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吃饭是最大的真理！！！

　　一九六三年八月，那日子实在是活不下去了，一天遇到一个姓李的。有点亲戚关系吧。夫妻两同时下放到了西昌农村，到了饥荒年代，实在坚持不了，不想饿死在那里，只得一起从西昌农村跑了回来，还带着四个小孩。以前本来都是国家干部，“下放锻炼”〔实际是强制移民〕就都变成了农民，回来全家六口人都成了“黑人黑户”，全靠吃高价的黑市粮食度日。没有工资没有任何收入，当尽卖光，走投无路吧。只得铤而走险作起了走私香烟的勾当。那时候烟、酒专销。管制很严，私人绝对不准许干经营香烟的买卖，他跑了几趟昆明去走私香烟。一次一大皮箱，当然都是高档香烟。据他说跑一趟下来可以“拣”一千多块钱。〔至少顶现在好几万吧〕为了逃避检查。据他摆谈起来，那等惊险其惊心动魄不亚于而今那些贩毒的行径吧。。。。。。跑过好些趟，存了一些钱。而今每天出入那高级餐厅。每天都全家酒足饭饱，吃鱼吃肉，口角流油。当时高级餐厅在自贡市只有一家，在工人文化宫斜对面。每天都有鸡、鱼、肉之类菜肴卖，当然价格非常贵。比以往价格高出十倍十多倍吧。比如一份肉丝平常价格是五毛，他这里就得卖上六七块一份。每天还是宾客盈门，当然都是些干之类走私勾当，用各种手段各种伎俩钻计划经济的空档，内外勾结狼狈为奸之徒发了国难财的以及那些“财产来源不明”之流者才有那么多的票子能够去光顾。以他那高级价格而论，一个“鸡干部”月工资三、四十块钱，而这三四十块钱是只能吃得上一两顿的。而我自然是从来一次也不敢问津的。我那时还穿了一套美国麦尔登呢作的中山服。那是在机关工作期间作的。“衣锦还乡”之后没什么衣服穿，当然更无能去添制衣服，只有拿出来穿，那时已经是唯一的一套“外出服”了。手上还有一块金壳的瑞士手表。那是一九五四年在雅安买的。当时尼泊尔商人之类从西藏走私大量大量的高档瑞士手表，三几百块钱能买到最好的名牌。在拉萨那时候的尼泊尔商人用麻布口袋装着手表，交两三百块钱之后，让你伸手进麻布口袋里面去摸，摸着什么手表就给你什么手表。。。。。。我在雅安买这块手表已经是转手的买卖了，我这块金壳表一直带着，下农村、进“集中营”、栽监狱、“衣锦还乡”一至都在这手上。因为它是负伤住医院时候余下的几百块钱买的。觉得是一种纪念。不忍心轻易的舍弃了。姓李的说：你这不是端着金饭碗讨口吗！。少说你这块金表也可以卖个一两千块钱〔那时通货膨胀，物价昂贵〕你这身穿着，仪表堂堂、风度翩翩、一看就是个科长什么的干部。提上一口大皮箱，遇到什么检查站之类，只要一说是图纸、文件什么的，再一亮介绍信〔那时没有身份证，身份证明全凭一张介绍信〕谁还不开路开路的。再说这介绍信，什么介绍信我都还有。。。。。。中央的都有。。。。。。老兄，干，把金表卖了作本钱，兄弟舍命陪君子，陪老兄跑两趟，弄几个钱起来，才能躲得过这场劫难。我说，让我考虑一下吧。。。。。。回来认真想了想，我还是不想干这种作奸犯科发国难财之类的勾当。心底还有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为人处世之道。但是生计实在太艰难了。我最不安最痛心的是拖累了老娘。整日无计可施，整日如坐针毡，生计太逼人。。。。。。又有个亲戚来说，有个姓余的小学教师正在给文教局找人。现在正值公办小学全面压缩，公办教师被压缩了不少，当然学校招生人数也随之同时压缩了，因而好多地方八、九岁的娃儿都上不了学。所以特别开禁，准许私人办学。〔在此之前是从未有过的。〕只要去文教局办个手续，就可以自己找地方自己办学。。。。。。我觉得可以去问一问再说。我衣冠楚楚的来到了文教局，一个女干部接待了我，她见我文质彬彬谈吐儒雅，也没多盘问。拿出一张表来叫我填了。也没多细看。就拿出介绍信来一边写一边说：你是第一个来应聘的。火车站那边靠近农村，因为较远一点，四面没有一所小学，那都是属于城市的户口，有很多儿童迫切要求入学。你拿这介绍信先到东街街道办事处去，他们会协同办理的。。。。。。写好了介绍信，还盖了一个大红公章，红的很是醒目。。。。。。