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 梁漱溟

　　第四十一章 梁漱溟

　　梁漱溟，名焕鼎，字寿铭，早年曾用笔名寿民、瘦名，后又取字漱溟，有时将溟写作冥。1893年重阳节（光绪十九年九月初九）生于北京。梁家祖籍广西桂林，但自1849年梁漱溟的曾祖父进京会试中榜，做了直隶正定的县令后，梁家便移居北京。梁漱溟有兄妹四人，上有哥哥焕鼐，下有妹妹焕洁、焕绅。

　　梁家本是名门望族，其始祖也先帖木儿是元朝建立者忽必烈的第五子和齐克之子。但传至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时，梁家已经中衰。梁济虽也中过举人，做过几年小小的京官，然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贫困与压抑中度过的。据梁漱溟回忆，他家有时拮据得要靠典当母亲的妆奁来维持生计。

　　1898年，梁漱溟开始在家启蒙受读。由于父亲梁济早年受西方思想的影响，比较开明，他不仅支持过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主持的洋务新政，对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也表赞同，因此，当梁漱溟读完《三字经》、《百家姓》后，父亲就再也没有让他按照惯例往下读儒家的四书五经，而是要私塾先生拿了一本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的《地球韵言》来教他，梁漱溟第一次从中知道了“欧罗巴、亚细亚、英吉利、法兰西”。翌年，福建人在北京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中西小学堂”首次招生，梁济又立即将梁漱溟送到那儿学习。后来由于社会的动荡和学制的混乱，梁漱溟又先后进“南横街公立小学堂”、“启蒙学堂”、“江苏小学堂”学习，中间还有两年时间是在家塾中度过的。

　　1906年，梁漱溟小学毕业，入“顺天中学堂”学习。“顺天中学堂”为福建人陈璧所创办，它是北京地区最早的新式中学之一。梁漱溟在顺天中学堂呆的时间较长，直到1911年他中学毕业。中学时代对梁漱溟的一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在晚年时写道：“我自十四岁进入中学之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是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对人生问题之追求，使我出入于西洋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周秦宋明诸学派间，而至后来被人看作是哲学家。对社会问题之追求，使我投身于中国社会改造运动，乃至加入过革命组织。总论我一生八十余年（指十四岁以后）的主要精力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而这两个问题的开端和确立，便自中学时代始。”①在梁漱溟进顺天中学堂学习的时候，正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立宪运动日益高涨。受父亲的影响，梁漱溟开始虽支持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立宪派的。然而，当历史进入1911年后，由于清预备立宪的破产，梁漱溟放弃了原来君主立宪的立场，而站到了反清革命的队伍一边，成为京津同盟会会员，是辛亥革命的积极参加者。清帝退位、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他被派到《民国报》任外勤记者。《民国报》是革命党人的一份报纸，原创办于天津，南京临时政府北迁不久，迁往北京。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民国报》又成了国民党的机关报。

　　由于职业的关系，梁漱溟经常出入于民初各政党团体的本部，参加各种政治会议，采访各式政界人物，耳闻目睹了一幕幕政治丑剧。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丑恶现象，与他所想象的政治理想的反差实在太大了。作为一个刚中学毕业步入社会并对未来充满着幻想的青年，他对此深感苦闷和失望。他回忆说：“在此期间内，读书少而活动多，书本上的知识未见长进，而以与社会接触频繁之故，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①为了摆脱因对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引起的痛苦，1913年春，梁漱溟辞去了《民国报》记者之职，回到家中，潜心于佛学，过起了隐居生活。

　　1916年，梁漱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究元决疑论》长文，此文分为“究元”和“决疑”两大部分，其宗旨是“批评古今中外的各家学说，唯独推崇佛学一家”②。就内容来看，《究元决疑论》实际上是梁漱溟本人生活和思想的总结，是他为生活在大变动时代的人们提供的一幅医治精神空虚而感到忧虑、不安和痛苦的药方，即他在此文的“跋”中所说“为世间拔诸疑惑苦恼”。尽管在理论上，《究元决疑论》并没有什么重大创见，但它那立论的方法，广博的知识，尤其是对人们所普遍关切之人生问题的探索，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1916年底，蔡元培应当时教育总长范源廉之邀，从欧洲回国接受北京大学校长一职。他途经上海时看到了《东方杂志》上的这篇文章，读后颇感兴趣。不久，当梁漱溟经范源廉介绍前去拜访时，蔡便当面邀请梁漱溟这位年仅24岁的中学毕业生到北大教书，讲授印度哲学。

