,因而是十分荒谬的。他抨击几千年来封建专制思想,持一孔之论、守一家之言,“于相对世界持绝对主义,执一而排他”,给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造成严重危害。他说:“欧化优点即在事事以科学为基础。生活的改良,社会的改造,甚而至于艺术的创作,无不随科学的进步而进步。”①他要求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希望学生立志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使中国加入“世界学术之林”。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中国思想界产生强烈反响。1918年11月,蔡元培在庆祝欧战胜利大会上作了题为《劳工神圣》的讲演。他声情并茂地说:“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啊!”②这里,他所说的劳工,是泛指各种劳动者,不单指工人,即“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③这个口号的提出,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力量的新认识。“劳工神圣”在当时成为一句时髦的口号,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蔡元培主张教育平等,极力提倡平民教育。他支持学生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赞助他们走出校门去为劳苦大众服务。1920年,平民教育讲演团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1922年,北京大学开始规定五一劳动节放假,蔡元培以校长名义发出布告:“本日为精神劳动纪念日,经校务讨论会议决,放假一日。”这座全国最高学府,公开纪念劳动节,反映了时代潮流的变化,也反映了蔡元培思想的可贵。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北京政府的教育总长傅增湘要蔡元培负责召回结队游行的学生,蔡元培对学生参加政治活动不大赞成,但也不多加干涉,因而回答说:“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制止。”学生被捕后,他同情学生,并立即对被捕学生积极进行营救。当警察总监提出释放被捕学生的条件时,蔡元培慨然以身家作保,表示同意。他还和师生们在校门口列队欢迎被捕同学归来。

  5月8日,北京政府决定撤免蔡元培北大校长职务,并下令北京各校整饬学风。在巨大的压力下,蔡元培悄然离京,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北京大学师生发起了“挽留蔡校长”的斗争,北京各校和社会各团体也积极响应。北京政府慑于群众的压力,被迫电促蔡元培回任北大校长。由于校内外各方的再三敦促,9月中旬,蔡元培返回北大。他提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向北大和全国青年学生表示: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①。蔡元培在五四运动中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却不完全理解群众运动的作用;他忧国忧民,富有爱国精神,却看不到解放中国的道路。因而他认为救国运动已经完成,学生应该“尽瘁学术”。这时的蔡元培依然局限在读书救国、科学救国的理想之中。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界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蔡元培认为,应以“学术自由”的原则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与盲从不同,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必即信仰马克思。”①1921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在《北大日刊》上刊登启事,正式宣布成立,蔡元培支持研究会的成立,并应约在会上讲话。当时北京政府到处防范“过激主义”,北京大学居然允许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存在,这说明了蔡元培的胆识。

  1920年冬,蔡元培赴欧美各国考察教育,1921年9月回国。1922年初,北京争取教育独立运动呈现高潮,蔡元培积极支持这一运动。3月,他发表《教育独立议》一文,主张“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②。

  1923年夏,蔡元培再次赴欧。此后一段时间,他虽然仍保留北大校长名义,但已不主持北大实际工作。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蔡元培在欧洲致电北京大学,对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表示完全支持。并撰写《为国内反对日英风潮敬告列强》一文,在欧洲各国报刊上用英、法、德等文字发表,揭露惨案真相。

  1926年2月,蔡元培由欧洲回国,坚辞北大校长职务。虽因各方挽留,辞职未果,但仍滞留上海,没有北上。1927年3月,他由杭州到上海,参与了蒋介石等策划的反共“清党”活动。4月初,在蔡元培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上,通过了吴稚晖等提出的弹劾共产党案,并要求国民党采取紧急措施,将各地共产党员加以逮捕。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13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开会,通过了取缔“反革命分子”等项决议。

  蔡元培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当群众运动日益高涨时,害怕群众的觉悟和剧烈的反抗行动;同时,他推崇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并深受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因此,在革命高涨和政治大变动的时刻,他一度陷入迷途。但不久,即同国民党反动政权拉开了距离。

  从1927年4月起,蔡元培先后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1928年8月,他辞去各职,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至逝世。

