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文学的作者，一种是士，一种是民。如两汉文章，唐宋诗词，作者是士。如民谣、童谣、平话、说书，作者是民。
平话与说书自唐以後才有，另成艺人，民谣童谣则来历甚古，不成为艺人，两者皆属於民，有别於士。士为四民之一，本来也是民，但是士与民有别而相关，此点要追溯到周礼王制的王官与王民，士是王官，民是王民。後世制度虽改，此种身分的自觉还是一直承传着。
中国文学作者与西洋文学作者的素质根本不同，西洋没有士，他们的民亦不像中国的。所以中国文学与西洋文学的素质亦根本不同了。
我今能把这点提出来说得明白，经过也不是容易。士与文学我比较知道得早，为此与日本文人争论过一阵。但是中国民众文学的所以然，则是到了这回写写中国文学史话，中间才豁然明白过来的。
先说关於士与文学的话。尾崎士郎我听他说过两次「我是小说家」，一次我就当面批评他：「杨雄说文章小道，壮夫不为，你为何安於做个小说家？明治天皇才真是大诗人，而不以诗人自居。」尾崎听了以为然，其後有一次他当着我，对人更正说：「其实我不是小说家。」尾崎是天才作家，我喜欢他的人洒落无碍，神采照座。
其後是对保田与重郎，保田志於做隐遁诗人，向往後鸟羽院文学，我说：後鸟羽帝受制於将军，其歌、诗虽美，盖与宋徽宗之耽於书画而被金兵俘虏，同为可诫。至於士，是要为国家靖乱，开出太平，又岂可只想抱残守缺，做个隐遁诗人。中国人亦以文章之美为最贵，但凡事自有本末，以视礼乐，则礼乐为本，文章为末，所以李白苏轼皆不愿只做个文章之士，欧阳修对客多是谈政治，很少及於文章。何况如庄子所言，虽天子亦可平视，虽礼乐亦可豁脱，来到了大自然之前无贵贱，所以真贵人往往忘其贵，真美人不自知其美，绝世的好文章出於无意。而中国的艺人更谦卑。日本人是人耽於诗歌与美术了，但我爱的还是像丰臣秀吉那样的英雄，他统一了群雄割据的局面，开出日本史上所谓桃山时代，他自己不写文章，不作一件美术品，他只开了风气，让世人去百花齐放，今天的又是什麽时势，而你却只想做个隐遁诗人？
我在保田家谈了这些，翌日他对我只说了一句：「我把你的话想了通宵。」以後我还写过几封信申论此旨，但是保田终不肯接受。这点还是尾崎士郎我与他说话能通。在那次「早晨的访问里」，他听了我的说话之後很反省，他道：「今天我们的文学里就是没有革命。」没有革命，是没有礼乐，也没有文章的。可是一次商量日译「今生今世」，尾崎道：「这可好，如今流行起政治小说。」当下我听了起一反感，因为这与写政治小说的作家的身分志气是不同的。
虽然如此，昭和文人中只此二人是士，尾崎与保田，再有一人是三岛由纪夫，皆才华气概有足使人向往的。二人已死，如今存者惟保田。此外今时日本的小说家皆同於西洋作家的身分，无复士的自觉了。他们很讶异中国的文人何以都那样政治性的，言下有一种不屑。
中国是五四运动时叫喊取消士的身分观念，要学西洋的知识分子一样。可是士的志气与对天下的责任观念还是不自觉地存在着，而且高扬，以此参加北伐，有的则去参加中共，演了传统的、领导民间起兵的，士的角色。而因在文学上有意压消了士的身分观念，遂变得了没有中国自己的文学。
士的自觉殆於全灭，是在国府迁台後。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文化人参加革命，上中共的当，遭了严重的政治失败，从此对天下国家大事完全失去了见识上的自信与勇气了。二是美国化压倒了一切，物量主义的社会把感情、道德与智慧来彻底破坏了，哪里还会有士的精神。他们遂成了完全与西洋的文化人一样。从来没有像今日的大学教授与文坛作家的人格藐小卑劣，也从来没有像今日的在彻底把文学理论西洋化，如颜元叔之流。
二
然则西洋文学的作家又是怎样的人呢？他们可分两种，一种素质好的是古希腊的哲学家式的，又一种素质恶俗的是中世纪文艺复兴後的艺术家式的。
西洋文学当中最好的是柏拉图集，文学原不在乎诗文小说戏剧等形式，如史记就是最好的文学。柏拉图的文章有知性的光。希腊是其数学与科学皆是诗的，其哲学家是诗人。原来希腊的数学与科学是从巴比伦与埃及的寺院僧侣学得来的，所以希腊的哲学者还离祭司未远，他们都信神。但是已离祭司而独立，成了学问家的一种新身分了。他们虽然没有能够像中国的离祭司独立了成为士，没有像中国之士对天下的责任感与礼乐之学，但是也有一种新鲜清洁的朝气。
後世西洋的好文学亦宁是在数学与科学者，如笛卡儿、爱因斯坦。文学者是像萧伯纳。日本如寺田寅彦的随笔，冈洁的「春草」，汤川秀树的「旅人」，皆是好文章，非当时的文学家所可及。文学家则日本的如永井荷风与长谷川如是闲，中国的如周作人与张爱玲，有西洋柏拉图以来知性的光。但是希腊的哲学家因未成为士，没有礼乐之学，他们的学问的知性的光安不到人事里去，虽然他们的行为离俗是好，可是会流於乖张。像柏拉图於一天之内做两个新娘的新郎，就是涉於乖张。永井荷风晚年更是冷癖不近人情。长谷川如是闲不营结婚家庭生活。周作人也有一种冷。冷是因为他们是无神论，这点大不如柏拉图。他们学希腊哲学家的知性，而没有学得希腊哲学家的身份的自觉。张爱玲比他们都好，但是她也不宜於中国人家。笛卡儿、爱因斯坦、寺田寅彦、冈洁、汤川秀树他们倒是热情正常，也没有乖张，也没有癖。