　　梁漱溟当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张耀曾的机要秘书，尽管他接受了蔡元培的邀请，但直到1917年10月他才到北大正式上课。到北大的第一天，他在校长室找到蔡元培和文科学长陈独秀，问他们对孔子持什么态度。蔡元培感到有些突然，犹豫了一阵回答说，他们并不反对孔子，儒家学说作为一门学问值得研究，至于孔子历史上的影响和地位可以讨论。梁则表示，他“不仅仅是不反对而已”，他“这次来北大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不再做旁的事”。因此，他在讲授印度哲学之余，又陆续开设了唯识哲学、儒家哲学、孔子铎旨等课程，并出版了《印度哲学概论》（191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和《唯识述义》（1920年由北大出版）两书。当时思想文化界围绕什么是东方文化，什么是西方文化，东西文化孰优孰劣，中国文化的出路是东方化还是西方化等问题，争论得十分激烈。为了研究这些问题，梁漱溟于1918年10月在《北大日刊》上登了一则广告，征求有志于研究东方学的人。但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人们大都醉心于西学，对东方学无大兴趣，因而“应者寥寥”。梁漱溟只好在哲学研究所开办了一个“孔子哲学研究会”，将自己的意思“略微讲了一个梗概”。“孔子哲学研究会”只维持了一段时间，到这年11月底，因父亲梁济自杀的影响，便搁置下来。但梁漱溟对东西文化的研究仍在进行。1920年秋，他开始在北大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部分讲稿陆续在《少年中国》上刊载。1921年暑假，他应山东省教育厅的邀请，到济南作了40天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是年秋，演讲稿整理出版。这是梁漱溟第一部有重大影响的著作。在此书中，梁漱溟“批评东西文化各家学说，而独发挥孔子哲学”，从文化渊源和人生哲学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全面的清算，“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标志着梁漱溟“从青年以来的一大思想转变”①。

　　此书认为，文化是“生活的样法”，而生活是“事的相续”，“事的相续”又是“意欲”活动的结果，由于意欲的不同，产生了人生三大问题，即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宇宙间的因果法则。与这种问题相适应，便形成了人类的三大文化路向，即“向前面要求”、“调和持中”和“反身向后去要求”，这三大文化路向的代表分别是西方、中国和印度，它们之间的一切差异就在所走文化路向的不同。书中依据中国的陆王心学和西方的柏格森生命哲学，对孔子哲学进行了新的诠释，建立起中西合璧的“新孔学”。梁漱溟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在理论上不赞成中西文化的互补调和，而主张“对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同时“批评地把中国原事态度重新拿出来”。他通过对西方社会经济、思想、学术之“变迁”的考察，得出“世界未来的文化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的结论。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一年之内就连续再版了5次，盛况空前。梁漱溟本人也因此成了现代中国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新儒学的开启者。 1924年秋，为了实践自己对教育问题的“新认识”、“新设想”，梁漱溟辞去了北大教席，前往山东担任曹州六中校长，并负责筹办拟议中的曲阜大学。犹如北京大学是中国新式教育的中心一样，拟议中的曲阜大学将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中心。但梁漱溟在山东没有呆很长的时间，1925年春他就辞去了曹州六中校长的职务，回到北京。先居清华园，编刻他父亲的遗文《桂林梁先生遗书》，后移居什刹海，与追随他来北京的十几个曹州六中学生同住共读，从事讲学。

