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典与虞书
读文学要幅宽，这里先来说读尧典。
我十五岁时买得一部木版尚书，暑假回乡下坐在檐前竹椅子上翻开第一篇来读，也无人教，首句「粤若稽古帝尧」，粤若二字就要看注才明白解释。尧典里的是日月星辰与农作的世界，我虽不知道底细，但已开豁了胸襟，只觉得我家的衡门与屋瓦亦是在於尧典的世界里。
当时已起来五四运动，北京大学一派兴疑古的新风气，但是尧典讲星的位置在天文学上得了证实。又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後，地下考古学所发见美索波达米亚的古文明，更可参照尧典里的世界，得到新的证实。今年初夏东京上野开叙利亚古代文明展览会，距今三千年前的与五千年前的天文与音乐数学与文字，农作与陶器铸金等手工业品，使我只觉得非常亲切。而我国的文人与教授今尚以五十年前顾颉刚的古史辨说禹是条虫为新奇，此种无知，是因於其人品恶劣。读书是为与好的东西见面，而这批人却为要找见与他们自己一样的丑恶。他们顶高兴自己的祖先是猴子。
寇世远监督说人是神所造，非由猴子进化，这话我完全可以同意。旧石器人还不出高等动物，不错，他们是由猴子进化来的，但其中的一部份人类在渡过洪水时豁然悟得了一个无字，发见了神了，他们才成了真的人身，这是一个飞跃，与旧石器人是不连续的。新石器人不是由旧石器人进化来的，而是出自天授，故可说神一造就是人。新石器文明也是天授。若不知这个，就是不懂得文明，谈文学也没个着实了。
尧典里的世界使人读了胸襟开豁，这就是文学的最高效果。学文学是要从非文学处去学，譬如游山玩水，譬如「击壤歌」里小虾与猫咪她们荡红砖路，譬如读尧典。而尧典也真是一篇诗。读时亦不知是诗，只是爱那字字句句，像雨过天青时红砖路的砖一块块。
若要说人世的真实，是没有此文学为见证更精密的了。如李白的诗「长干行」有二首，黄庭坚说第二首非李白作，经他如此一提，我再读了想想果然。又如书法，康有为、吴昌硕的真笔与伪作我照眼即可看出。只要是真懂得文章的人，即不借考证亦知尧典不是可被伪作的。
我自己很喜欢小时候那种不知底细的读尧典，那是我最爱的读书法。其後虽更知道了美索波达米亚的考古可作尧典的新见证，而我原来所知道的还是不可增减。读文章是可以像惊艳，原来前生已相知，决不会失误的。
虞书讲舜帝之事，舜南巡卒於苍梧之野，二妃娥皇女英泪洒洞庭湖君山之斑竹的传说，几千年来一直是培养诗人的情操的教材。王国维考据山海经里的帝俊即是舜，想像起来很洪荒，然而读虞书又觉得像是今天的事。司马迁采访了种种杳远荒诞的传说，而可以把黄帝本纪写得这样真实，这完全是文章之力。可比红楼梦的满纸荒唐话，然而没有比这写得更真的真情实事，惟文章之力可写历史的事像写的是今朝的一枝花。虞书里写天子五年一巡狩，柴望山川，群后四朝，那从今日考古学上对世界古文明国的知识，与中国从黄帝以来的井田制来看，完全是事实。但比起这些知识为见证，单单因为所写的事有这样好，这就绝对是真实的了。
法国小说家巴尔札克的写实不如红楼梦的写真，这两种写的方法一定要分别清楚，不论是学文学的或学历史的。朱西甯有一篇「将军与我」，写一位镇守金门的将军与其秘书，作者当时并不在场而能写得这样真实，我读了实在佩服，而且深思其故。又则是袁琼琼的「清平乐」里的「看热闹」，与仙枝的「桃李不言」里写樱桃落得一地，那是在场所见的，而写得来各有不同，皆读了使我惊异，自觉不及，并亦深思其故。这其故不易思索得明白，而我倒是想起了不相干的小儿戏来。
我的小外孙还只有二岁时，我与爱珍带他到就近儿童公园去玩，我打太极拳，爱珍做体操，小外孙叫一清，他管自与别的小孩玩沙泥，坐矮秋千，捉小皮球。及至回来，爱珍问一清，外公打拳是怎样的？他听了也不说话，就在客厅地板上仿效马步与推手，做了两三个动作，使我看了大大的惊异，那是真真的太极拳姿势。他那脸上的一股认真样子使我不敢当他是儿戏。我乃再问一清，外婆刚才做体操是怎样的呢？他听了又即刻学外婆扭身甩动两手，做得十分正确，做时脸上认真不言不笑。爱珍也惊异得笑了说道：刚才我们做时并不见他注意看，他玩他的，谁知竟看得这样真！以来过了三年，一清今满五岁了，有时我与爱珍仍同他去公园，回来问他，外公打拳是怎样的？要他学来看，他反为学得还不及从前的真了。原来他今是用知识来看来学做的，而以前他两岁时是只以天机来看来学做的。
如此我乃想到像袁琼琼的也是不经意似的只眼睛梢着一下，而以天机就能把事物动作描得这样真。再如朱天文与朱天心看似都不大会说话的，笔下的辞句即可以这样神妙，这也是像一清两岁时学做马步与推手的出於天机。
原来描写事物的方法有三种。一种是科学的方法，譬如照相，照相虽用机械，有照得好的亦可是艺术，但到底不能与物素面相见。又一种是数学的方法，可以完全不顾物体，而以冥想，於无中生有的构造了点线与方程式，只要管自在数理上行得，即可对应得万物，连至今没有经验过的银河系亦对应得，可以用数学的方法描写出火星是怎样的形状，在宇宙火箭到达之前。而还有第三种则是文学的描写方法。
中国文学如中国画，有写生与意造。画的写生近於照相，但照相是取的物之形，而写生则是通过写形而更写出了形背後的物之象。但还有脱离写生的意造，例如平时看了许多真山真水，画时部可不拘於实物。这意造近於数学的方法，而数学的是物之理，画则是物之象。意造不是私意造作，而是作者同於大自然的生出物来，所以决不比写生差真。文学亦有写生与意造，乃至於写历史上年代久远近於堙灭的事，亦可如易经的知於未形。知於未形不但是对未来的，亦可以是对过去的，像数学的可描写未经验的对象。如易经的未经验素粒子的现象而知阴阳，如尧典虞书与司马迁的黄帝本纪亦未经验美索波达米亚的地下考古，而可以描写得无错误。所以历史非文学的力量不能写，无论是写近代史与远古史。
