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朱天文朱天心袁琼琼这辈年轻人的作品，第一个感觉，它是全新的，它是非常好的。但是於此发生了几个问题：
一、为何此时於台湾会有这样的好作品出现？
二、就文章来说，它果然是自足的吗？
三、文章的自足与它对时代的问题的使命又是怎样的说法呢？
一
史上新文学的出现，大概都是因於一番关系朝代的大变动，如历史上开出了唐朝的天下，才有李白一干人的诗文出现。又如五四的新文学，是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所催生的。但今台湾的文学只是自然发生的。
譬如绘画，二岁至五岁的小孩个个都是绘画的天才。小孩的绘画都是全新的，不受一点传统的技法的影响，也没有思想，而惟是天趣，而这已无有不足了。今台湾的青年文学亦可比这样。如朱天文朱天心都是还在刚开始读高中时，就已出开出了文学的花朵，及读大学，也是读的英文系与历史系，没有受过文学系的教育的，所以能写得那样的好文章。但是小孩的绘画天才随着年纪长大就都丧失。前此台湾一批十七岁的文学天才型几乎都是持续不到二十五岁。今朱天文等这几个人的前途又怎样呢？那可是不同的。前此十七岁天才型那般人是其人格与知识一直没有成长。
有天趣的人就是有天才，人稚幼时个个是天才，长大後天才就少了。但一个人的天趣亦非不可以长久保持，天趣是可以长生的。过去好的时代庶民日常用的陶器，往往使今时的天才陶艺家叹服。在好的时代，一般人的人格与知识都健康，天趣就可以长生了，不限於稚幼时。写字更可显见。小孩写的字都是好的，长大後仍要像小孩的写字是不可能的，但若是真的书家，他虽然也不能再写小孩的字体，但是能在成人的书体中保存像小孩时的天趣。又即使不是书家，只要其人格与知识健康，写的虽是俗体字乃至如朱天心说的长脚蜘蛛体亦还是可有各人的风格。如柴山康子的、仙枫的、朱天文、朱天心、袁琼琼的字我都仔细端详了，看出好处来。
惟有是坏的时代，人的人格与知识都不成长了，才会一过了小孩期与青春期就都变得无趣了。这时才要讲到天才了，惟有极少数的天才者能不受此限制。
婴孩期是个体生命的开端，青春期是个体生命的反逆期，可以不假外力而自己生出新的表现，这就是会有今时台湾新文学的自然发生之故了。但还是要像辛亥与五四那样时代风气才好。今如朱天文朱天心不随十七岁型以俱萎，可以保证得个人的文运，但是未足以保证国家的文章气运。
过去的例，有李白的文章而无补於当时由开元之治转入天宝之乱的时势，有苏轼的文章，而无补於北宋的随即亡於金兵，而唐宋诗文的最好时期亦就过去了。
文学如花草，花草做春天的见证，但是不能做春天的保证。只有春天可保证花草。文运的保证在开国，而开国是在革命。
二
文章究有何益呢？
曹丕说文章是建国的大业，而又有一说是文章之士不足与言治国。两说都对。文章与礼乐生在一起，当然是建国的大业，但文章之士又当别论。
就拿礼乐来譬吧。礼乐即是祭政一体，天子要管祭又要管政，不可能自己司乐司仪，天子只於郊祀天地宗庙时到场主祭，平日则由神官在做。亦可譬基督教，一般人不能也像牧师的专做属灵的事，因为一般人还要他做属世的事。神官与牧师是专业，文章之士也是专业，神官与牧师与文章之士都不足以治国。
天子偶来主祭，公卿列祭，便胜却神官的风光无数，文章亦然。刘邦、李陵、曹操偶然做一首两首歌诗，都此文章之士还做得好。
这里也解答了纯文学云云及文学大众化云云的问题。