  蔡元培是中央研究院的奠基人。该院于1928年6月正式成立,在蔡元培的领导下,至1930年,中央研究院先后建立了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等研究所和一个自然博物馆,汇集了丁西林、李四光、竺可桢、傅斯年、陶孟和、翁文灏等众多知名学者。蔡元培知人善任,他聘请杨杏佛任总干事,就是以杨之长补己之短。他说:“我素来宽容而迂缓,杨君精悍而机警,正可以他之长补我之短。”①他挑选造诣深 厚的学者做各所的所长,用有科学知识和有领导能力的人做总干事。他们都有充分的权力,展其所长。因此,中央研究院的经费虽不甚多,却能在短时期内,取得一些引起世界学者注目的科研成果。蔡元培为发展我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倾注了满腔心血,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国民党“清党”以后,蔡元培曾希望依托蒋介石政权来谋取国家独立,实现民主政治,但这个政权越来越专制独裁,完全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政府又推行不抵抗主义,强烈的使命感,促使他起来抗争。

  1930年8月,邓演达成立第三党,揭起反蒋旗帜,蔡元培表示支持,并打算同邓合作,酝酿反蒋各派的大联合。1932年12月,他和宋庆龄、杨杏佛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要任务是营救关押在狱中的政治犯。同盟成立前后,他和宋庆龄等曾联名营救杨开慧、邓演达、史良、罗隆基、胡也频、陈独秀、牛兰夫妇、许德珩、罗登贤、廖承志、陈赓、侯外庐、丁玲、潘梓年等人。同盟的争取民主自由和营救活动,引起蒋介石的恐惧与仇恨,他指使国民党特务暗杀了杨杏佛,并迫使同盟停止活动。尽管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它是蔡元培后期政治生活的光荣一页。

  1933年3月14日,蔡元培等百余人发起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他说:“迩年来我国以反对共产党之故,辄联而及于马克思之思想与学说,寝且言者有罪,此种观念,亟应打破。”①在白色恐怖笼罩着的上海,蔡元培等敢于带头发起纪念马克思, 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1936年10月,鲁迅逝世。蔡元培不顾国民党当局的反对,和宋庆龄等组织治丧委员会,亲自执绋,并致悼词。他说:“我们要踏着前驱的血迹,建造历史的塔尖。”①这一果敢行动,既表现了蔡元培对鲁迅没世不渝的友谊,又是对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愤怒抗议。

  九一八事变后,蔡元培坚决主张抗击日本侵略。他痛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主张枪口对外,一致抗日。1933年5月,他在上海青年会举办的国耻纪念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日本侵华的目的,就是要按照它灭亡朝鲜的老办法来灭亡中国。现在它在东北制造伪国,就是这一套老把戏。1934年,他又坚定地表示:我们“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我们的后辈也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②。表现了一个爱国主义者的浩然正气。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蔡元培于同年11月由上海移居香港。居港期间,年老多病的蔡元培依然忧念国事,不忘收复河山。“由来境异便情迁,历史循环溯大原。还我河山旧标语,可能实现在今年。”③1938年4月,会晤吴玉章时,蔡元培“犹欣欣然以国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国难,为国家民族之大幸”④。1939年12月,蔡元培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主席身份,为该分会撰写了一首会歌,歌词爱国热情洋溢,充满反侵略战争必胜的信心:“我中华,泱泱国。爱和平,御强敌。两年来,博得同情洋溢。独立宁辞经百战,众擎无愧参全责。与友邦共奏凯旋歌,显成绩。”50000527_1413_0①1940年2月,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举行成立大会,通过蔡元培、宋庆龄、毛泽东等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全国各地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深切哀悼蔡元培的逝世。毛泽东在唁电中称颂蔡元培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在延安各界追悼大会上赠送的挽联中写道:“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这是全国人民对一代宗师蔡元培崇高、公正的历史评价。

  

  ①罗家伦:《逝者如斯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80页。

  ①蔡建国:《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4页。

  ①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41页。

  ①《宇宙风》第56期,1938年1月1日。

  ①何炳松:《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105页。

  ②《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7日。

  ③《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7日。

  ①《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7月23日。

  ①李季:《马克思传·序》,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年4月版。

  ②《新教育》第4卷第3期。

  ①《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248页。

  ①《申报》,1933年3月13日。

  ①《救亡情报》第24期,1936年11月1日。

  ②王世杰:《追忆蔡先生》,1940年3月24日《中央日报》。

  ③《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1990年版。

  ④《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98页。

  ①《中央日报》(重庆),1940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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