写历史是要以天机。
舜起於畎亩之中，希腊以来至近代前夕的西洋史上无类似的例，民国的史学家因此以为虞书是伪作，但是今世纪二十年代解读了埃及金字塔中所刻第十八王朝法老给嗣君的遗诏，教他任用宰相不可重门第财富，要起用智慧与人格高尚的人。疑古者是不求世界古史学的新知识。其实尧典与虞书都是自证的，倘使你能以文学的智力读之。
读虞书，感觉有一种飞扬而安定。安定是生於人对人与人对物的基本态度是宾主之礼，万物历然皆在，故觉得舒服安定。虞书天子对诸侯，柴望之於山川，皆是宾主之礼，此乃基於人与天地为三才的觉，故对人、对物的情操可以这样的健康而平明。宾主之礼是格物致知之始。而西洋人则从对人、对物的态度起已乖张了。中国的是人与天地并为大自然所生，亦即并为神所造，人对天地可以宾主之礼。旧约亦是说人与天地并为神所造，而说人要依从地，没有讲到人如何对天，惟空中的鸟，海中的鱼，地上的兽皆人治之，比起天地人三才说不完全，此尚是圣经。西洋人则对人，对物的基本态度是征服与被征服，所以总是不安，最显见於其文学。
我今是作了理论上的说明，但我小时单是素朴的读尧典与虞书，感觉到连我自己在内的万物的舒服与安定，与清明之气相连的这安定，即已培养了我与中国文学的情操，因为这舒服、安定与飞扬也是汉赋与唐诗孟浩然、李白的作品的基本情操。也是今天中国文学的基本情操。
读昔人的作品，我今以理论来说明，有时还不得不也来讲考证，以破古史辨之流，而我每每怀念小学时的素读。日本三菱公司每周一夕请东大名誉教授汉学耆宿诸桥辙次先生讲诗经，我偶然列席听过二次，诸桥先生像旧时塾师的只照字句素读，释义训音，三菱的社长经理等十余人也像旧时塾生的听讲。我很爱那种静穆的空气。我小时就是这种读书法。及至大学，这才初次听见谁把研究书经写成一部书，我不知所以的带些不信。
我能说明佛经，但亦仍爱素朴的念经。我学书法，但亦每每怀念小时在村垫午饭後的习字，是用墨笔依着先生朱笔写的一张字来描。小孩不知书法，字自身即是好的，看了心爱，而小孩自己写的字也真的都是好的。字自身即是好的，这是书法的基础，小孩的字是未有书法也已经是天成的了。我虽学了书法，今亦仍是以此来玩味太平天国李秀成的农民的字体，与乡村年轻妇女描鞋头花的刺绣底样，描时的那认真、谦虚、喜悦，虽然是村妇岂知绘画。因此想到「击壤歌」里小虾的交友待人，也像小孩的看文字与习字，对这些人个个心爱。孙先生便是对这个时代的人都这样心爱的，否则不能革命。
读书，素读法是感，理论的思考的读法是见识，见识的根底是感。我小时读尧典虞书等，得的是对礼乐文章的一个混茫之感。尧典与虞书都是写的政治，而又都是大自然，把来素读，只觉是在文学与非文学之际。
※文体
中国的文体是独有的，为世界上他国所无。
古代希腊人写的历史就只是记录，另有史诗才是文学的。他们不能有像尧典、虞书、黄帝本纪、与左传那样的文体。柏拉图集中所收的哲学，若非演说体，即是问答体，没有像易系辞与庄子的文体。
至於希腊的文学，则除了史诗便是戏剧，但没有像离骚与宋玉的赋那样抒情的文体。
在西洋，抒情诗早有，但抒情文则迟到一直後来才有抒情的散文体，但也还是贫缺。中国抒情文体的发展，自楚辞汉赋至苏东坡的赤壁赋，与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文体与内容如此丰富阔大，乃是因为能写情写到了天性与事理之际，文章的昇高到了文学与非文学之际。中国之所以能有赋体，是文章写到了韵文与非韵文之际。又如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小说，则是写到了小说与散文之际。如元曲、崑曲与平剧则是写到了戏剧与散文之际。
平剧白蛇传可以只演其中的断桥或水漫金山，对全剧的结构可以是不连续的。因为中国的戏剧也是有调而非旋律，若西洋剧则其结构是旋律的，像罗蜜欧与茱丽叶即不能只拆出一段来演。中国剧可以只演一段，即是戏剧亦在剧与散文之际。非旋律的即带散文化，小说所谓百忙中忽有此闲笔，戏剧则如演水漫金山，扬子江中的虾兵蟹将与天兵天将正打得紧张处忽然耍起枪花，对方抛枪过来，这边用双?接住了送回去，对方又抛枪过来，这回是背身用脚反勾，把来踢回去，这也是对旋律的散文化。而因为有调，故散文亦可以是乐；礼乐文章的乐。这才是中国文学的文体。而形式亦即是内容，中国文学的文体与中国文学的性情是相一致的。
「击壤歌」的叙事这样散漫，然而全文有一个强大的意志将它统摄起来，这意志是息，而亦因文体是调才可能，若行於旋律，则不可能如此。调行於息，是生命的波澜潋?壮阔，所以写文章的人总是神志清楚的。
而旋律则是力学的，作者被自己的作品的旋律卷了去，读者把来读了之後亦只会感觉到人的无力。而旋律的叙事若是散漫，那就全篇无法将它统摄起来了。
旋律必是连续的，调则可以是不连续的。旋律是螺旋式进行的，而调则会有反。诗有连绵体，如「西洲曲」与「春江花月夜」，四句一换韵，平转入仄，仄又转出平，前四句的末尾二字即把来重复，用为下四句的开头，词意似连非连，时或是相反。其实文体亦是这样的行於阴阳回荡之气。如离骚，我是上回教学生读，始看出它的反复徘徊，层次的展开很分明。