五四运动初期的文学，是受了希腊柏拉图一派知性的影响，所以虽然幼稚，倒是可以使人兴起。五四青年有一种新的身分的自喜，那也是近於希腊哲学者的身分。而後来变得不好，则是因为一转转入了模仿西洋中世纪文艺复兴後恶俗的艺术与哲学一派。欧洲文艺复兴，苏醒了希腊的知性，但是希腊哲学家的身份的自觉，则在以後的艺术者与哲学者当中不再存在了。达文西好，但他宁是科学者。艺术是米盖朗基罗的雕刻大卫像及黎明好，而拉斐尔则是俗物。
文学是随着宗教改革後诸侯贵族势力的新兴，小说里的男女爱情也带上了一份高贵浪漫的，但是高贵得有一种清新，与後来的浪漫主义文学的不同。後来产业革命与英国成立大宪章及法国革命所引起的浪漫主义则是慾情的、强力的，没有那种高贵了。法国革命後文学的作者身分遂明白注定是小市民的了。小市民的人格是守秩序与勇敢，我身存在的见证是对国家有纳税与当兵的义务，通过代议制，有干预国家财政，表决战争媾和的权利。你有你表决的权利，但是你凭什麽标准来表决是非呢？则以为义务与权利就是道德，再加上科学的常识与事务的常例，就可作表决的标准了。权利是还有生命财产的安全及居住的自由，与言论结社的自由，但都是社会的，没有一点讲到天道自然，虽有言论的权利，你又能言论些什麽呢？近世西洋文学的作者便是这种小市民的素质，对於自然与天下国家没有大的智慧与感情，他们能得到些什麽呢？他们所寻求的又是些什麽呢？他们造作了浪漫主义文学，自然主义文学等等，翻来覆去，见证不得一个真的东西。因为你要见证一个对象，必先要有一个座标，然而作为主体的你的作家身分就是这样藐小不实的，哪里会有什麽结果呢？
所以除了柏拉图一派以外，近代西洋小市民的文学，是由三种东西构成的，一、物理学的条理章法，包括立体的、投影的、与统计学的描写方法。二、动物的肉体的感触，包括生命力与慾情的心理分析与行为上的映像的描写座标。三、巫魇的情绪，包括怪力乱神的旋律与破裂的描写展开。这些完全是无明。而中国现在文坛在模仿的，即是这一种西洋文学。
但是连这个今也成了是古典的了。
第二次大战後这三十几年来，世界性的产业国家主义社会的庞大物量，最後把人的智慧与感情都压灭，家庭之内断绝，人与人断绝，对物的感情断绝，连到言语的能力都急遽的退化了。文学上已失了在感情上构成故事的才能，只可以犯罪推理小说的物理的旋律来吸引读者。连这个也怕麻烦了，继起的是男女肉体的秽亵小说，但这也要过时，因为秽亵虽不用情，但也要用感，现代人是连感官也疲惫了。於是出来代替的是不用思考，也不用感官的报告文学，但是报告的还有事件，而人们今是对事件也漠然了，漠然到像猫看电视。现代人是已到了人的生命都被破坏了。於是小说让位於漫画，现在日本是大学生在电车里看漫画。秽亵小说也让位於秽亵漫画。秽亵也已钝了刺激性，人们仍旧看它，只当是与打拍金珂一样，为填满时间与空间的空虚。这里文学上如果还有一点人性的记忆，那是嬉皮的不信。不信、不信，现代人是对什麽都不信，而能有着不信的自觉，哪怕是极其藐小的，飘忽的，已是可贵的了。然而单单靠这，到底不足以建立文学，柏拉图一派以外的十八、九世纪以来被视为主流的、西洋小市民文学，到此遂也告终了。
虽亦有得诺贝尔奖的，如川端康成的与索忍尼辛的作品，也於大势无补。诺贝尔奖有它的用意，取川端，是为今时被荒废了的美。川端的「雪乡」是有种杳深的高远之思。取索忍尼辛，则是为今时被麻木了的正义感。但是川端的「雪乡」欠天然，也不好玩，「雪乡」之後的川端作品就都堕入艺术的幽闇之谷了。这还因他的是西洋作家的素质，若他是士，则晓得礼乐文章，也不会自己寻到艺术的幽谷去了。
索忍尼辛写苏俄集中营的虐待囚犯，对之提出强烈的抗议，但是文章不及张爱玲的「赤地之恋」。赤地之恋里写的是敌我共同面对着侮辱人类的严重事态，要就是被侮辱者与侮辱者一同翻身，比索忍尼辛的抗议深广。索忍尼辛的作品里没有开创时代的新风。在与美国记者问答里，他说他还是同意俄国行独裁政治，但是反对集中营非人道的残虐。他若是中国之士，识得礼乐之治，当不致这样的差劲，便是文章的气概与写法也将可以是不同的了。
一样的对不正义抗议的作品，纪德的非洲法国殖民地记行，还比索忍尼辛的有一种清新。这种清新也许只是战前法国的，而索忍尼辛的则是俄国天主教的。现在要是文学上又有希腊的新风就好得多，但这已是必不可能的了。希腊精神在物理学上最後的一人是汤川秀树，他很不以今时年轻一辈的物理学者为然，说道：「科学的可贵是有预言的能力，今世纪四十年代以後却只靠宾验。」他在对後辈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江崎玲的谈话中，就表示了这点。
今时惟有来复兴比柏拉图一派的文学更好的、中国的礼乐文章。这里建立中国的现代文学第一先要有作家必须是士的自觉。譬如看平剧樊江关，先要看樊梨花与薛金莲的相貌好，文章也是先要作者的相貌好。