不多周折，比较顺利的来到了火车站外面省建公司的宿舍。那居委会主任看了介绍信。非常热情的说。太好了，哎呀，这里失学的娃儿太多了，满十岁的都有，大人都焦死了。太好了。。。。。。一听说是来招生办学的，一个一个的都来打听。。。。。。娃儿们在那大院里一群一浪的，看来野惯了，野得很，有人悄悄的说这些娃儿不好管啰！没有点“王法”是降不住啊！伙起去偷东西的都有。。。。。。我现在只想着眼前的，只担心着能不能招上几十个人，好歹把这个班办起来。以后的事还没能去想。。。。。。娃儿失学对大人太揪心了吧。这是主要的。加上我拿着盖了大红公章的介绍信，不仅衣冠楚楚也还仪表堂堂，颇煞有介事，还有居委会主任在旁边打边鼓。所以极为顺利，一天多时间，就在那个大院了招了五十多个学生。如此顺利，连我也没有想到。我收费十分合理：学费、书本费一共五块，报名费五角。一人一学期总共五块五。和公办小学的收费差不多。那时候义务教育不普及但收费低廉，而今义务教育普及了，收费却特别的高。。。。。。我一共收了将近三百块钱。我想除去一切开销，剩下来的，平均下来我一个月的“工资”也有个四十多块吧！也就相当于一个“鸡干部”的月工资了，有了这些，也可勉强维持一段时日吧。“衣锦还乡”半年多以来，逼于生计，焦急无安，真乃“山穷水尽疑无路”突然降临这“柳暗花明又一村”。暂时可以凭这合法劳动来获取生存。失业的挨饿的焦急无安的半年多来紧崩的神经自然得到了暂时的放松。。。。。。为了“庆祝”，破题儿第一遭去买了四个一元钱一个的“高级粑粑”回家想和娘共享。。。。。。刚刚到家，还没落座。那狗又找上门来了。在小门外高声大气直呼大名，提高嗓门说道：派出所陈所长说的，你们俩个都是下乡对象，一个星期之内，自己去找个农村落脚地方，一个星期阿！派出所是要下户口的阿！要下户口的啊！这是正式通知啊！一个星期啊！。。。。。。暂时放松了的神经立即紧崩了起来。。。。。。我们一夜无安，凭什么？想赶就可以随便把我们赶到农村去？一旦真被赶去农村，如此老、弱之躯，我们是根本无能去谋求生存的。去农村遭罪、等死、对于那种种恐怖的现实实在不敢去想象。。。。。。突然降临的这五雷轰顶的灾难折磨得我们一夜无眠，我们不能不“挖空心思”去盘算着各种能逃脱这一灾难的对策，被打入“另册”的份子，你敢予不规规矩矩听专政机关的话麽？这确实是面临一道险恶的难关，要怎样才能够渡过这道险恶的难关呢？？。。。。。。过了很久才知道，是这条狗在派出所开会时候，研究哪些是可以动员上山下乡的对象，这条狗把我们作为动员对象上报的，所以下来“假传圣旨”，说这是什么所长大人的决定要赶我们下农村，而且以一个星期为限。否则就要下户口！强迫你去到农村。这是这条狗向我们第一次发起的“致命性”的攻击。。。。。。

　　。。。。。。第二天。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拿着我家的户口簿来到了郭家坳派出所。我先拿出文教局盖着大红公章的介绍信给那个户籍公安员讲，我已经应聘在火车站那边办学，这是文教局的介绍信，为了教学方便，他们要我把户口转过去。本区转本区，又有文教局盖着大红公章的那张介绍信，那户籍公安员瞟了一眼，没什么周折，把户口关系转过去了。然而因为是个“空”户口，所以特意去给那边的居委会主任打了个招呼，首次采用了”游击战术”来对付那狗，也算是取得了胜利而得以逃脱那狗的致命性的打击。。。。。。不到一个星期。那狗又神气活现的来到了我家小门前。依然高声的直呼大名小姓，依然高着嗓门说：陈所长问你们有没有落脚地点。要是没有落脚点的话。派出所已经给你们找好了落脚点，陈所长叫你们明天就去下户口，后天居委会就开欢送会。欢送你们下乡去安家落户！我昂昂然的站在小门前，直盯着这条狗得意洋洋的在那里吠、吠、吠，待它吠罢，我昂昂然也提高了点声音说；去告诉那个陈所长。叫他少费点心思吧。我的户口已经转走了。不在他管辖的地盘里了，我到那边教书去了。那狗听了这样的话，自然大为惊愕。万万没有想到我会来个“短、平、快！”，也还玩了点”游击战术”。但它又不能不相信我竟这么干了。无可奈何之际，那狗又问及我娘，我说：你也叫他少费点心思吧，六、七十岁的人了，那里也不去！不软不硬的钉子碰得那狗冉冉而去。。。。。。