又如易经六十四卦，卦卦相连而相反，向着纵的展开与向横的展开同时为一体。我喜爱易系辞与庄子的文体似重复非重复，像波澜的波波相似而又相异，像盛开的花，瓣瓣重复而非重复，写出这样的文章时，作者一定比谁都更自知，心里欢喜。
再则朱天文的小说「青青子衿」，写这样一个打动人心的故事，而看起来却像是散文。惟因不是旋律的写法，故可以写得这样的有力量。
我读时可以想像作者写它时脸上的端正与认真，她是这样的神思清明，而对於碧娟与清旺的人疼惜不尽，两人都是有爱情与志气的啊，而遭遇的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多可珍重的两人掘笋的那一段景物，做巴士车掌小姐的这麽历然的现实，而又对谁都无可怨，街上的车上的那些人使你对他们只有是好意的，连对於那般嬉皮少年。她对清旺「你要为阿姐争一口气」的恳愿，而清旺的则是男孩子的想要学上做好而不能的反抗。碧娟到底发烧病倒了，为了读夜校又当车掌小姐的辛苦，为了单衣薄裳对冷雨与寒气硬挣，为了今天看见清旺也入了嬉皮淘里上来巴士里。她睡着发烧中听说清旺刚才来过阿姊的宿舍，不敢见面又去了，她能想些什麽呢？她能批评些什麽呢？碧娟只想起从前与清旺上下学，在田畈玩时听清旺朗朗的童音说话。
这不是可对谁怨怒，不是可对谁报仇，而只可以是起来一个革命，把天命都来革新，即是把今天世界性的产国主义社会的恶因果律一刀斩断，开出新的时代，为了碧娟，也为清旺，也为像街上的与巴士上的那些人。我们大家一淘来！
中国文学就是革命的文学，所以文体是调而非旋律的。旋律是缚於因果性的，而革命是不连续的，每每会中途改变。如日本明治维新是起源於反对幕府开港，所以喊尊皇攘夷，而途中即变为也来开港。尊皇先是说要幕府与朝廷一体化，中途即变为倒幕。旋律只是力学的，力学上有反动，但不是革命。革命必是有调，调是行於大自然的息。小时候读「唐诗三百首」吟出调来，读「古文观止」也哦出调来，所以读诗文称为吟哦。日本万叶集的歌也音节朗朗，是调，不是旋律。中国文学是这个调发展到了词、曲与评弹。民国以来模仿西洋文学，完全不讲究这些，大学文科的学生连信口吟吟诗也不会。
写到这里，仙枝来信说一位朋友谈三三集刊，他们认为「击壤歌」读者可以接受，评论也好，而散文好像都是一样，有些人不觉会以讪笑的态度看散文。朱天文听了很泄气，仙枝也怅惘。但他们所说的是不对的。「击壤歌」虽列於散文，但也可说是小说，小说有故事，而评论则有理论，读者容易说好，惟散文一似没有什麽东西，单是写的性情，而未成故事或理论，所以读者不易知其好。其实是散文另可看出作者的有天才没有天才。如日本近代小说家，惟吉川英治、尾崎士郎与川端康成能散文写得好，如海音寺潮五郎、司马辽太郎与三岛由纪夫写的散文就缺少风姿。所以保田与重郎专写散文与歌，不屑小说。不屑小说是太过，但写小说比写剧本容易见性情，诗与散文又比小说容易见性情，写剧本与小说可以作伪，写诗与散文不可作伪。
「而散文好像都一样」，是不懂文章。写文章固然是忌都一样，就是忌重复。我曾与保田与重郎说尾崎士郎後来的作品亦犯重复，虽然每篇小说的内容不同，但气氛还是重复。保田忙问：「我写的东西也犯有重复吗？」我说：「你没有犯重复，因为你不曾堕入当今文坛的作品多产主义。」但是不懂的人只看小说与评论的内容不同，就是不一样，看未涉故事与理论的散文，便以为都一样。这只是可比无趣的人看天，天天都是一样。那样的读者，其实也是并不能懂得「击壤歌」的。这里随意引一句、「风起的时候，我就会变得口齿不清」，有几人读了能晓得是好得了不得？
数学与物理学是为工程师与教师写的，不是为大众写的，最好的文章也是为大众的教师与革命干部写的，如孙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为国民党员写的。或曰、文章是乐，如国歌的要大家都唱才好。但是这句话要加上时代性。现在的猴子音乐最被青年所接受。以前如西汉，司马相如与司马迁的文章都被读者接受，北宋是欧阳修苏轼的文章都被接受，现代也要开出新的好时代，好的文风才可以也被普遍接受。
而文章的最高责任对象是天地神明，不是大众或大众的教师与工程师与革命的干部，乃至国家，因为国家与所有人类也都是要对应得天地神明的。亦就是说要对应得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是这个缘故，所以数学与物理学可以不拿大众为对手，而世人无论识与不识，莫不景仰。
易经、史记、赤壁赋亦并不以大众为读者，而永远是代表无数时代的最高文章。今如日本，被最多读者接受的是秽亵刊物与漫画，最少人读的是万叶集、古事记、碧岩录，与汤川秀树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论文，然而今天日本所藉以立国者亦还是在此不在彼。
※魁星在天
去年在台北，到基督之家做礼拜，听唱圣哉耶和华，我的全身彻底感觉着了大自然的一个强大无敌的力量。因想起中国是商朝也有这样强大的力量。中国现在也许还是需要像诗经里商颂与大雅里的上帝。这回又是为写中国文学史话，回想回想，重新感觉得书经、诗经与易经的文章的高旷雄劲，实是连後来汉唐的亦非其比，何况今天的卑隘靡弱的文学作品。
八、九年前，日本东京新闻与伊拉克文化部在东京主办美索波达米亚古代文明展览会，开幕前一日先招待皇族与名流观览，社长与良氏致辞：「看了五千年前乃至七千年前的这些文物，使人不得不想，从那时到今天的我们简直没有进步，也许还不及那时的。」但我当时只是听在心里。