三
西洋文学的作家譬如当律师，是小市民的一种职业上的分工。文学与其他的学问分工，譬如写历史的记录与哲学的论文就不是文学。文学又小说、戏剧作家、诗人、各各分工。如此，文学的范围变得很狭小，西洋文学的主题是恋爱。
中国文学是万物的言灵，写历史记述与哲学论文都可以是文章，如史记里写天文河渠亦都是文章。西洋是早先希腊柏拉图集里讲哲学数学物理学政治亦是清新的好文章。今人视文学独立为当然，不知此是西洋小市民的分工制观念。如果是天下士，当然礼乐文章遍在於一切。
中国文学的破坏，自宋儒起。
宋儒崇道学而鄙视文章，此与杨雄的说文章小道又自不同，杨雄说这话，是他於文章有余。宋儒说这话，却是於文章无知。宋儒是先已一半失去了士的身分，所以连对於礼乐文章这句话亦无知。程朱的话不好，如王阳明与其後黄梨洲的诗文最高亦只能算第二流。他们的只见是道学，不能万事相忘於文章。而今日的中国文坛则又是学了西洋的分工制。
西洋的艺术品与非艺术品分开，艺术品专供在教堂与美术馆。文学作品与非文学的文件分开亦是如此。中国是日常用的器皿皆好，文章与书法皆不是艺术，而是在艺术之上。文章若是不能超越艺术，即不是天然的。中国文学是通在於非文学处，以此更知礼乐文章这句话的意思好了。朱天心的「击壤歌」就豁脱了今人所谓「文艺」的艺。
「击壤歌」凡四部，写与女孩子玩，也与男孩子玩，却未涉恋爱，这就是大大的放宽了文章的境界了。如此，才是要写恋爱方可以写得非常好的。这境界宽阔，就是礼乐文章的底子。现今的青年作者中，文笔精致高华的好几位，这里就要看各人的志气来是其文章的品级与前途了。志气惟士有之，小市民的是慾望与打算。
朱熹、王阳明的诗文，人若不为道学，不会去读它。但是我们全不为什麽而读苏轼的诗文，不为哲学而读庄子，不为学历史而读史记，不为文学而看红楼梦，可以请个看个无数遍，也还是喜欢，想之不完。这即是礼乐文章。文章要忘记礼乐，因为文章就是礼乐。文章更要忘记文学。文章要随便翻出哪一段都可看。
好的文章从哪一段看起来都可以，因为它豁脱了旋律，又彷佛连没有一个中心事件做主题，然而处处都相见。
四
诗经的颂、大雅、小雅，是士所作，国风是民所作。士的文章的体制，列於「文心雕龙」，不说内容，单就那规模的完备已为西洋所无。民的文学是民谣、童谣、平话与章回小说、戏曲，亦西洋无其比。民的文学皆带国风的一个风字，西洋文学首先就没有这个风字。
中国而且是士教化民的文学。周礼王制，太史采地方民间之风谣，诵於天子，以之观政之得失。教化也不是士指导民的文学，而是像文王之化行於南国，而汉水有游女之诗。这士的文学与民的文学的关系，又是西洋所没有的。
这士与民的关系，原来是王官与王民的关系。
周朝的王制建立在井田制，士皆是王官，民皆是王民。士有下士、中士、上士，上士之上是大夫，分下大夫、中大夫、上大夫，皆有禄以代耕。大夫仕於朝廷，以及为乡遂之长。而士则在於民间，依於井田制的各单位，率民祭祀，发动耕作与收获，掌学校教化，率民筑堤治水，率民军训与出征，率民作器车通有无，率民警护关防。
列宁的发想，工农兵苏维埃，是以工厂区与农村为单位的，结合工农兵的组织，生产与政治为一体，立法司法行政为一体，而以共产党员为领导。这与井田制的王宫王民有类似，但是两者在性质上与效能上完全不同。
中国的井田制到周朝止，行了三千年，是自然生成的，为礼乐政治的基盘。而苏维埃的基盘，国有土地与国有工厂的产业政治单位编成则是造作的，未成情操，而指令以阶级斗争为意识，其党员的指导地位彷佛类似王宫，但怎及士的知性与有感情。井田的王宫王民融合的行动力，远比苏维埃的更强大切实深远，苏维埃的行动力却是夸张的，浪费的，经久了容易陈腐，遇外敌就会解体。井田的王制多有文物的创造，苏俄却是连文学也没有了。如此拿苏维埃来一比，更知周礼王制虽在今日看来亦还是最新式的。
中国文明的政治不是权力的统治，而是教育的政治，昔人所谓王化，今读了周礼的王官与王民，才真的明白了。而且从王风这句话，重新明白了中国的文学从王官与王民的关系，重新明白了士的文学与民的文学。
有人曾说，要中国遍地都是教会才好了。但是教会何如井田制，牧师也不及士，牧师只管祭，士则兼管祭与政。井田制度至周末而废，但其精神不改，实质多有留存。实质如管仲立州闾邻伍之制，还是因为有地方之士为干部。秦废封建为郡县，郡县之冶也还是靠地方处处有士为干部，於民如王官之於王民。所以中国能不像欧洲封建的受领主统制，比欧洲的早一千八百年前就行起了郡县制。其实郡县制亦不过是上面废了诸侯，地方的州闾邻伍还是从来就有在那里的。
王官与王民不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而是王官与王民共治，所以世界上惟独中国之民自古以来一直亲近政治，中国史上独有的民间起兵便是由於此。民间起兵时也是士与民在一道。
精神上最显然的是表现在文学，中国是士的文学也非常接近於民的文学，民的文学也非常接近於上的文学。士的文学有采桑、采莲、采菱、捣衣之诗，是写民之生活风景，民的文学如民谣童谣平话则多讲政局时势与英雄豪杰之事。而且两者在情调上与见识上非常接近，还有是在对女人的情调与见识上亦两者差不多是一致。这都是中国文学所独有的。