纯文学是像神官与牧师专做属灵的事。中国的志士很不爱这个，所以每每有意贬低文学的地位，曰：文章小道。日本的亲鸾宗甚至反对纯宗教，实行和尚娶妻食肉。
三
朱天心的文章里，她看什麽都是好的，对人、对事、对东西、对天气与台北市的街道，她都是兴高采烈。哭也像雷雨的明亮，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太有意思了，所以专心诚意的总是玩不够，唱歌唱不够。而像「方舟上的日子」里的梁小琪与那男生，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都是高尚极了，脱俗极了，美得大极了，然而连高尚、脱俗、美、大，这些字眼都尚未有。
现代社会连同青年男女之间，都在俗化恶化，人类的历史在塌陷下去，然而朱天心像小孩，小孩眼睛里的世界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净的，像雪霁日出照见潢污行潦之水亦都是鲜亮的。此即是文学与革命相通的地方。革命是历史的祓禊，祓除不吉与不净，文学便亦是禊祓。（我爱禊祓，比说赎罪好。）
冈洁说「大自然是善意的」，我喜他的这说法不袭孟子的「性善」，亦不袭我说的大自然的意志，而相一致。这大自然的善意我觉比说爱字好。这种对万人万事万物无差别的好意与欢喜，乃是文学者最基本的心情。
易经乾卦有一句话是「天下文明」，又一句话是「圣人出而万物睹」，文学者就是以自心的光明遍照世界，遂见万象历然。
这样也许会被蒙骗，写的东西不符事实，但是纵使错了亦还是好的。纵使世界皆伪，亦吾心是真。譬如南北朝有许多皇帝是昏君，而文人写的禅让诏与表，即位颂，与哀册，只要是诚心诚意写的，还是有价值，使人读了感知有天道，人世有至尊至贵，有生荣死哀。又譬如北伐前後的左倾青年把列宁与史大林崇拜之极，崇拜的对象虽错了，亦是可贵的一片向善之心。
所以文学有在是非之外的好与不好。
二十年前日本尚无人说公害，我在汽车搬运大卡车的噪音、废气的国道走亦还是对之有好意，这回想起来，可比走在地狱中，有目莲的人的端正安详。还有是大暑天太阳底下在荒荒的街角一家饮料店，叫来一杯化学颜色染得通红的刨冰，看见邻座的姑娘在吃，我也豪快的把来吃了。
朱天心的「方舟上的日子」里的，便像禅僧说的此地是什麽所在，说是说非，即是你总不可以悭吝小气。
四
往年张爱玲住在上海赫德路公寓，她文章里有写从阳台上望街道与电车当当来去。因为她写得太好了，我当这里是圣地，只觉不可以变动她的居处与日常生活。但是公寓房子怎及正经的中国邸宅好，上海的现状亦且不是可长久的，其後上海沦陷，张爱玲还是离去了。
原来以为不可以变动她的居处与日常生活，也是我的悭吝小气。今读「方舟上的日子」我就儆诫自己，虽是对於好的东西亦不可再悭吝小气，想要保持它。朱天心的文章自是永在的，但今社会与男女之间的俗化恶化，在塌陷下去的现实还是不可放置。与迁怒相反，迁喜的原谅也是不可以。朱天文送我她小时用塑胶吸管摺的一只彩色角球，我很珍重的挂在书架上，但还是要想倘用草或绢或本纸来编可以更好。
苏轼当初与章惇要好，两人都年轻，其後章惇为柑，却陷害苏轼，而苏轼昔年赠章惇的诗仍收在集中。我亦有赠人诗，其後发见那人不值得，但我在那诗里所写的话依然是真的。朱天心将来会发现昔年的同学有的并不是那回事，然而今日她写在文章里的亦依然是真的。「方舟上的日子」与「击壤歌」里的，与朱天文「青青子衿」里的对世人世事与物的无差别的善意，就是文学的绝对的境地。