其後一次与谷川彻三氏（元法政大学校长，美术评论家）谈到陶器，他说：「陶器是世界上中国的第一，日本的不能及，波斯的亦差得远。尤其汉朝的陶器更好过唐宋的。但都不如殷铜器，殷铜器是把所有研究美术的人都压倒了。」我也只是听在心里，有时又来想起。
日本人收藏有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大壶二，形如陀螺状，一赠中国博物馆，又一陈列在日本博物馆，名陶工冈野法世见了贴地佩服，我问好在哪里，他说：「那样的强大而自然，绝对不是今日的我们所能想像。」我也听了而未能豁然。
而现在我是从诗经，才把文明史上的这个大问题来作了一次彻底的思考。诗经大雅有殷师出征徐方的话及周师「肆伐大商」的话，那句子的音律，一个字一个字都是彻底的，绝对的。那种强大，若拿来比印度的西巴神每舞时雪山与恒河都为之摇动，则诗经的是更现实的，而比起亚历山大大帝的出征波斯与印度，则诗经的又是更有天地之大。虽史记写刘项之战，汉书写窦宪征匈奴，与苏东坡写「三国周郎赤壁」的词，要算得好了，亦不及诗经那两首诗的有绝对威严。这绝对威严非人间所能有。诗经的是天地人的威严。今时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日战争的史料，而未有一部写对日八年抗战的好作品，真是不可不深思其故。
原来古人是离神近，而後世的人们则渐渐离神远了。
当初新石器人是渡洪水时在绝地悟得了一个无字，於是悟得了无与有之际，悟得了大自然，即是与神对面了，新石器时代就是这样开出来的。当时真是智慧的新发於硎，所发明的东西为後世所绝对不能及。当时是凭空无藉的突然发明了数学、音乐、天文学、文字、轮、杠杆、辘轳、及物理学，而後世人所能做的则惟是数学上的发明、天文学上的与物理学上的发明、音乐上的加工、文字上的加工、轮与杠杆的多方面使用等，都是凭藉着原来的。後世人到底也不能於数学、音乐、天文学、文学、轮、杠杆、辘轳、物理学之外有所发明。火与绘画是旧石器人就有的，而陶器则是新石器人的发明。当时因为智慧新发於硎，所以凡做什麽东西都新鲜壮阔，非後世人的创造力所可及。如此，就可知何以新石器时代的陶器那两只大壶压倒了後世的陶工的缘故了。
唐虞夏殷周是离新石器时代未远，新石器时代新发於硎的智慧尚未央，舒发而为唐虞之治，与殷铜器，与易经、诗经。在文学上是余势一直到了创造出楚辞、汉赋与史记，在新鲜与壮阔上皆非後世所可及。
今年五月，东京新闻又与叙利亚文化部在东京主办叙利亚古代文明展览会，陈列自古代美索波达米亚至回教时代的文物。冈野法世也去看了，有五千年前的及七千年前的陶碗，竟是可以今天来用亦没有时代的间隔。我是与仙枫去看，仙枫也说五千年前的有一条颈饰的式样与颜色她很喜爱，现代人也可以挂。两人同意陈列的神像与器皿是年代久远的大气，年代下降，就变得卑小，不自在，精致变为装饰意味。
古代美索波达米亚是亚述帝国的城门遗址真使人看了有一种威力感，但是与殷帝国的该有些不同吧，因为那边的已是奴隶社会，而这边的则是井田制。他们那边随着年代下降而加速度的卑小恶劣化，我们这边则新石器时代的新发於硎的智慧与创造力一直舒发到西汉为止。其後倒也没有变化得怎麽卑小恶劣化，反为是到时候忽又像休息的火山口的喷出几道火焰来，在文学上是李陵、曹操、李白之诗的可贵。那好处是有唐虞三代传下来的高旷清亮强大。现在是朱天心的「击壤歌」有这个。西洋诗人有拜伦，雕刻家有罗丹，都是强而不大，新鲜感也不够。写「老人与海」的海明威与杰克伦敦，与西部剧的作者，那是更小了。日本三岛由纪夫只是比他们强大，没有高旷清亮。
中国的魁星是武相，峥嵘而激烈。其实朱天文的「青青子衿」也是这样激烈的，但是在古琴里弹出来的，因为大，见得有徘徊，在殷勤的叮嘱又叮嘱似的。它像大海之水，满畜着震荡，那不是杯子里的水会泼出来，所以能哀而不伤，怨而不愁，不走向决裂发狂，而是培养着革命。
後世的人何以渐渐离神远了？
读诗经的商颂与「出征徐方」、「肆伐大商」之什，真觉得现代人的卑小靡弱，是从几时起的离开神了？推究其故，文明是有造形的，而後来被造形的发展掩盖了，忘记了文明之始是怎样的，这就渐渐隔离了大自然，渐渐离开了神了。老子说「五色使人目盲，五音使人耳聋，五味使人口爽，驰骋畎猎使人心发狂」，是看不见了颜色之始，嚐不出了味之始，感觉不着了无事的乐趣。学问、机械、肉体、发展到了末梢与极端都会把人淹没。如当初希腊人发见了无理数，还能面对着数之始，而现在的数学发展到了函数与集合，反为益益昧於什麽是数了。物理学上今是机械应用技术的发达遮没了知性的阳光，以致原理的发见力萎死了。罗丹与海明威是以人的肉体的生命力自隔於大自然的无际限。杜斯妥也夫斯基是以人的肉体生命的情知求与神对面，不知是要你身上一无所有才可到得神前。人身本来亦是大自然的空与色，所以人身为神所造，然而历史上到了衰颓之世，人被肉体的男女情慾淹没了，不复知男女之始是有大自然的阴阳清肃。
老子所以提醒人到时候需要又来一次原始返本。礼记里且有特别规定：「是故大乐不和，大羹不调，大祭用醴酒生鱼，有遗味者矣。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叹，有遗音在矣。」唐朝的雅乐传到日本，战後有一位法国的音乐家来日本观雅乐，非常惊叹於其能用不协和音，此即是行於繁华而仍能有着音乐之始的泼剌。世界上各国都有文字，而惟独中国有书法，汉字原是基於象形，但不同於绘画的象形，书法的字体是写出了万物成形之始。又善书者墨具五色，并非真有红黄蓝白黑五色，而是善书者的性情与笔力能写出了颜色之所以为颜色，尚未成为红黄蓝白黑的色之始。
