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沈从文又时时想起他初来北京时姐夫田真逸对他的鼓励“可千万别忘了信仰”。来北京这是沈从文自己的选择，坚守下来也可谓“不忘初心”吧。

邹先生学术体系做的很大，我做的很小。我以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只要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一点儿学术收获，我生足矣。

作家不但要写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更应表现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五十岁以后的我，以这一创作理念为主要理念之一了，此种理念之形成，与以上成长经历和后来的阅读心得确有一定关系。

法拉奇可能是上个世纪最著名的记者了。她的性格非常强悍，好恶鲜明，绝不相信“记者的态度要中立”之类的说法。

张梦阳用一生的时光，追随鲁迅，陪伴鲁迅。如今虽然已年逾古稀，却仍然坚守。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是以“心即理”为理论前提的，他把“知行合一”与“心即理”之说联系起来，“知行合一”也就是他所谓的“致良知”，“良知”是知，“致”是行。

丘特切夫的诗歌有着一种直抵人心的魅力。他创作的几个关键词是人、爱情、自然、生与死、信仰等，都是一些永恒的主题。然而，诗人善于在特殊的时间和空间中予以处理。

昨天，在上海影城，我去看了关于诗人余秀华的纪录片点映《摇摇晃晃的人间》，也见到了余秀华本人。

我知道，旧的偏见很难消除，但我也惊讶地发现，这种特定偏见仍然伴随着我们这一代人，没想到这么久它还未消失殆尽。

绍兴人并非是一直以“绍兴”这个地名为荣的，鲁迅便不愿意说自己是绍兴人。

赵俪生并不把自己看作流光溢彩的要角，他自称史学界的一朵“寒葩”。晚年，老伴高昭一对赵俪生的评价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人文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

日本近现代的历史，似乎已经为林达夫的这段话做了最好的注脚。

90年前，王国维一头扎进颐和园昆明湖里。

七八十年代，沈从文先生经常写古诗十九首以赠亲友，其书法功力至深，予曾获观其早年在行伍时（为）所书某军校碑，豪健潇洒，近李北海。

正如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在阿伦特的葬礼上所言，阿伦特是一个“友谊的天才”。以阿伦特的话言之，使她感动的是“朋友间的爱”（eros der freundschaft）；阿伦特视友谊为生活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