五
张爱玲不同。
张爱玲的文章里对於现代社会有敏锐的弹劾。但她是喜欢现代社会的，她於是非极分明，但根底还是无差别的善意。可比平剧里对於奸恶小人亦与以美化。此即是无差别的善意。渔樵闲话里对於前朝里，当年的问题都已成了过去，遗留的就惟有这无差别的善意的风光。是非乃同一海水之浪，但有浪更见得泼剌现实。大凡因历史上的大行动而起的新文学，如五四运动而起的新文学，多是对於现社会有意见的，如云打倒旧礼教，要西洋文化。而今时台湾的自然发生的新文学则对社会几乎是无意见的。像这样自然发生的新文学在史上是很少有。
但我说的台湾新文学与颜元叔余光中那一派的无关。我曾稍微翻了一回季季与心岱的小说，只觉其是享乐青春，享乐现社会，惟因年轻，享乐也清吉健康。但其後觉得社会的现实不这麽好玩了，自己也不年轻了，情操上渐渐没有了以前的清吉健康，於是或则变为贪欲，单是我再要，我再要。又或则自己觉得不济了，赶学些西洋文学的方法与观念来支持自己，但是写的东西反为不及以前的无学。这就是十七岁型的终了。
朱天文等的也是自然发生的文学，但是与她们的不同，一是天才的不同，二是做人的根底不同，三是用功的方法不同。
虽然如此，「方舟上的日子」与「击壤歌」可比是写了前八十回红楼梦，还有後面的要写。依文章来说，红楼梦有了前八十回，已是完全的，但是就其作者来说，他还是不能不写下去。朱天心的这两部着作，已给读者提供了最高的人格与对人对物的情操，够你去做革命或做无论什麽大事，就文章来说也是完全的了。它使你觉得为人在世过的日子有意思。但是以後朱天心还有不同的场面要写，这里是个关口，非轻易可过。
再过几年，朱天心在北一女的那些同学都就职的就职，结婚的结婚了，又若干年後开起同学会来，见了面个个变得俗气与漠然，像红楼梦八十回後有一章是「病神瑛泪洒相思地」，昔日的姑娘都嫁的嫁了，死的死了。这时你对变得这样庸庸碌碌的昔年同学，你又将如何写法？这不是一句「往事如梦」可以了得。以前你曾与她们是同生同死的，现在她们不同了，而你还是昔日的你，你今日拿旁观者的态度看她们吗？但她们虽变得漠然了，她们的身上亦还有着你自己。你是如同神，看着现实的她们，也看着你自己吗？
以前你与她们一道时，其实你也是有着高过她们的，现在你真是高过她们了，也依然是侪辈啊。红楼梦前八十回是写自己，後四十回即是作者变为像旁观者写他人的事似的，这里发觉碰着了文章上很深的一个问题了，以前可是不知不觉中通过来了的。在红楼梦後四十回里作者便是这点上没有搞得好。
「方舟上的日子」与「击壤歌」是永生的，但今你已不能再像从前的与她们玩了。昔年的男孩子也是一样，他们也不能再与你玩了。以前是大家都年纪小，大家都与天同在，与神同在，所以你与那些女孩子男孩子如同一人，而今是离开了神，只有你与这些人们。以前你是不知不觉中都是写的神的示现，神的言语，而现在你是用的什麽言语，写的什麽现象呢？
如现在的日本作家，他们写历史小说，写自传式的小说，写眼前的景物，写广岛与长崎原子炸弹的记录小说，便是都在这一点上失败了。连後四十回红楼梦也是在这一点上烦恼了，不说失败，也是失意。然则今後朱天心将怎样来打开这一关呢？
六
文章里写的是神的示现，用的文字是神的言语。像朱天心是小孩，她写的文章是神与她游戏。但一到了是作家，就发生问题了。今人已说习惯了文学家，但是文学家算得什麽呢？
中国向来礼乐文章是士之事，士的来历是神官，文章属於太史，太史统掌士的文学与民的文学，而最重历史，记的天道与人事，由太史自己来为，天子亲征，太史抱简册以从，兵败社稷亡则死之。