张爱玲真是绝世聪明的女子，彼时她像现在朱天文朱天心的年纪，她路过斯宅看戏，信里说戏台下的那些乡下人彷佛是几何学的点，不占面积的存在，她这一语使我明白了人身是如来身。她一次说西洋人有一种隔，隔得叫人难受，这又是一语打着了西洋一切东西的要害。朱天心在「击壤歌」里写「风起的时候」可以匹敌得张爱玲的这一句。什麽是中国的现代文学与天才，就从这里来评判。
张爱玲说西洋人的隔像月光下一只蝴蝶停在戴白手套的手背上，她说这话是在抗战後期，今已过了三十余年了。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後世界性的产国主义社会的物量成了一切，也不再单是西洋人的事了，我们周围的青年，也多是像把头蒙在塑胶袋里听录音机械播送的音乐，食物是味精的味，颜色是化学颜料，天下孰知正音？孰知正味？孰知正色？刊物泛滥，连小孩亦无复单纯感知字的美。现代人是这样的对物的素面隔断了，也就是对大自然隔断，与神远离了。
所以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的提出，来到了大自然里，来到了神前，与我们的祖先开启新石器时代一般的智慧新发於硎，现前也像是一万年前我们与祖先一淘在发明数学、音乐、天文学、轮、杠杆、辘轳、物理学当时的心境。我们重新来制礼作乐，文学上亦自然产生又像尧典虞书、商颂周雅的高旷强大作品，其余势一直走到西汉文章那样的。
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论文的时代
春秋战国是论文的时代。此是因为彼时把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明全面加以理论的学问化，所以当时的论文有知性的新的光辉与劲势，刺激了文学自身的创造力，故有离骚与其後西汉的文体的。
原来当初新石器时代的人发明了数学、音乐、天文学、文学、轮、杠杆、辘轳、与物理学，确立了农工与手工业，制衣裳宫室器具，当初在一淘的几个民族分袂了，在新地域建设起美索波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汉文明、倭文明。其中惟汉文明自黄帝至殷周成就了井田制的王天下。文明史上这一段有数千年之长，都是为之而不自知其故，因为都是天成的。
而及至春秋战国，忽然起了学问化的运动，即是要知道凡百的所以然之故。譬如无与有之理是原先也已悟得了的，又如易经的卦象与爻也是原已知道的，至老子才正式提出了「无」与「有」的字眼，而加以理论上的说明。还有孔子是作易系辞，说明大自然的所以然之故。这也就是明明德的运动，把原来是文明之德的东西来加以理论的学问化的说明。这个学问化运动，在希腊与印度也与我们同时出现，那边也有诡辩派与外道，像我们这边的诸子百家争鸣。彼时何以中国、希腊、印度会不约而同的起来学问化的潮流？只能说是因为世界史上有过这样一个大节气。但希腊人是在文明的根本问题无与有的题目上，才开头就已挫折了，对大自然的所以然之故到底攻打不进，他们只做了数学的学问化。印度人也是在无与有的主题上答得不够分，他们是说「空」与「色」，但他们不知道空与色之际，所以也做不出成绩来。
惟中国春秋战国时的学问化运动才真是做到了普遍与彻底。新石器时代发明数学，即是要到易系辞才来说明了数的所以然，数是在於物之象。易系辞与老子庄子不从物质去了解物质，而从物质背後大自然的意志与息的阴阳动静刚柔来说明物质，连天体在内，如此，天文学与物理学的所以然之故亦都说明了。大自然是「神无方而易无体」，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像中国人的把神亦可以理论来说明的。大学的格物致知，与老子庄子说的弃知，是把新石器人的悟亦说明了其所以然之故了。希腊哲学里没有说悟的，印度人有说明悟（他们称为觉）的，但是他们的觉没有对象，还是说明得不好。惟有大学的格物致知与老子庄子的弃知，才可以把技术的太始轮、杠杆与镳驴的发明（是与数学、物理学、天文、音乐、文学等的发明在性质上不同的另一种发明法）的所以然之故亦来说明了。音乐是新石器时代发明的，世界上也只有中国的「乐记」能以理论说明音乐能说明得这样好。
孔子而且把大自然的无与有，在人事上取名为仁与义，乐与礼。孟子更把老子庄子的弃知与无为，取名为良知良能。於是把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明全面加以理论的学问化，可比把田地都来重新犁翻过，好播种新的作物。这样就起来了诸子百家争鸣，他们都是写的论文。这知性的新光辉与劲势，刺激了其他面的创造力。先是文字，向来甲骨文的形体大致是规定的，殷周铜器的铭文虽生变体，但也有个共同标准，可是一到春秋战国，各国的篆书的变体就骤然增多了。政治与产业方面是变制变法，军事也出来了新兵法，衣裳、宫室、器皿方面也出来了新式样，文学方面是论文刺激起了文学的全机能，如此乃出现左传、国语、国策、以及楚辞与後来西汉的文章。如果没有春秋战国这次理论的学问化的大运动引起知性的新的创造力，是不可能开出後来秦汉的天下的。