　　1927年5、6月间，梁漱溟应他的老朋友李济深的一再邀请去了广东，其目的是实验他的“乡治”计划。所谓“乡治”，按梁本人的解释，“即从乡村自治入手，改造旧中国，建立一个新中国”①。据梁说，这是他经过几年的烦闷思索而得来的“最后觉悟”。开始，梁漱溟打算在广州招收一批学生，仿“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一个“乡治讲习所”。为此，他利用自己代李济深为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之便，拟了一份《请示乡治讲习所建议书》，报请广州政治分会和国民党中央审批。由于国民党中央各机构相互推诿，开办乡治讲习所之事不了了之。

　　1929年2月，梁漱溟离粤北上，一路参观考察了陶行知的晓庄乡村师范，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苏昆山办的乡村改进会，晏阳初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办的乡村改革实验区，以及阎锡山的山西地方自治。后来他把自己一路所见所闻和感想，写成《北游所见纪略》，发表在《村治月刊》上。

　　本来梁这次北上参观考察的目的是为回到广东办“乡治”积累经验，但他离开了广州不久，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年3月，因蒋桂矛盾激化，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于南京。因此，梁没有再回广东。时值他的老朋友王鸿一、彭禹廷、梁耀祖等人正在北方大力提倡“村治”。1929年1月，王鸿一得到阎锡山的资助，在北平创办《村治月刊》。1930年1月，王鸿一、彭禹廷等在冯玉祥及其部下、河南省主席韩复榘的支持下，创办河南村治学院。梁漱溟先后出任《村治月刊》主编和河南村治学院教务主任。1930年10月，韩复榘由河南调往山东，河南村治学院停办。

　　河南村治学院关闭后，韩复榘表示欢迎梁漱溟等人到山东继续他们的乡村运动。1931年1月，梁漱溟等到了山东。他们改“乡治”、“村治”为“乡村建设”。据梁解释采用这个名称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人们都提倡建设，建设有许多方面，我想我们搞的工作是乡村的建设工作，所以用了乡村建设这个名称”①。

　　1931年6月，梁漱溟等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作为从事乡建运动的机关。院长是梁耀祖，梁漱溟为研究部主任。不久，梁耀祖离去，由梁漱溟继任院长。院下设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乡村服务指导处、社会调查部等机构和实验县。该院从创办到1937年山东沦陷而关闭，6年间，为乡村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研究部共办了两期，培养学生58人；训练部共办了3期，培养学生1040人；其他短期训练班4期，培养学生1300人；共计2400人。实验县开始只邹平一处，1933年又辟菏泽为实验县，最后实验工作扩展至许多县。在实验县，普遍设立乡农学校，实行教育机关与政权机关合一，以此改造乡村组织。此外，在培养良种、推广农业技术改革、举办各类合作社等方面，乡村建设研究院也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在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的同时，梁漱溟还完成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2年由北平村治月刊社出版）、《乡村建设理论》（1937年由山东邹平乡村书店出版）和《答乡村建设批判》（1941年由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等著作的写作。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是从文化的角度来阐发乡村建设的意义。梁漱溟认为，由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因此，只有“村治”或“乡村建设”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成为中国文化出路的唯一选择。从该书对中西文化的总体认识及其所得出的结论来看，实际上它是对《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理论观点的进一步发挥和运用，在有的方面显然更为保守。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他主张在复兴儒家人生态度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但这时他却认为中国人不能运用西方近代的民主制度不是一时的现象，西方民主制度在中国是无论如何也建立不起来的。

　　《乡村建设理论》（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是梁漱溟正面阐述他的乡村建设理论的著作。全书分为甲、乙两部分，甲部“认识问题”，主要谈的是乡村建设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乙部“解决问题”，具体论述了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方法以及乡村建设在解决中国政治和经济问题上的重要意义。该书认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具体说来，中国本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不同于西方的“个人本位，阶级对立”。自西洋风气传入后，旧的社会构造被破坏了，但中国并没有走上西方社会的道路。“东不成，西不就”，“旧辙已经脱失，新轨未得安立”，这就是文化失调，就是中国各种各样问题的根源所在。这种“文化失调”论，可以说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既然中国问题就是“文化失调”，就是“其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那末，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就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即“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的长处二者为具体事实的沟通调和”，建设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构造”、“新的礼俗”。“此沟通调和点有了，中国问题乃可解决”。梁漱溟寻找到的这一“沟通调和点”，就是乡村政权机关与教育机关合而为一的“乡农学校”。