以下就专来说民的文学。
五
我曾提及要年轻学生也看看征东征西，杨家将等，这些被今时文学者看不起的小说里，其实有着中国的、农民的见识的喜乐活泼可爱。我小时就看过的，至今有机会时也会寻了来再看一遍，与小时的兴趣并不改变。在居所景美兴隆路上小书坊里，偶还见到有这些书，都是印刷装订极坏，大书店里恐怕都不摆这些书了，不免担心它会淹没。今写中国文学史话，再来考察一番，才知这个问题极大，这些小说乃是民的文学，它与士的文学都是中国独有，为世界上何国的文学皆所不及的。年轻学生不是也看看，而是必看之书。
民的文学的种类有民谣、童谣、民歌（民歌分竹枝词、子夜歌、襄阳乐等），唐以前的多收在「古乐府集」里。及平话与说书，有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三笑姻缘，以及四游记（东游记、西游记、南游记、北游记）与平妖传。还有说唐、残唐五代平话、征东征西、五虎平西、杨家将、岳传。平话与说书经过文人编修的有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虽经过文人改编，亦还是民的文学，不属於士的文学。民的文学还有元曲与明清以来的地方戏与平剧。
民的文学中言儿女之情的如白蛇传等，大抵极形容太平时的世景，言政治军事的如三国演义等，大抵皆喜天下大乱。言神怪的如四游记，则保存有许多神话传记，而皆明朗没有巫魇。元曲是出在异族入主华夏之时，特强调人事的真实。民的文学虽喜反乱，而皆主於忠孝节义，天下有一个正统。
西洋没有民的文学，只有些少几只民歌，但是没有风谣的一个风字。西洋是经过长长的奴隶社会，所以他们的民间没有像中国人的佳节，以此，西洋没有民的文学。虽有歌剧，但那是罗马帝国贵族的剧院的流传，原来就不是民的东西。西洋很少民话，民间的现实生活里又已没有了神话的存在，因为都被一神的基督教禁绝了灭亡了，这又哪里还能有民的文学？当然他们也没有士的文学。西洋的文学是一种叫做文学家的艺人的东西。
次於中国的，惟日本有民的文学。日本有歌垣，有神舞及民话，有浪曲、净?璃、落语、能乐、歌舞伎。日本的民谣最华丽。日本有柳田国男与折口信夫两位先生研究日本的民俗学与日本国文学的发生，很可敬服，日本有许多在古事记以外的神话，如妣之国与道祖神（引路神）现尚生存在民间。又有许多各地方的乡土民话都非常好，有日本的特点，非西洋所有，亦与中国的不同。歌垣亦曰嬥歌，於秋月余暑之夜近筑波山一带的村庄市镇的年轻男女结队到筑波山拢聚为垣，张袂成帷，唱情歌为应答嘲戏，相悦者即引去野台。浪曲用萨摩琵琶，唱源平战争，有些儿像中国的弹词，而悲壮苍凉。净?璃最像中国的木偶戏演观音得道的唱词，是那种腔调儿。能之於歌舞伎，则可比中国的崑曲之於平剧，能乐极悠远深致，比崑曲的又是另一境界，歌舞伎则不及平剧。其中能乐也许要除外，列入士的文学中。
日本的士的文学从古事记的神道与皇室及公卿的歌而来，见於万叶集。万叶集似中国的诗经，而缺大雅。日本士的文学一面结合於从唐土传来的汉诗，一面更结合於日本的民的文学，其主於忠孝节义与中国同，惟不及中国的自然。日本人是知神而不知天道。惟明治天皇御制的歌真正的可佩服，它完全是日本的，而超过了日本的。
这样一看，西洋什麽也没有，只有艺人的文学，那真是贫薄了。
印度的文学也不振。印度是古来有祭司而未成为士，所以没有士的文学。印度教的多神本可以是产生民的文学的，但是不曾产生得。近世是印度的独立运动产生了士，泰戈尔、甘地、尼赫鲁的诗文可说是士的文学，但是独立後只模仿西洋的议会政治，没有自己的创造，没有礼乐的基础，士的身分是不牢靠的。所以泰戈尔、甘地、尼赫鲁之後无人继，印度连是否有过一次泰戈尔他们士的文学都似可疑了。
日本的文学今因西洋化而大坏，但是他们的文化人对於浪曲等还是不敢轻蔑，再看今时我国的文坛，把三国演义、征东征西等不屑一提，这不是可笑的事！
六
中国人是易经的民族，又曾有约三千年间井田制王宫王民的培养，在文学上，士与民皆对政治与天数敏感，於事理明白，男女爱悦有空与色之际的新艳。有时民远比士敏感，因为士或被其学问与身在政治当局，蔽其知性。
民的文学里，对於政局敏感的先表现在民谣。如「?弧箕箙，几亡周国」，是对周幽王宠褒姒。「一斗粟，尚可舂，一尺布，尚可缝，兄弟二人不相容」，是对汉景帝杀淮南王，皆带有谴责之意。像这样的民谣，在古乐府诗载有很多。与外国的不同。日本与西洋的所谓民谣是相当情歌，中国的民谣则几乎部是对政治的。对当朝者不是为於己身利害的怨恨或抗议，而是王民对王官的那种亲近。
而还有童谣则是对天数的预感。
小时看三国演义讲到董卓与童谣一段，着实心惊。传说天下将大乱时，荧惑星化为绯衣小儿来到地上，唱出似谣似谶的一只歌来，大抵是在暑天晚上，即刻传遍开来，到处小儿都应和了唱，谣词之意无人知晓，随後才鲜烈的应验。譬如董卓之事，董卓暴虐还好，董卓死了才更不得了，他们部将李催郭泛率西凉兵焚毁洛阳，劫天子百官流离出奔，这才是一个朝代要没了。三国演义写董卓自郿坞被骗入朝，在路上时宿营，野风吹来小儿歌声甚悲，听得歌词是：