　　。。。。。。在重庆师专还有很多书想把它运回来。于是去了重庆。重庆师专在把我们打成“反党小集团”之后，一年左右，就得到了国家教育部的批准，正式更名为重庆师范学院了。那时候我们这些为此“学制改革”而获罪还在农村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们真是哭笑不得。。。。。。改为重庆师范学院几年之后。而今困难时期又改回了重庆师专，不久又改回了重庆师范学院，几十年的沧桑变化，特别是邓小平时代主张科学、教育为先，教育快速发展，现在而今当年的重庆师专已是具有相当规模的重庆师范大学了。。。。。。回到于我是伤痕累累的母校。真有点“不堪回首”。我去看望了一下赵德华老师，他的右派帽子依然带着，他请我在家里吃了一顿玉米丸子，临行时候我悄悄的放了两斤“全国粮票”在他的写字台上面。算是点“不成敬意”的小小“礼物”。大多右派学生都还依然带着帽子，还是在学校的砖厂里干作砖、烧砖的苦力的干活。对于摘帽亦或未摘帽都显得麻木，因之对于我之“出来”以及摘帽之类亦很淡漠。闲谈之间，心情颇多抑郁寡欢。右派份子亦或摘帽右派。这九千六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于他们而言，都是不许乱说乱动，充满了无限辛酸，没有自由，没有人权，人格扫地的大监狱而已。。。。。。“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酷”。右派份子已被打入敌人行列，能给你自由吗？能给你人权吗？能尊重你的人格吗？当然绝对不可能。

　　。。。。。。从重庆回来。娘很不安的说。文教局通知叫你回来立即到文教局去。。。。。。我去到文教局。两个公安警察正和那个经办此事的女干部正在紧张的谈及此事。原来前来应聘敢于私人办学的“铤而走险”的“勇敢者”，别无他人就我一个。再一打听原来是个右派分子，这可把他们吓着了。赶快以诈骗案报给了自流井区公安分局。于是自流井区公安分局立即派了两个警察来调查此案。我自然理直气壮的说；你们请我来应聘，你们开具了盖着大红公章的介绍信，我通过街道办事处，通过居委会，光明正大的去招生，还有居委会主任一直在旁边。何诈骗之有？我不想和他们多作纠缠，便说。我已经把这事告诉市委统战部了，你们是不是去和他们联系一下。那文教局的说：你把收的钱先交给我们，余下的事再说吧。我说收了两百多块钱，还了些债。没法交给你们了。。。。。。其实那时候我也还没有告诉统战部的。这不过只是个缓兵之计而已。连市委统战部都知道了，那两个公安便不好插手，那文教局的也无法，我便告辞而去。。。。。。我出了文教局转身立即去到了市委统战部，找到一个叫邹永杨的科长。谈及此事的前前后后。邹永杨听了以后说：这怎么能说是诈骗呢？不是诈骗，也不涉及公安局的关系。不过，这事我们得研究研究，还得和区里联系。。。。。。看怎么合理的去解决。。。。。。我对这个邹永杨科长第一印象不坏。。。。。。后来渐渐得知道这邹永杨。店员出身，解放不久即参加工作。自贡市的土著右派分子〔我是外来右派分子〕对他印象都不错，。。。。。只是“进步”不快，到了九十年代，快退休了，还是个副部级。兢兢业业干了四十多年，只“进步了”一个台阶。为此自己去找市委头头谈话，想找市委头头去讨点，当然只能是在心里想，而又不能明说，想去讨点“公道”的意思。刚一开口，还没有来得及“讨公道”，心情激动，心肌梗塞。当场死去。知道他的人，免不了一番感慨！。。。。。。邹永杨为我这事还费了好些周折。找了中共自流井区委的一个性陈的区委书记，这位区委书记还通知我去他那办公室面谈过一次。最后市委统战部，区委统战部向区文教局“打招呼”。区文教局无可奈何才不得不给我这个“摘帽右派分子”开禁，破列的给了一个代课教师的饭碗。给了个最高额的工资每月二十五元，〔当时小学代课教师月工资是：大学生是二十五元，高中生是二十一元，高中以下是一十九元〕但每月还要从那二十五元中扣去十元“抵债”。