人皆只当希腊的荷马史诗是一个特色，不知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论文才真是一个特色。与中国的比起来，西洋的哲学论文，政治学经济学论文，军事学论文，科学论文等都不是文。印度的论文如大智度论，瑜珈地师论，因明入正论，或唯识论等亦皆是没有文。而中国的论文则有易系辞、礼运、乐记、老子、庄子、孟子、孙子，其为西洋与印度的论文所不可及者有三点。一、其立论的理是依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演绎而来，乃至如韩非子，亦还是有老子的「天地不仁」为其思想，比西洋的法治论高旷。再如孙子，他是一写就写出了永远新鲜的兵法论，德国克劳塞维茨的军事学是把握了现代的技术方面，但在原理上还是不违孙子，不及孙子。至於易系辞与老子庄子，是今世纪发现了素粒子，亦在原理上不出其范围，物理学者与天文学者要想说明素领域的现象及新发见的天体的现象的所以然之故，远不及易系辞与老子庄子所已达到的，那是已到达了大自然的绝对。
中国春秋战国时的论文非外国的可及的第二点，是发明了许多新字新语，一种是用以说明「无」的，如物象的象字、乾坤、阴阳、虚实的虚字，与「彷佛」、「窈冥」的形容词，与仁义的仁字、礼乐的乐字，皆是新字新语。又一种是用以说明「生」的，如「萌」字、「息」字、「屯」字、「茁」字。与说明水的生态的「涓涓」、「潺潺」等字，说明草木的生态的「葱倩」、「苍郁」等字。又一种是说明无限时空的字，如「宇宙」、「天下」、「世界」、「人世」等，与其形容的字，如「悠悠」、「渺渺」、「迢迢」等。
这种种新字新语使春秋战国时的论文的特色的内容得到明确的表现，而且使论文成为诗的。数学与物理学亦有其独自的符号与用语，但范围很窄，多拘於「有」，而西洋哲学的字语更是粗陋，他们的论文又怎能及得中国的。印度佛经里有许多说明「空」，与说明无限时间与无限空间的字语，但是没有说明「生」的字语，也没有阴阳的字语，所以印度也还是没有好论文。
中国春秋战国时的论文非他国的可及的第三点，则是中国的文章的造形就是有阴阳虚实与位置变化的，只有以这样形式的、徘徊徐疾，有调而非旋律的文章，才能适应於写出中国的论文所特有的那种内容，所以必然是文学的，不是西洋的那种逻辑体系的报告文学式的文体写的论文可比。所以春秋战国时的论文能起左传、离骚、西汉文章的带头作用。亦可说左传离骚汉赋与史记都是带有理论文的色彩的。
如左传里诸侯间行人与司宾的应对，每能辞达而辩明，国语则多是正正之论，国策更有理论的纵横可喜。楚辞可说是纯文学，而如离骚与渔父辞都是在要明世事的是非与人生道德价值的再评定。如宋玉的风赋与登徒子好色赋，皆带有应对辩论。西汉的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亦是起於辩对，终於正谊。又如司马迁的史记，自云盖欲以「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其性格就是理论文式的。史记的每篇都加有「太史公曰」的论评。
中国文明有一个理字，上自朝廷，下至民间，无抵抗的被接受於日常生活与人事的全面。西洋只有数学的理与物理学的理被万人接受，而中国的则是包括数理物理在内的通於天地人三才之理。一偏的数理与物理在西洋文学就要暂时被放弃，而中国的是大自然之理，虽在诗文里亦不例外。
中国文学是知性的，情操亦知性化了，所以无论诗文皆自然带有理论式。这拿日本文学来对照，就很明白。日本的万叶集相当於中国的诗经，诗经里大雅最是多讲理论，万叶集里的歌则纯於抒情，没有是说理的。以李白的诗比日本西行法师的歌与芭蕉俳句，便知李白诗里处处有叙事说理，因此日本人以为不及西行与芭蕉的纯文学。但这是狭小的见识。李白的诗正是好在诗与非诗的边际。理也要看是什麽样的理，合理主义的理当然不可以为文学，但中国的是依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的理，这理自身就是诗的，而诗亦必是知性的，说理可以说得来极自然。还有中国文学可以叙事即是抒情，则是因为那叙事真能格物，写到了物背後的象。
文明的历史，新石器的始生文明自约一万二千年前至约七千年前为一期。至伏羲神农而入於变期，伏羲画八卦，神农在黄河流域新定农业。伏羲画八卦是新石器时代发明数学与天文音乐等以後唯一的大发明，为西方古文明国所无。而至黄帝，则又入一变期。自伏羲氏至黄帝（约为七千年前至五千年前），有似自春秋战国至秦汉，但是这变期较春秋战国更长，约为一千余年。自黄帝起开出一个新创造的时代，下至殷周（约为五千年前至三千年前）为一期，正式成就了汉文明。而至春秋战国，又入於变期，下去开出了秦汉，又是新的创造，自秦汉至明清凡二千年间，又为一期。而我们现在，是从清末与西洋接触以来又是入於变期。
伏羲画八卦，是次於新石器时代发见与发明数学、天文学、音乐、轮、杠杆、辘轳的奇蹟，是人类知性的又一次高扬，故能开出黄帝至殷商的新成就。春秋战国的把文明来理论的学问化，这又是一次知性的高扬，故能开出秦汉的新制度与文物，可以沿用至於明清凡约二千年间。而我们今来提出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便也是为了今日我们入於新的变期，要有又一次知性的高扬。中国文明第一期从黄帝算起，第二期从刘邦算起，而第三期要从孙文先生算起。
汉朝真是高旷雄劲的，有新的政治产业制度，新的宫室建筑与道路工程，与衣裳器皿。汉朝有新的一统天下，有行於新制的强大兵威，凡百皆异於殷周的。我们只看当时的摩崖铭刻的字，如杨淮表纪，石门颂的书势，那气魄之大，真使後世善书者觉得不可及。所以汉朝的文章亦有这样伟大，汉赋是对彼时新的日月山川物产，宫阙市朝人物的盛大风景的欢喜礼赞，所以汉赋有这麽多新字语，而其旨归於对天地寅恭，风动於情而绚於礼乐之正的一种思省。这汉朝文学的殿後是曹操的乐府诗与其手札。