文章最大是历史，因为历史是神示现於天道人事与一个民族的言语，你若不是士，不是王官，与神无关，你就不配来为，所以孔子作春秋，他很注意到自己有没有这个资格。历史之外，诗歌属於礼乐之乐，亦由王官执掌，祭政一体的王官都有神官的味道，虽中国的不是宗教。以色列人的列王纪与诗篇都列入圣经，与此有着相通。
士出自王官，所以士对於文章一直看得尊严，不是今人所谓文学家的资格所可写。文学家只等於艺人，中国向来对於陶工画师、雕匠、优伶等只许其当作一件活计来做，所谓做生活。文章之士的身分亦与雕匠优伶等同列。你不是士，即不在神前，即没有资格来为礼乐文章的文章。从前天主教只许神父读圣经，便也是这个资格问题。中国有士而非宗教，这资格问题的意义就更容易明白。西洋後来是马克斯讲文学者的阶级的资格，这就一无是处。作者的资格惟可是在神前的资格。托尔斯泰晚年注意到这个，但是这个话沾上宗教就不好了。
言语与文章皆是神的。我比较爱古印度的经典吠陀之与婆罗门，觉得比以色列人的圣经与神父宗教性少些。近代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对於神，也比托尔斯泰的好。而中国的诗人则是说仙意。
我是一个文艺者，我以一个文艺者的态度来对待我所描写的对象人物，这样的说话平常不觉其有毛病，今讨论到朱天心以後将如何写作，比方写八十回以後的红楼梦，才分明觉出神的问题了。才豁然知道文艺者的态度云云是怎样的浅薄了。
七
朱天心的是王风文学。
「击壤歌」里的国文老师的教法於她不合，她也对那老师敬爱。数学是她放弃了的，她也觉得数学伟大。她的性情搞不来她妹妹那种多情的恋爱，但是听她妹妹说「你不懂的」，她即刻承认恋爱比临考还难，比数学还伟大，她觉得这个世界都是好的。「方舟上的日子」里那男孩子踢路上的空罐头也踢得很好玩，与梁小琪跳舞时也托她的下巴，也吻她的嘴，然那男孩女孩都自然极了，是行的现代的格式，却像古往今来都是这样的，好到尚未有圣洁的名字。
然而朱天文说朱天心对於她所不赞成的事也有强烈的不喜欢。她母亲慕沙夫人我也听她讲过朱天心的同情此人，讨厌那人，当面做得出来。今後朱天心的文学会开向一个是非分明的世界吧。也许她还可以写台大四年记，是北一女三年记的风光的继续，却能不是重复的。可以一般是王风的，然而总该是不同的吧。再出了学校，就不能不写成人社会的种种不平事，还它一个是非分明了。这不是说前此所写的只是童年的世界不完全，那已是十分完全的。也不是说王风要收起了，如童心的要收起了，童心与王风永远是革命的格调，也是文学的基本格调，虽是在写一个是非分明的世界。文学只是像修行，朱天心还有修行在後头。以後要写的是孙先生所说的革命尚未成功。
拿现前的事来说，如以前有些文化人对我的攻击，朱西甯是与我同在激流下，朱天文朱天心虽然气愤，但是年纪还小。与这类似的场面，朱天文朱天心将来会是与之正面相对着的，这就是於你做人的磨练了。这里首先是见识，其次是器度，而於是有誓愿，合起来是一个悟得，革命的豁然。