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上，不得生。
千里草是个董字，十日上是个卓字，不得生是言董卓将死，而董卓当时还不解其意。三国演义里最是这一段，与後来孙坚攻入洛阳，只见一片瓦砾，他夜坐星月下观天象，汉朝四百年天下数尽於此，不禁浩叹的一段最使我感动。
童谣与汉朝曾流行的谶纬有关。谶纬预言天数，你要是刻意去研究，就误人自误，王莽刘秀皆借以成事，复以其惑乱人心而禁绝为好，若作为风，则寄於童谣就得了。
童谣在古乐府中也载有许多只，其中我觉得最凄艳强大的是晋时预言五胡乱华的一只：
洛阳女儿莫千妖，前至三月抱胡腰
翌年果然刘曜陷洛阳，晋怀愍二帝被掳，宫阙屯胡骑，街坊妇女遍遭淫掠，从此开端了五胡十六国，乱了华夏将近二百年，到底下开出隋唐的天下为止。
我曾为小仓游龟先生讲说此童谣，想她可以作画。我的构想是暑夜的天空画一颗荧惑星放着光茫，天边一道杀气，隐约见胡骑的影子，画面的一角是一妖气女子白身仰卧星光下，眼皮擦烟蓝，胭脂嘴唇，指甲搨红，肩背後长长的披发，在同一星光下，井边空地上是几个小儿围着一个绯衣小儿在唱那首童谣，画面上是一派兵气妖气与那小儿眼睛里的真实。
但是游龟先生没有把来画。後来与常盘大空氏，前年又与中村正义氏说了，都是日本当今的名画家，他们也没有把这来画。後来我明白了那原因，是日本人没有天地劫数的观念，所以对於这童谣没有切身感。
但今天也是浩劫将至。上述的预感五胡乱华的童谣画面重点还是在那委身於浩劫将至的女子。她不抵抗，亦不逃避，亦不为世人赎罪。她是与浩劫、与胡人扭结在一起。要沉呢就一同沉没，要翻呢就一同翻过来。她是妖气与漫天遍地的兵气结在一起了。她亦喜反，喜天下大乱。此时的喜怒哀乐与言语，成与败、死与生，那样的现实的，而都与平时所惯行熟知的不同。也许一样，然而真是不同了的。她清清楚楚知道自己是委身於浩劫，而有这个觉，便是历史有了一灵守护了。但不知画家可如何画得这妖气女子的眼睛。
童谣一直流传下来，到清末民初我小时的儿歌，如为「月亮婆婆的的拜，拜到明年有世界……」如「燕语」，如「萝卜菜籽结牡丹」，如「铁脚班班……」皆非常清新，而其实背後有着个历史上的大事件在发动。与西洋的儿歌不同，也与日本的不同，我小时的那些儿歌都是有着古来童谣所有的风。
童谣的风也吹在三国演义这等小说里。三国演义开头就是「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把历史上的浩劫说得这样平明，去了恐怖。且对事件的因果性也能洒脱。也洒脱了情，故能写孙坚在星月下浩叹，写得那样英雄，又如为刘玄德央求诸葛孔明出茅庐，泪如雨下，都非常真实。
说唐、岳传、水浒、西游记也都有像童谣的风，都是喜反，高兴天下大乱。我小时看精忠岳传，完全与岳飞一条心，要尽忠宋朝，但是竟没有一点郁愤、阴暗、惨怛恐惧，宁是高兴这一番兵乱才显豁了大宋江山，不然还不知有这江山呢。我的人也跟着显豁了。岳飞与汤怀、王贵、牛皋、张宪这般人多好，而且连金兀术也可喜爱，如果没有他，也就没有岳飞，能给读者像这样的气概，这就是小说的成功，这就是有风了。
说唐写隋炀帝末年，单是看了「天下十八处烟尘」这一句我就喜爱，我喜爱第一条好汉李元霸与第三条好汉裴元庆，还有是罗成杀败杨林。对秦琼卖马觉得十分亲热。觉得瓦岗寨比梁山泊好，大家都对程咬金抱有好意，连他的三斧头。说唐未经文人修饰，隋唐演义则只有前半是说书改编的，写单雄信特别好，至今我於书中最敬重的是单雄信，又写秦琼卖马很细致，至今平剧还是照它来演。
而本事是小秦王李世民。我与大家一样，但是不同，这样的人可以为王。我与你们都亲，但是有为敌，这样的人可以打得天下。刘邦、曹操孙权刘备、李世民，都是这样，近人是孙先生也这样。看李世民对瓦岗寨，乃至对王世充、窦建德，都是历史是一体之感。渔樵闲话对於成败是非都有好意，是以天意看人事。中国的伟人是身为当事者亦即时能以渔樵闲话的胸襟对天下，所以成得大事。而中国的民的文学者，是以渔樵闲话的胸襟来写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所以是好文章。
西游记里写孙行者听说前面又有魔头拦阻，他就高兴，原来孙行者也是妖怪，只比妖怪多了求经这桩大事，所以西天路上他与许多妖怪做对手，而只见是他为主。与此相反，白蛇传本当以正派的法海和尚为主的，却因法海与妖怪太没有共通点了，反为白蛇为主。民国的近事岂不也是如此的吗？
三国演义於赤壁之战真写出了诸葛亮周瑜曹操一般千古风流人物，这风就是童谣之风。便在征东征西杨家将等小说里也有。但是文人写的封神榜里则没有。文人的小说只有一部红楼梦写的风流人物。还有西游补是写得好的。此外金瓶梅就恶劣，因为没有风，没有兴，看了使人的心往下沉。清末还有许多文人写的小说，既不是民的文学，亦非士的文学，虽一概不看也不损失。水浒是民的文学，经文人编修，前半非常好，後半就露出了文人的坏处，像卢俊义是文人的理想造像，我看了可是很不喜。水浒是从写到杨雄石秀与潘巧云的地方起就没有诗经国风的风了。