　　1935年4月，新知书店出版了千家驹、李紫翔主编的《中国乡村建设批判》论文集。此论文集对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全国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包括梁在山东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从理论到实践都进行了批判。梁漱溟的《答乡村建设批判》一书，就是对这些批判意见的总答复。

　　1937年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解散后，梁发表《告乡村工作同仁同学书》和《乡村工作人员抗战工作指南》，号召乡村建设工作者团结一致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动员和组织民众密切配合正规军与游击队同日寇作战。他本人则被南京国民政府委任为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成立时，梁又被选为参政会驻会委员。1938年初，他曾只身前往延安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会谈。1939年初，又赴鲁豫苏皖抗日游击区视察抗战情况。

　　1939年10月，为了形成界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三者”的立场和力量，更有力地调停国共两党争端，梁漱溟同沈钧儒、黄炎培、张澜、左舜生、李璜、曾琦、罗隆基、章伯钧等在重庆发起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通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简章》。11月29日，梁漱溟面见蒋介石说明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动机及该会的性质。蒋以不组织正式政党为条件，允许成立。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不仅大肆反共，而且对民主人士也实行高压政策。为调解国共之间的关系，力争中间党派的生存和发展，1940年12月下旬，梁漱溟与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等在重庆多次秘密集会，讨论时局，以为“广大中间人士如吾侪者，不容自轻责任，必当慷慨而起，联合同心，进而推动两党团结抗敌”，并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同盟政纲》、《敬告政府与国人》及同盟简章，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梁漱溟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后受同盟委托，梁漱溟前往香港创办同盟机关报，以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同年9月18日，同盟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创刊。10月16日，《光明报》发表梁漱溟起草的社论，宣布同盟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要“以言论以理性去活动，争取大众的同情拥护”，“培养起中国政治上的民主势力”，“奠定国内的永久和平”。同盟的公开活动，引起了国内外广泛注意，中共对之热情支持。《解放日报》以“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为题发表社论，指出该同盟为民族独立、民主政治而奋斗，顺应了全国人民的要求，并祝愿其“所负使命得迅速实现”。

　　1941年12月香港被日军攻占后，梁漱溟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撤回到国内。自1942年起，他在广西一面写作《中国文化要义》，一面从事民主政团同盟的组织活动。1944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改称中国民主同盟，梁漱溟仍被选为常务委员，并任国内关系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6年1月10日，根据国共“双十协定”的有关规定，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梁漱溟是民盟出席会议的9名代表之一。在会议期间，他与其他民主爱国人士一道，主张和平民主建国，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1946年5月初，他出任民盟秘书长，积极调停国共两党争端，为国内和平奔走尽力。7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梁漱溟以民盟秘书长身份发表谈话，愤怒地指出：“刺杀李公朴、闻一多先生是特务所为。”并说：“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就在这里等待着！”“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像今天，我却无法退出了”。“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我在这里等待着他！”8月6日，梁漱溟偕同民盟副秘书长周新民自重庆飞抵昆明，调查李、闻被刺真相，26日发表《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报告李、闻暗杀案调查经过》，以大量事实揭露了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罪行和国民党当局对李、闻惨案调查的百般阻挠。

　　是年11月，因国共和谈破裂，内战全面爆发，民盟失去了调停者的作用，梁漱溟于是辞去民盟秘书长一职，到重庆北涪勉仁国学专科学校讲学，并继续他的《中国文化要义》的写作。1949年6月《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完稿，同年11月，由成都路明书店正式出版。

　　《中国文化要义》全书共23万字，分为14章。就其主要内容及最后结论来看，正如梁在本书的“自序”中所言，它与此前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和《乡村建设理论》三书“在思想上”是“一脉衍来，尽前后深浅精粗有殊，根本见地大致未变”，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如果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重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比较，《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和《乡村建设理论》重在对乡村建设兴起的原因、内容、方法及其意义的探讨的话，那么，《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则重在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分析，其特点是强调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