人拿反日运动的民族大义攻击我，这就是关系时人的见识与器度的问题，比起悲愤，你倒是先要喜欢自己的见识与器度跟他们的不同，此是将感情上雾数的事把来在知性上过一过，使自己觉得清爽相的第一步。再留心看看此种现象还关系时局的气候，你就可以从自己个人所受的不愉快中走出来，稍稍也可以胸襟开阔些了。这也帮助你明白形势，量量自己斗得过，斗不过，有时候也要学学韩信。你乃可以想像当时韩信在淮阴市上被流氓拦住作难时他脸上的那表情，觉得亲切。朱先生是陪我直接受激流冲击的人，他有一句话：从来先知都是遭迫害的。他这样说时他与我早已心平了。天道是认真而儿戏，若非因那些人的迫害，我也不会来景美开了半年易经讲座，也不会在那爬藤与木瓜的大叶子的窗下写成「禅是一枝花」（碧岩录新语）。也不会暑夜在那院子里与朱家一家人看昙花盛开。也不会有那袁琼琼到过易经讲座来听讲。又也许不会有後来的「三三」。都是他们把我从华冈扫地出了门，才只可到景美的一条小街上逛逛，买枝原子笔哄朱天心又写一回「击壤歌」。我还给朱天文她们写了序文。天道失败都是成全，我喜欢三国演义里写曹操的句子：「古人作事无钜细，寂寞繁华皆有意。」倘若朱天心把这场面写出来，亦还是有王风的。
我对自己是有忧患的感觉，而没有对自己不满。对於那些人，我没有意思当作敌人，也不憎恨他们，但是对於他们所做的也不原谅。我的心境已到了像天道无私，一切总归於人世的劫毁与创造中。
「方舟上的日子」与「击壤歌」是人神攸赞的文学，以後朱天心却是要写天道与人事。若不知天道，即是不知革命。这就文学来说也是开出了一个新的境界。若干年之後，今日的恶人恶事都要成为过去，人们所关心的当年的我们对恶人恶事的那态度，个人的不愉快，集团的憎恨，与造作的阶级的敌意，写在文学里会是怎样的琐小与低劣，只看都收不进渔樵闲话里就可知道。
新的境界的文学，是虽对於恶人恶事亦不失好玩之心，如此，便是写的中日战争，写的打倒中共，光复大陆那样复杂的成败死生的大事，或是写的痛痛快快，楚楚涩涩，热热凉凉酸酸的恋爱，亦仍是可以通於「方舟上的日子」与「击壤歌」里的那单纯、喜气、无差别的绝对之境的。文章就是写善恶是非最难。这回偶然看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只觉真是人不能写比他自己高的对象。苏轼与王安石是政敌，而两人相见时的风度都很好。林语堂文中帮苏东坡本人憎恨王安石，比当事人更甚。苏与王二人有互相敬重处，而林语堂把王安石写得那样无趣，甚至明知故犯的对史料作不当的取舍。他赞苏东坡，但苏东坡在海南喜欢异雀飞来的吉兆，这些他都不录。他写朝云，但对苏东坡与朝云二人的高情到了死生忧患都了悟的一点他就不录。林语堂的俗就是完全不知有天道人事的天道二字。
民国以来，倒是五四的新文学有可喜，那时的青年斗旧礼教，纵使有的地方是斗错了，亦还是有风光，而其後北伐与对日抗战，在文学上邦不留下一点风光。中共经过那样大的斗，也不留下一点文学，都是因为只知写斗的人，不知写同时还有着不斗的天。这里我觉得先要从文学上脱却西洋起。中国文学是向来都有一个天字的。
毛泽东有秦皇岛观海诗，但是不及秦始皇的峄山刻石诏辞，也不及魏武帝曹操的观沧海诗甚远。我游日本大洗矶边，亦题有诗：
浪打千年心事违还向早春惜春衣
我与始皇同望海海中仙人笑是非
天道有在是非之上，人事亦还是对共产党不原谅。中国文学里习惯了说天，说仙人，比说神好。因为神容易被说作比人还更逼实是非。
「方舟上的日子」与「击壤歌」是未有是非，未有敌斗，未有恋爱的文学，但是写有是非、有敌斗、有恋爱的文学也还是必定要与之在性情上相遇的。
中国文学里的恋爱原来也是现实的境界，而又高又开阔，而今人为学西洋的，都把来为窄了，只可以上话剧，不可以上平剧。朱天心说要痛痛快快的恋爱它几场，就要看她又是怎样的写法了。
八