民的文学这样密接於政治，这就说明了王官王民的背景与中国独有的民间起兵。童谣的风也就是革命四方风动的风。
七
民谣、童谣之外是情歌。民不作诗，作的是歌。此先说明情歌形式再谈其内容。
中国向来是诗歌皆有其规定的形式。如诗有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与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与五言律诗、七言律诗等。情歌如子夜歌、竹枝词、襄阳乐等，亦句法都有规定。收在古乐府里的晋子夜歌有数十首，都是五言四句一首：竹枝词数十首，都是七言四句一首：襄阳乐像子夜歌，亦是五言四句一首。这种规定，我现在才知其好，是譬如衣服与居宅，中国向来衣裳的式样有规定，居宅的形制也有一定。这种规定是自然生出来的，所以保持得很久。居宅的形式，大概是经过千年才略有所改，衣裳的式样大概是每约三百年前後换了朝代才改。此外是日用的器具如桌椅盆桶的式样也是可以历世久远。这是中国文明的东西的造形，虽是物质的而到达了无的境地，这形式就是止於至善的了。这也是真正的世景安定。因为是达於无的境地的形制，虽然是规定的，也不妨碍你在使用它时可以有创意无穷。现在女装采用西装洋式，式样朝变夕改，说是有个性，其实是个人主义的窄隘不安，纵有小巧，亦随又厌烦。今人的新体诗，各人造作新的格律，其实是等於女装的式样天天在新设计。鲁迅与周作人结果还是做旧体诗，连毛泽东亦然，我尝思其故，现在我想到女装的譬喻，才豁然明白了。
从形式亦即可知其内容，譬如陶器，意思即在於其方圆之形与线及色。又譬如写字，是怎样的笔姿，自然生出怎样的结构，而意思就皆在这里了。
只是诗与陶器有些不同，诗还有言。但是诗的言必与诗的式形生在一起。新体诗的形式这样小气，内容也是窄隘不安的。纵有新的感觉与新的意思，那也是不能算数的。新设计的西式女装，也一照眼有新的感觉，穿在身上转侧看看，也觉有新的人意，然而都不长久。西式女装也是，新体诗也是，不从中华民族的广大深厚的泥土里来抽芽舒条，不在汉文明的山河岁月来展开风景为意思，不知感情与智慧的新鲜有可以是永生的，而以个人的造作，向西洋借些实存主义什麽的来做意境，离开大自然太远了。
我自己是做旧体诗的，虽苏东坡已写有那些诗，亦不觉得有何干碍。但是看看张爱玲「流言」的一句旧体诗「带雨莲开第一枝」，与两首新体诗都是好的，这使我又要想想过了。到华冈又寻了泰戈尔诗集重新来读了，虽是译笔，亦非常好，使我又想着中国新诗的形式问题。後来因朱西甯的关系读了当今几位青年的新体诗，也是一面读，一面想着这个问题。但是要到这回为中国文学史话我总想明白了。
新体诗当然可以有前途，但那新体，必要是中国的，不可像西式女装的斗新鲜设计。中国的诗的造形有三个原则：
一、诗的形式必是简单的。
二、诗的音乐性在汉字的音韵阴阳。
三、诗有调，但不是旋律。
以上第一提诗的形式要简单，是得有无之妙用。凡依於无与有之理的造形皆必极简单，如几何的公理与数学的公准，皆只得几条。而今人有甚至要把数学的末端集合论用於新体诗造形者，此是大谬。第二提出话的音乐性，是礼乐之乐。礼乐一体而亦可分，在中国文学上诗是乐，文是礼。今之为新体诗者说要把诗从音乐独立，他是只知西洋所谓音乐，不知礼乐之乐。汉字的音韵有四声阴阳，为西洋文学所无，所以中国诗的形式里有大自然的息的吹动。又则汉字的造句像一块一块的石头砌成，多有空隙之美，最适於作诗句，不比西洋文字的必是连续的，没有天趣。第三提出中国诗的形式有调，不是旋律，调是像花苞的开放，像一池水波的漾动开来，而旋律则像漩涡的会把船只卷入沉没，或像一阵旋风的把人畜都带了去，或像螺丝旋的把你卷进了牛角尖里去。女孩子的笑颜是舒展开来的，就像诗的调，笑颜不能是旋律的。
要是有依於以上三原则而产生出来的新体诗的形式，那当然是可庆。但也还要有内容，内容是中国人的对天地万物与人事的智慧与情操，而且纵使有了新体诗，亦旧体诗不会被废，像宋词可说是新体诗，欧阳修苏东坡他们都填得好词，而亦仍用五古七古与绝句、排律做诗。因为旧体诗的形式与其他中国东西的造形一样可以历世久远的。今人做旧体诗多可憎，我也从不去参加他们的诗会，但那不是旧体诗陈朽了，只是因为那般人无趣。
旧体诗有一种是乐府，句括情歌在内，皆配以音乐。又一种不是乐府，单是嘴里吟吟，「诗永言」，单是吟吟的诗或者倒是乐府诗的基本。吟诗随各人，没有一定规则，但是自然有调，因为一首诗里的平仄与韵都已排好，你只照着长短缓急高低虚实来念，加以你自己的节拍发出悠扬顿挫来就好了。我这一辈的人都这样吟。今之学生不知吟诗，先生也不教，学校有诗朗诵会是朗读的新体诗，不是吟，朗诵注重旋律，夸示感情与意义，那是西洋诗的读法，中国诗不是这样的。