　　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后，毛泽东、周恩来邀梁漱溟到北京共商建国大计。12月，梁携眷离开北涪北上，于第二年初回到他阔别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北京。1951年10月，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梁漱溟是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极少数拒绝对自己以前的思想作认真检讨的老一辈学者之一，因此遭到一系列的思想批判。1953年9月，他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受到毛泽东的激烈批评。从此在中国政治舞台和学术思想界销声匿迹达27年之久。十年动乱中，梁漱溟和许多民主爱国人士、老一辈学者一样遭到迫害，他被抄家、游斗，夫人被殴打。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梁漱溟也没有停止对人生问题（“人活着为了什么”）和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先后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和著作（这些文章和著作大都未能在当时发表或出版），其中最能体现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的是《人心与人生》和《东方学术概观》两书。

　　梁漱溟立意写作《人心与人生》一书已久。早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两年，梁就开始认识到该书的重大错误之一，“便是没把孔子的心理学认清”，而要改正这一错误，关键在“辨认人类生命（人类心理）与动物生命（动物心理）异同之间”。1926年5月、1927年2月和1934年前后，他曾以《人心与人生》为题作过 三次讲演，1926年5月还写有一篇《人心与人生自序》。时隔20多年，到1960年，梁正式动笔写作，至1966年夏，写出了前七章。这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他所收集的有关资料和参考用书在动乱中尽失，写作只好停止。从1970年起，又重理旧绪，写作不辍，1975年7月终于完成了全部写作。又越9年，即1984年，此书由学林出版社出版问世。这部书共分21章，约18.3万字，主要讲的是“以理性为体，本能理智为用”的文化心理学。梁漱溟的这种文化心理学，在三十年代已见雏形，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又有进一步的论述，但系统阐发，则是在《人心与人生》一书之中。

　　《东方学术概观》是由《儒佛异同论》、《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和《东方学术概观》三篇文章组成的一本论文集（1986年由巴蜀书社出版）。《儒佛异同论》写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是在没有一本参考书情况下写成的。顾名思义，该文谈的主要是儒、佛两家的异同问题。《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写于1974年。当时正在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彻底否定孔子，并把林彪的所作所为归罪于孔孟之道。梁漱溟不同意这种做法，于是著文表示自己的态度。在他看来，孔子是中国四五千年文化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其功过应视中国文化在世界史上表现出的成功失败而定之，总的来看，是功大于过，就是过，有的也是后儒之失，而孔子不任其咎。《东方学术概观》初稿写于五六十年代，1975年写完《人心与人生》的全书后，对初稿作了“重新写作”。梁认为，东方学术包括儒、释、道三家。三家均重在修证，重在人生实践，并非仅是一种哲学；哲学只是其实践中所得之副产物。儒家肯定人生，佛家否定人生，道家肯定人生，却又主张出家修炼，三家人生态度各不相同，但出发点均为“人”，具有以下共同特征：心力之用向内不向外；学者自愿真切，有不容己；为学要在亲证离言。

　　进入八十年代，由于改革开放和“左”的影响的被排除，梁漱溟又重新恢复了他的政治和学术活动，1980年他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他的一些著作如《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以及《梁漱溟教育文录》、《我的努力与反省》、《忆往谈旧录》、《朝话》等文集也先后出版或再版。八十年代中，他不顾自己90余岁的高龄，又重返大学讲坛，出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多次给学员讲授《中国文化要义》、《略论孔子及其后儒学术传衍流布的分歧与它的时盛时衰》等大题目。当然，由于年事太高，除了整理、修改一些旧著外，这一时期梁漱溟没有什么新的论著问世。

　　1988年6月23日，这位现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走完了他漫长曲折而又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生旅程，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梁漱溟逝世后，他的遗文被编为《梁漱溟全集》（共8卷），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①《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6页。

　　①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见《我的努力与反省》，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7页。

　　②《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页。

　　①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见《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

　　①《梁漱溟问答录》，第50页。

　　①梁漱溟：《回忆乡村建设》，见《忆往谈旧录》，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