看到那般文化人的乱攻击人，他们攻击胡适，说他於提倡白话文无功，攻击刘大中，攻击林语堂，於是攻击我，这种乱糟糟真使人想念一个清平世界的秩序。再看看大陆共区的斗法反法，更使人想念要一个清平世界的秩序了。如此，即有许多事情与许多东西都不得不重新想想过。比方「击壤歌」里的小虾穿了风吹得圆圆的飞起的裙子，与上身穿的风灌满了一胸口的敞衣衫，以及乔穿的牛仔裤，姿势斜签着立在篮球场，那种的好法，都是个人的，而若是一个清平的时代，则必有一个时代的威严与安静的衣装样式，不是个人的。如唐朝明朝的衣裳。个人的设计怎麽的亦不能有一个时代的大的安定，一个时代的大的风流的美。
音乐也是如此，弹弹吉他唱歌跳舞虽然也好，那是依个人而好，有着严格的青春的限制，怎及得清平时势的音乐使人感觉一统山河的大，有着悠远的而现实都在之思。仙枝早先爱看电影，说电影也有好多意思，及後她读起书来，读庄子，看西游记红楼梦等小说，看平剧，看崑曲，她就知道电影没有多大意思了。「方舟上的日子」里的与「击壤歌」里的舞台与行头，以後随着演新戏是可以全部换过的。我们使用的东西，皆要有一个时代的威严，生在清平世界的秩序里的，而不是零乱不安定的个人趣味的那些。
文章的内容情节亦是如此。「方舟上的日子」与「击壤歌」里所写的是青春情意的无保留，而自然有制约，像一朵花开足了，而不会是把花瓣的轮廓来破坏，无保留与制约原来是同一回事。可是以後写成人社会的艰难事情，写焦桂英唱的「人世风波险十分」，写一个世界的没落与新生，你有本领，就也要能把一代人的情意写得无保留，然而自然制约，不会写成吃人社会的「狂人日记」或变态慾情。因为世界虽乱，亦作者的心中有着一个清平世界的秩序，这是文明的古老的记忆，也是今要建设的新时代的底样。
我偶而给我所喜爱的人写信，被说我的信写得不亲。不知我是与朱天文朱天心亦不亲的。袁枚怪苏诗少情，但苏轼被罪获释贬黄州时游净居寺诗有云：
稽首两足尊，举头双涕挥，
灵山会失散，八部犹光辉，
愿随二圣往，一洗千劫罪。
他是忧患後如见了亲人。而我的忧患是远比苏轼的更大，我若见了母亲或妹妹，倘使我有妹妹的话，我亦但是柔和有礼仪，不会有泪的，不但没有亲昵，还像是不诚恳。其实苏轼於朝云亦惟云「事余以礼」，不说亲昵的话。夫妻相敬如宾只当是平时的，忧患後才知此语更具。前此我只知「天地不仁」这句话很大，是对於史上的世界劫毁的，这回因袁琼琼一提，才又知还有一句「至人不亲」是把忧患都化为人的端正清好了。
原来礼仪这样东西，我们平常只当是形式多於情操，生活顺境时来行行的，却竟是可以含蓄着怎样重大的处境与怎样强大到无保留的情意的，是情意的无保留与制约为一的自然秩序。现在来讲文学创作，就是要知道有这个清平世界的秩序，这里就情操也都成了是知性的。晓得这个，就够你在文学里写怎样重大复杂激动的事实，场面与情绪亦可以总是有余裕的，像袁琼琼说的「单身的时候是顶秀气的，女式的单身。」
九
史上新文学之兴，多是受了自然界的新发见的刺激。
天文学上的与物理学上的新发见，引起了对自然界新的赞叹，这是发动新思想与新文学之始。因为对自然界的改观，引起了对文明的原理与思考方法的再审定，所以新文学必与新思想并行。我读小学时正当五四运动开始，暑假回乡下，晚上在檐下乘凉，听中学的表哥讲西洋的科学说星有多少光年的距离，抬头再望望星空，不胜向往，若没有这向往，是也不能发新时代的大志的。彼时不久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风动了全世界，那完全是知性的风动。史上若没有像这样知性的风动是不能有新文学的。