※新情操的时代
六朝是文学上新情操的时代。
六朝是中国文明入於新的变期，底下开出隋唐，与以前秦汉制度上虽有所改变，原则上并无异，新异宁只是在於情操上，这最是见於文学。
五胡乱华，肇因於晋之清谈误国，而晋之清谈实远从对於东汉崇儒之反动而来。
原来汉民族的精神是在黄老，儒家的则是路，也要有精神才能走路，所以是要两者合起来才好。西汉尚黄老，然至汉武帝已同时崇儒，而当时的大儒董仲舒也讲阴阳五行，参杂黄老，比董仲舒稍前有贾谊与晁错，实是儒术而兼法家者。法家在历史上每是儒与黄老的接点，如王莽，如王安石，皆引周礼行新法。但至东汉，变得儒教一尊，摒弃黄老。汉武有求贤良茂材诏，而东汉改为举孝廉，取士必以儒，气象遂不及西汉，此在文章上最易看出，汉书不及史记，马融、张衡、班固的赋亦不及贾谊、司马相如、杨雄。所以从文学最可见历史上朝代的气运。东汉是儒教固滞了，使人不得舒发，故起来了黄巾之乱，把这固滞来打破了，开出三国，才又见江山如画，一时多少风流人物，就中曹操虽经生出身，其人却是黄老的。曹操的诗文接於西汉。
但是儒教亦不可被偏轻。儒教的独得处是孔子的尊王大一统，使时人都有安心立命的质实稳重感。晋朝承魏，平蜀灭吴，统一天下，陆路与西域交通，南方海路，与罗马交通，王恺石崇因以致珍宝财富，张华因以博识新异之物，裴氏因以测定新地图。当时的音乐与舞亦翻出地方性的新趣，如白紵舞是吴地的，齐讴是齐地的。当时是四方宾服，戎狄亦来归顺，入内地杂处。当时天下的规模与新气象，可说是汉武帝以後所初有。然而缺少一个绝对的大意志力来统摄。贾后一妇人，以朝廷为儿戏，八王之乱，皆五胡乱华之渐，而天下遂此崩坏。
晋人是偏轻了儒，缺少了尊王大一统的意志力来统摄当时繁华，遂流於享乐与放诞，以为旷达。当时的朝士清谈老庄，但是与西汉的尚黄老不同。尚黄老是有个黄帝疆理天下的意识的，去了黄帝而单说老庄，则真是懒惰无为了。
但亦到底是初平天下之後有一种雄劲，如陆机的文赋，左思的三都赋，便都有这种雄劲。三都赋不可当它只是模仿班固的两京赋，其实是因为晋朝承魏，平蜀、灭吴，时人对於魏都吴都蜀都数十年的新开发的成绩，看了有一种情感上的兴起。鲍照的也好，但是觉得小了些。竹林七贤中是阮籍与嵇康的诗文好。
晋初其实政治上也是有大人材的，如裴頠、卫瓘、张华，都不是空谈之辈，可惜多死在贾后与八王之乱，以後就把晋朝的命运交给清谈者王衍了。总总还是因为尊王大一统的意志不立。及洛阳陷於匈奴族，晋元帝渡江在建业即位，尚要王导於仪式中对帝表示敬意，群臣才亦有了敬意。其後王敦、桓温、谢玄轻率跋扈作逆，皆见时人的尊王大一统的意志一直还是不立，如此则虽有温峤、祖逖、桓温、刘裕、刘琨等从事北伐收复中原，也是意志力不够的。
晋时公卿脸上傅粉，吹笛，有马车好坐不坐，讲究坐牛车，日本平安朝效之，至今每年三月祭节，京都尚有公卿仪仗队，武士弓矢前导，公卿坐牛车，妇人宫装走在牛车前後，街道两旁观者可以想见当年。我看过一次，果然是非常美，然而黄老与儒皆不贵之。
自东晋转入宋齐梁陈，文学亦绮丽不足珍了。
时代的大意志力是到隋唐才建立起来的。不靠宗教的信心而可以有大意志力，这经过我们就要来研究，因为我们今天的世界现状也是缺少了一个大意志力。单就文学来说，这也是建设中国的现代文学的一个大问题，我们要如何才能有雄劲的文章。
五胡乱华，其严重性相当於北欧蛮族灭亡了西罗马帝国。但是欧洲自此入於黑暗期几达千年之久，而中国彼时则没有入於黑暗时期。欧洲从此出现了许多蛮族国家，至今不得统一，而中国则五胡十六国随又统一於隋唐。其原因，第一因为中国的不是农奴制社会，第二因为中国有士，能同化五胡，第三因为中国文明有统一天下的基础。
晋时朝士虽然清谈误国，民间却还是很活泼的，这从彼时民间歌谣之盛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历史上几次都是士的文学像日蚀的隐晦无力时，民的文学就像满天繁星的璀璨起来。前如东汉，有谶纬童谣与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的乐府。又如羽林郎，日出东南隅等乐府皆带点民的文学，胜过同时代的士的正经诗文。後则如元明清士的诗文很少有可观，民的文学，曲与平话说书的章回小说且是发达。所以民间起兵都是民先动了，士然後也被激发，而与之结合，来指导民。
五胡乱华，如石勒、苻坚、王弥、卢循之兵，实是中国之民参加者多，与中国传统的民间起兵有所结合，才有这样大的声势。北欧蛮族入侵西罗马，也有是裹胁农奴，也有是农奴脱却土地的锁链来附从，才蛮族的军势能这样盛大，但与中国这边的性质两样。中国之民参加五胡乱华，极自然地收了使胡人同化之效。
士则如王猛、崔浩、高允。王猛同化了符坚，崔浩与高允同化了拓跋魏。亦因符坚与拓跋魏的军队里参加有中国之民，所以他们不是孤立。刘渊到了刘曜，石勒到了石虎，兵败即完蛋，苻坚以百万之众也是其败即完蛋，此是军中大半以上是中国之民，一旦被中国之民所弃绝之故。
王猛教苻坚扫荡其他胡族，崔浩教拓跋魏只管出兵讨平塞外，皆是为将来隋唐的统一华夏清尘除道，如云为王前驱。王猛与崔浩高允是结合了黄老与儒，尤其高允为文明皇太后与孝文帝行均田制，劝耕桑，立学校。当时的人们，是从五胡乱华的大杀戳大破坏，所谓天地不仁中打铸出来了大的意志力，更从均田制与耕桑及学校再建了人世之信，如此才开得出随来的隋唐时代的。