中国诗与其言情，毋宁是着重在性情之性，所以虽亦言情而有一种豁脱。中国诗言意义，亦毋宁是言意思。言意义变成哲学，言意思才是诗。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是言的意思，未有意义，而是在意义之始，这才是含有无穷的创造性，所以这两句诗千余年来有名。但从新体诗的读法，就可知其是夸示感情与意义，那完全是西洋的。新体诗朗诵像话剧的动作与说语表情都太多。而为新体诗者又有另一派的说法，根本要离音乐性，从口唱耳听的诗走到只用眼睛看的诗。也许更还有一种说法，是脱离言语，只用符号来做诗──前卫派的诗。但是为什麽不知道平实些呢？
新体诗是可以有的，文可以是白话体，诗为什麽不可以是白话体。但白话文虽系五四时期所提倡，其实是有着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的白话文的传统的。白话诗也不是没有来历，向来民间有些情歌就是白话的，但是新体诗与传统白话就烦难。胡适与刘半农当年，自叹如缠足过的女人的放大脚，要没有受过旧诗影响的年轻一辈才做得真的新诗，胡适与刘半农他们的这一说，使得立志做新体诗的人故意回避读旧诗。但随即是连沈尹默也回头去做旧体诗了。新诗怎麽可以割断传统呢？白话文就是有传统的。
新体诗是现在尚面对着未知。
日本的新体诗比我们有成就，但也还只能说是日本诗的一个别格，日本诗的主流至今还是平安朝以来的歌体，与江户时代以来的俳体。也许新体诗的成立我们还是可比日本的早。诗文的事，从来是天成，非人力，朱天文每欣羡朱天心写文章能不受一点人家的影响，譬如张爱玲的影响。也不受一点传统的影响如红楼梦、西游记等，然而她的真是中国的现代文学。新体诗与传统的问题，我想也可以是像这样的。但是西洋文学的理论会妨碍新体诗的生长。西洋文学给我们刺激是好，但是不必学它，如闻鸡起舞，但是不要学鸡叫。
八
今写中国文学史话，手头参考书没有一本，写到情歌处想翻出古乐府来看看，都因家里修房子，书籍被乱堆乱塞，此刻要找出来不易，也罢了。只得请读者自己去找「古乐府」或「三国晋南北朝诗集」里找子夜歌、华山畿等来与我的说话对照了读吧。
子夜歌，云是晋女子所作。似五言绝句，分春歌夏歌秋歌冬歌，日本俳句分春夏秋冬，即是受子夜歌的影响。
子夜歌的春歌第一首：
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
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
气氛舒畅广大，几乎是没有特定的对象的情思，春风要算得挑拨了，然而有一个和字，更一个惠字。凡此皆非西洋文学里所有。
中国人是亲比恋先，往往只觉得亲热，起了敬重和思慕，还不知自己已在恋爱了，有一种糊涂的好。譬如十八相送里梁山伯对祝英台就有这样的傻瓜。在这种场合，女子本来比男人聪明，但是也会糊涂。不知是哪个朝代的事了，有个女子伴着个书生在西湖水边走，她自从知道了书生爱她，一直想着拒否，今天她走走又感激喜悦，说话之间，她忽然侧到水边一步，看着书生的脸说道：「我两人亲则是亲，但是我不恋爱。」她这样说时，水边的小桃花笑了，笑她不知恋爱可以是未有题名的。看你这水边的人儿，波心女心都已在不稳了。这种糊涂成为六朝民歌的基本境界之一，西洋人是没有的，西洋人於恋爱有浪漫，但是怎及得这糊涂？
还有一种糊涂是打情骂俏，岂知弄假成了真。在乡村是男女隔着田畈溪水对唱山歌，男的挑拨过来，女的总是唱反歌嘲讽来拒否，只顾比唱歌不肯认输，不知是什麽时候起却相好在一淘了，刚才唱的话原来都是假的，连自己亦不知道刚才的是真心真意，假言假语。西洋女人会装拒绝，但那是精明的、算计过的手段，不及中国的是糊涂得好。这种山歌，在古乐府里没有采入，我在广西教书时，在现地就有的。
西洋女人在社交场合对男人耍手段，可以把来为小说，但是不可把来为诗。惟独中国的打情骂俏可以是歌与诗。西洋的恋爱诗一味隆重正经，不及中国人於恋爱亦能是跌荡自喜的。
然而中国人一等到两人都明白了是在恋爱了，可又变为平实得使人惊。如北齐时苏小小的诗：「郎骑青骢马，妾乘油壁车，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若在西洋诗，这时正是达到浪漫的高xdx潮呢，哪里就肯这样的平实了。结同心就是订终身，恋爱了亦只是这个亲字。中国人一爱就讲结婚，要讲结婚是恋爱的结果也好，像桃花结了桃子，看它在枝头成熟，摘了供在堂前桌上，亦有初夏的阳光。而西洋的恋爱诗多为恋爱自身即是一切，结婚就完蛋。西洋人的恋爱是不结果的，结婚是恋爱的坟墓。有这些相差，可知我们是不可以学做西洋诗的了。
中国人的亲是对人世现实的亲，所以看爱人的美貌也是现实的，而且是当作平等之人看待。西洋诗里爱人的相貌就不能家常，对爱人又不知自居於何地，西洋人是对人对物都不得平明，学西洋诗的人当他们的不安是比中国诗的平凡世俗好，那是大错了。子夜歌里有一首，是男人在路上等着了她，喜爱得又赞她的相貌生得好看，你一来路上都芳芬了，女子答歌：「芳是香所为，冶容不敢当，天不绝人愿，故使侬见郎。」便是这样的现实而有天意，是那麽和惠的，满满的喜悦，然而真是大极了，比西洋文学里的什麽浪漫、求真理好百倍。