新时代开始的文学多是理论的，如楚辞汉赋之先有春秋战国诸子的论文，那些论文都是对於自然界与人事的原理的再审定。彼时的新文学都是带理论式的，如汉赋的曲终奏雅，末後总要讲一番治世的道理。史记写项羽本纪与高祖本纪，亦是诉之读者的知性，不诉之读者的感情，程度低的都喜欢项羽，程度高的才知刘邦此项羽好。
六朝佛教传入最盛，如僧肇智顗等亦是先在知性上感兴，把来理论化了，然後佛教思想成为中国文学的新情操。基督教唐朝已有景教碑，但基督教拒绝理论，所以不能进入中国文学。彼时中国对於西域的文物是统统接受。罗马的东西亦有输入，卖酒的胡姬有戴罗马珠饰的，但於罗马的思想学间与音乐等则全不采用。罗马的音乐只被当作灯市耍戏的杂伎之一。罗马的那点点数学与物理学，当时中国是还高过它的，而罗马的思想与艺术则与中国的是可比血型不同，不可以输血的。印度的与中国的血型相同。与希腊也还有点像远亲似的。
五四运动所接触的是希腊精神，所以有益。但後来则是罗马型的。西洋的天文学物理学是世界性的，不受血型的限制，如日本已追上了西洋的，我们要追上也不难。但西洋的哲学与文学则与我们的血型不同，不可以输血。今天最贫乏的就是理论。今天文学上最不足的是知性。法国革命的文学也是伏尔泰等思想的理论文当先，五四文学也是胡适周作人等的理论文当先，周作人与鲁迅使当年的青年歆动的，并非什麽小说创作，而是其讲理的散文，可见时人是如何的需要讲思想理论的文学了。你看文艺作品，看一件已经创造好了的作品，但理论文则是教你自己去开出世界，自己去创造作品，不限於文艺。是这个缘故，所以史上凡新时代开始，皆是理论文当先。又所以好的理论文必是叫人读了兴发的。刺激是感情的，兴发则是知性的。
我们今做新文学的运动，还是要有理论的文章。
虽小说的创作亦要是知性的。如张爱玲的作品即是知性的。从来风靡一世的，如苏轼的诗文，小说如三国、西游、红楼梦都是有一种知性的光的。知性是感情的完全燃烧，此时只见是一片白光。而许多激动的刺激性的文学，则是感情的不完全燃烧，所以发烟发毒气，呛人喉咙，激出眼泪。知性才是欢喜的，连眼泪亦有一种喜悦。
孙先生教我们的革命是要通过政治，但其出发点是憧憬於一个大的理想，即新的对自然界认识与新的对人生的认识，在日常生活的全面对待，人有了新鲜的情操，对物有了新鲜的意思。它是世界性的，亦是带有民族的个性的。通过政治革命是为实现这个。所以革命的新文学亦从开头即注定了是要知性的。
今人以为理论文不可是文学，这个观念先要改变。再则以为小说是无责任的写实，这个观念也要改变。
文学是写可珍重的东西。「方舟上的日子」与「击壤歌」与「青青子衿」就使人读了发现现今尚有许多可珍重的东西。可珍重的人世是，在拥挤的公车里男人的下巴接触了一位少女的额发，也会觉得是他生之缘。可惜现在都觉得漠然了。有一带新造住宅村，是午前九时左右，男人们都上班去了，有一家人家的年轻少妇在扫除房间，敞着障纸的格子门，在檐前阳光里晒棉被拍打，抬头看见我在门前路上走过，是不相识的人，亦躬身含笑说「早安」。这可说是古风的了，然而真是清新得像早晨的太阳。福生市七夕祭的翌晨，我散步时在路上捡得一块女式手帕，把它放在庙里神前的桌上。昔人上元夜拾得遗帕坠钿，有多少遐思，但是现代女人的东西使人不能安心，只好让神去祓除了。人世原来都是可珍重的，但今要以革命来禊祓。基督教讲赎罪，佛教讲超度，中国的则是禊祓，像人家除夕把屋宇部来掸尘，把祭器与桌椅都搬出来擦刷冲洗了，好过年都是新的。又像王羲之一班人三月三日集叙於会稽山阴之兰亭，也是「修禊事也」，所以中国文学是讲天地清明，不同於西洋文学的向上帝讨正义，而从恶魔讨艺术。