回想起来，从东汉儒与黄老分离，晋又清谈老庄而轻儒，至王猛崔浩高允才是黄老合於儒了。自晋朝缺乏统率时代的大意志力，直至拓拔魏始又再建立得此大意志力，其间时势的经过，也真是使人辛酸与欢喜的。
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宜。」欧洲的蛮族入侵，陷入黑暗时期中，倘无基督教的信神，人真不想要活了。而中国人的信却不靠宗教，而是靠集义而生的浩然之气。这是孟子说的，集义是做的事有了成绩。最大的信是面对大自然，见着神了，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是对应大自然，通於神明的，就是义，集义是做多几件。新石器时代发明了数学、音乐、天文学、轮、杠杆、辘轳、物理学、文字，这就保证了文明的历史遂行的自信，因为这些发明是对应大自然，通於神明的，是孟子的所谓集义。我们今日在做的事，譬如过平常的一天，写的随意的一篇小说或散文，也是个发明，如孙先生说的是革命的。用宗教的语法是可做神的见证的，这样的事多做几桩，自信就增加了。
信神是绝对的，而自信则是成长的，孟子称为养浩然之气。大自然的意志同时亦是息，养气亦就是养志，志是集义的信来养。
这信亦是培养时代的意志力的。五胡乱华二百年中，华夏之民是怎样又建立了时代的意志力的呢？这问题正也是今时我们的问题。
颜氏家训中，言彼时不但被五胡沦陷的北方，连南朝的年轻子弟也流行弹琵琶，学鲜卑语，眼看华夏的传统文明要扫地以尽了，焉知下去却开出了隋唐，是华夏文明的新生。原来彼时也不必看得这样悲观。依现在的例，青年学生弹吉他、唱英文歌、跳外国土风舞，然而依朱天文朱天心文章里所写的看来，他们竟也还是中国的儿女。这些女孩子、男孩子可被写成「击壤歌」的好文章，这就是有可被敬重的了。便如大陆的人民与中共，也是可被张爱玲与陈若曦写成好文章。可以相信今是在中国文明的同化与新生中，像一朵花，等到将来一阵好风就会忽然开满的，像五胡乱华期间华夏文明的同化与新生，忽然一阵好风就开出隋唐了。这里的消息惟有文学最感知得，也最说明得。此所以文学必是革命的，依孙先生的话，没有革命即没有文学。
五胡乱华，中国并不陷入黑暗时期，此是汉民族的真本领。刘曜陷洛阳，据怀愍二帝，使之青衣行酒，世上已无何物尚是至尊至贵。其焚杀戮，人口十损其七，大难临头，家人骨肉岂顾生离死别，除惊骇与苦痛之外，人间尚有何物是感情？城阙市廛皆成瓦砾白地，田野荒为茂草，往往百里不见人烟，古来尚有何物是坚牢的？中国人是悟得了天地成毁之理，知易经说的神无方，则知老子说的天地不仁。
五胡乱华时佛教方盛，而中国人仅取其太上去爱，因为至亲则单单存在就是一切；而不取佛教的无常苦空之说。对佛教说的救苦难亦淡然，因为天道与求救有点不对称。当时的高僧南有慧远，北有僧肇，皆宁是以知性为法悦，可说不是宗教性的。
中国人是不假宗教，而悟得了大自然，与神同在，与神一样的无方，大难不死，即刻又跌宕活泼，所以北魏的均田与江南的新耕桑会复兴得这样快，佛教则只当是一阵风吹醒了大家，一时纷纷都想来闲创作，如敦煌的佛刻与壁画，洛阳的伽蓝与南朝的寺。他们拜佛也只是极认真的闲情。大家又都来舞西域的舞乐，尤其北朝比南朝更气象大，如北魏碑铭与摩崔的书法，创造性最是丰富的。彼时的中国人同化胡人，是在这样集义中养浩然之气，渐渐养出统摄时代的大意志力了。
彼时的文学尚未即显出有统摄时代的大意志力，要到後来隋唐统一了天下，初唐的陈子昂与李白这一代的文学，才显了出来。李白因此说六朝的文学绮丽不足珍。但李白与杜甫又都喜欢六朝文学的清新，那就是可珍贵的了。若像欧洲的因蛮族入侵而落入黑暗时代，是不能有清新二字的。
想像昔人当年，要当它是我三生石上事。譬如读庾信的文章，即好像我自己是与庾信生在同时之人，而又好像庾信是生在今天的。我临写魏碑亦是如此。嵩高灵庙传是崔浩书，每临写时总会使我想起拓跋魏时，崔浩、高允、文明皇后之事。
王猛、崔浩、高允皆怀王佐之才，而不事南朝，去帮北朝。文明皇后冯氏本汉民族女子，父死於拓跋魏，而她为拓跋魏皇后。此四人实是混一华夷，开出後来隋唐天下的大功臣，但於民族大义这话可又怎样说法呢？
孔子称赞管仲攘夷，汉朝对李陵北败降匈奴亦处罚极严。然而汉魏与唐朝的诗人皆对李陵抱有好意。李陵自己却也并不旷达，他见苏武使匈奴被劝降不屈，曰：「陵与卫律之罪通於天矣！」因泣数行下。而他又对汉朝对他的家属极刑不服，自辩兵败降胡，仍欲得当以报汉，此愤懋与自辩又屑屑为何哉？徒见他的不彻底。汉廷对他的恩已绝，而他引匈奴之兵北筑李陵城，对付现代的俄罗斯，终他之身不使匈奴南侵。汉廷是汉廷，他对汉民族的华夏还是报了恩的。但这亦岂不是徒然的屑屑吗？像他这样亮烈的人，只落得都不彻底。这不能来批评，只可以诗来见证。送别苏武时，李陵的河梁之诗所以是千古绝唱。
王猛、崔浩、高允、文明皇后与李陵不同。他们是生当五胡乱华，故为天下重於为国家，为文明重於为民族。孙先生有云：世界大同要通过民族主义，第一先要弄好自己的国家。然而历史上是有亡国的时代与亡天下的时代，这层分别顾炎武说得很清楚。五胡乱华是破坏文明，亡天下的时代，志士只有存天下，然後才可再讲复国。也不是复国，而是重新来开国。文明也不是可以被救护保存，而是只可以来打开新的王化，使文明更生，有汉文明在，汉民族亦自然在了。王猛、崔浩、高允、文明皇后所做的，後来历史开出隋唐，都被证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