每月干下来只有十五块钱收入，平均月小五毛钱一天，月大只有四毛八分多一天，当然只能一人“吊命”而已，即使如此“吊命”之下，我依然全力以赴、任劳任怨、声嘶力竭、辛辛苦苦的非常出色的干了一年多小学带课教师。小学教师那行当实在是太辛苦，从早读到放学加上晚间两个钟头的政治学习，一天十多个钟头，体力劳动为主脑力劳动次之，全力以赴的干活，天天弄的筋疲力尽......当然还是在“糟践”自己。在那个可怕的年代，这样的“糟践”当然比衲鞋底一天劳累下来收入几分钱要好了许多。那个可怕的年代，要去寻求这种“糟践”都还得使尽那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到手。那真是个知识分子斯文扫地的年代，然而那确实是真实的中国历史。要获取最低级的最起码的“生存权”之艰难。还不止此，因为即使是如此最起码的“生存权”，随时都会被剥夺的。。。。。。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前，什么也没说就把我炒了鱿鱼了。我最后在石板田小学带课。距离我家有二十多里地，只能住在那学校里面。凭我这点能耐，凭我的热忱，加上全力以赴，再加上为人公正〔小孩是最讲公正的〕“一视同仁”，自然深受学生喜爱和敬重。一下子突然莫名其妙的被炒了鱿鱼，老师[因为我的水平高，难免向我请教些问题，而我又和气待人，所以都能和睦相处.]和学生在惊讶之余对于我都恋恋不舍。临行时全班学生送了我十多里。不少学生掉了眼泪和我依依惜别。不久每个学生都给我来了一封封充满热情的“歌功颂德”的信。我心里自然愤愤不平。便把这几十封信一起交给了文教局。不几天区委统战部一个叫刘克昌的干事把我叫了去。声色俱厉的训斥道：你这是去向政府示威！他说对了，当然有这么一点意思，但我说。示什么威！那些信上不是都写了。他们要到我家里来。这不行，所以请文教局的去阻止。就这意思。。。。。。最后区委统战部那个叫刘克昌的干部说，你这种情况不能作这种工作，只能作劳动工作。当时所谓的劳动工作就是挑、抬、打、挖、拗苦力的干活才算是劳动，其他都不算。脑力劳动在邓小平时代以前是不算劳动的。所以当邓小平郑重宣布脑力劳动同样是光荣的劳动者之际.在中国大地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和欢呼！！.....自贡市市文联主席张羽高，〔据说解放前作过大学教授〕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后，被“抹光”了一切。生活无着。便特意在市政府对面，一家大茶馆门前摆了一张桌子，写了块招牌：“下里巴人代书处”。不久，也被取缔了。因为那干的不是劳动，得不到改造。不过给他安排了个到“清洁管理所”打扫公共厕所的干活。当时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被弄去“扫厕所”的，从中央到地方真是习以为常。许许多多的在世界上在全国著名的高级专家教授都去“享受”过这种“光荣劳动”。给张羽高每月工资二十三块钱。〔比我那小学代课教师每月二十五块还要少两块钱。〕张羽高年过花甲，在那厕所里没折腾几年也就死在了那里。还有个副市长聂无仿早期留学日本，系“民革”头头。打成右派分子以后下放劳动，每月给三十块钱生活费〔比我多五块钱〕，不时酩酊大醉，倒卧在市政府门前的大街上。很有点“醉卧街旁君莫笑，管他春夏与秋冬！”的无奈。自然影响很不好。然而其赖我何？你能禁止人喝酒？你能不准人喝醉？当然最后还是被“劝阻”了。市检察长赵清洁，抗日战争时期的小八路。只有十四岁，一九五二年和我在五通桥市一起工作过。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后弄去作护林员，山上去看守森林，巡山、防火、防盗之类。。。。。。总而言之。所有的右派分子都必须去苦力的干活才叫劳动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