中国人尚有西洋人所没有的，是对於世变的感知性。左传里记不得是谁了，他见伊洛之间有被发野祭者，曰：「不出十年，此地其为戎乎？吾其左衽矣。」後来果然是戎狄入侵，要齐桓公用管仲来尊王攘夷。这种预知，实从早先的祭政一体而来。西洋的宗教亦有先知，而惟中国的是不落宗教，直接从天道与人事来感知。而且中国的是民间亦皆有此感知。
印度有讲世界劫坏，基督教有讲世界末日，但中国的则是易经里讲的「履霜坚冰至」的一个「机」字。一年有春夏秋冬，历史上亦是有盛衰的季节。世界古代民族多有骨卜与占星术，而中国的卜筮与夜观天象，则惟借以兴感，像风过水面，「托微波以陈辞」，对时世的亦惟是这种感知，故又曰、「天道幽微难言」。这最妩媚，天道亦像女孩子的说话，似真似假，不像迷信的着实。中国人的这种对时世变动之兆的感知，关系到中国史上独有的民间起兵，亦使中国文学多有了一个境界。
对於时世变动的感知，在民的文学里有童谣与谶纬，与渔樵闲话。在士的文学里是诗文里多有讲沧海桑田，词里有浪淘沙。刘禹锡的六朝怀古诗的「金陵王气黯然终」，与姜白石的词里的写靖康金兵陷汴京，徽钦二帝被俘，宗室迁都临安，「追想当年事，殆天意，非人力。」元明曲如长生殿里安禄山乱後李龟年的唱词十分悲壮，与桃花扇里清兵南下，史可法在扬州兵败的激烈尽忠，皆有一种「天意如此」的苍凉。一部三国演义若去了天意二字就没有历史人事的风姿了。拜伦的哀希腊诗，与吉朋的罗马帝国兴亡史，皆没有天意，只见是人事的狭塞。希腊荷马史诗里是有神意，而无中国说的天意，所以荷马史诗里的亦只见是人事的狭塞。马克斯讲资本主义没落，但是亦不知尚有天意。所以他推断的不准。
中国民间的想法是个人的小事亦有着个天意，人事是非分明，而天意则在是非之初，充满了未知与创造性。我们的新文学运动就是要脱离追从西洋文学的无知，再开中国文学的天意人事的领域，不要单晓得时髦，即要晓得时代。要学孙先生的革命是革的天命与世运，使中国与世界的历史又有一飞跃。对时代的敏感在文学里是知性最高的一面，其实今天应当有人写一部民国史，要写得像史记一样的好文章。
我们当前的目标还是在反共，光复大陆。但这必定要有思想。最近看了夏之炎的「北京最寒冷的冬天」与「绝对零度下的钢」，暴露大陆现状，很是难得，但是作者所希望的只是民主的社会主义，根本上他并没有否定共产，可见大陆上今日思想的贫薄，所以这两部着作并不能读了使人兴起。从革命的意义来看，还是张爱玲的「赤地之恋」第一，陈若曦的「尹县长」第二，夏之炎的这两部着作只可当作资料。
真真天才的作品虽然不到思想，它亦是革命的，像张爱玲的「赤地之恋」与「年轻的时候」，像朱天文的「青青子衿」与朱天心的「击壤歌」，甚至看起来似乎与革命无关。因为文学是只要写了革命的感，不必写革命的思想，亦可以是完全的。但是若要造成一个时代的革命气候，则必定要讲思想，所以还要有理论文。
为达成孙先生交下来的革命，我们今日须要有像反秦朝的刘邦，讨平黄巾贼的曹操的天启英雄，与张良、韩信、王猛、崔浩这样知道世界形势的智略之士。但是有潮才能有潮头，历史上这样的人才是只有在时代的新节气中才能出生，像竹笋的在时令节气中才能茁出来，而酝酿时代的新节气的则是革命的思想运动。
文章与英雄都如花，我们要来酝酿节气。
丁巳年（编按、民国六十六年）八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