原来恋爱二字，中国人的与西洋人的根本不同。
西洋人平时都是人与人有隔，人与物有隔，今对於有隔的人要来爱我，或是去爱他，总觉得怪怪的。恋爱是对一人永远地无法了解的对象攻打、追求、苦恼、昂奋，在地狱与天堂的边缘，两边都攀不着，一切只是一个恋爱自身的成败，失败了是完蛋，成功了也是完了。
西洋近世伟大的恋爱要算英皇乔治五世为一妇人而退位与她结婚，以後就是过的温莎公爵与温莎公爵夫人的生活。前半是轰轰烈烈，後半却使人觉得差劲。恋爱总要有一点创造才好。中国人年轻男女恋爱，先就想好了，将来的前途，妻子帮丈夫成名，家里的事情她来，又一等是夫妻开个小店，她一定要起得早把店堂打扫收拾得整整齐齐。恋爱是人生事业的开始。可以是这样理知的，就因为中国人的恋爱是平实的。
中国人的恋爱是有不是恋爱者为背境。朱天心的「击壤歌」写小虾与一般女孩子玩，也与男孩子玩，不涉恋爱，亦不涉事业，而可以成为一部好的文学作品，这只有中国的，西洋文学里不能有。西洋人不能像小虾的对他人有兴趣，也不能有对红砖路与吃食的情意，虽然他们也走路，也吃食。他们也不曾像小虾一般人的游荡。所以西洋文学不出恋爱的与事件的，不能有像击壤歌的作品。西洋的诗集里大半是恋爱诗，李白苏轼的集里却绝少恋爱诗，而最有男女之美。故此，如子夜歌虽写恋爱亦与西洋的恋爱诗在品质上是有着不同的。余光中说话道三不道两，他亦有一句话说的对，「现代诗趋向民谣化」，但是他愿意再多知道一点吗？
我喜欢看平剧「拾玉触」，母亲不在家，姑娘坐在门口绣花带管小鸡，街坊人家的家常打扮，身上还系着前遮栏，因为是姑娘，什麽打扮都可以像戏装的好看。她度针线的姿态与饲鸡赶鸡的动作，都是生活的美。一个书生经过，一觑着就二人心都浑了，书生丢下玉镯而去，她又喜又害怕的去拾，却被书生瞧破了，随後又被邻家的妈妈看出苗头了，总是羞愧隐藏也来不及，落後只得招了出来，一颗心跳得急急的，托妈妈去说媒。这要讲恋爱，学西洋文学的人看了会说是浅薄，但我觉得是什麽都在这里了。
九
文明的最起码条件是人生的幅从食与色解放出来了，扩大了，延长了。
低等动物如蜉羽与草虫，只为生殖与性，幼年期很短，只为此而准备，及发育成熟，交尾完了就死。至高等动物则幼年期与晚年期延长了。至於人，更有长长的人生与性无交涉而可以是美的。思春期以前的与以後的。第一注意到进化的这种程序的是佛教，僧尼可以一生不破色戒而不缺少什麽。别的文明民族也有把童男童女的境界看做人生最高的境界。中国文学的幅广阔，便是能从恋爱解放出来，又从食也解放出来。马克斯讲唯物主义，而共产国内无文学；佛洛依德讲性慾为本的文化论，末流至於性变态文学泛滥，也是灭绝了文学。由此可知李白苏轼集里绝少恋爱诗，真是中国文学的幅广大。
中国是不但士的文学如此，民的文学亦从色解放出来，所以有广大的幅，子夜歌与竹枝辞等情歌只是民的文学的一个小部份，此外还有民谣童谣是与恋爱完全无关的，还有说书的章回小说与元曲当中也有许多是不关恋爱的。若非从色解放出来，即如元曲，也不能有这样广的题材了。
元曲是民的文学，而由士协力所成。当时是异族入主中国，士心存自觉，志气未堕，故其协力民的文学，能有如此亮烈的元曲，而亦是因中国的民的文学与士的文学本来有一种接近，才可以两者这样协力得无间然。其後三国、水浒、西游亦是士协力民的文学，尚存此壮健。又其後科举八股之害益深，士质亦差，腐儒之不得意者与页生学人之刁笔者或取资民的文学，如拍案惊奇，而多有恶气，或独自制造，如金瓶梅，淫秽最是一病。还不如征东征西等全不经文人沾手的民的文学之元气。惟红楼梦虽系个人之作，都因曹雪芹是个不世出的大天才，故其成就能在一切限制之外。
故知士的文学与民的文学的关系，则知胡适之的「白话文学史」所云真是肤浅，而且亦知今文坛所云「文学要大众化」在理论上的粗疏。说「文学要表现社会，表现民族」，但是也要有你本人对这社会与自己所属这民族的看法。
你要写文章来表现时代、表现社会，你即先要知现代的是产业国家主义的社会。你要表现民族与爱国，你即先要知道中国文明是世界的正统。你要文学为大众，你即先要知道孙先生的唤起民众。文学给民众的是像诗经说的一个兴字。文坛以为文学为大众就是要表现大众的生活苦痛，若是左派文学，还更呼号大众站在自已的立场起来斗争。殊不知大众倒是喜欢像三国演义的话说天下大势，喜欢像薛丁山樊梨花的英雄美人，因为纵然是农民，他也是愿意把自己的人生的幅来显豁，若要斗争，他要比站在自己的功利的立场更广大的胸襟来斗。所以中国历来天下造反，多是文学只做了一个「兴」字，再给民间一个不甚切题的名目；真的名目是在起义中方出现并且确立的。文学唤起民众的骨子还是在士与民，王官与王民的关系的遗传。但这里既是说的文学，最根本的还是要知道文学是什麽，文学是在兴与赋与比，其根据是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
说什麽表现大众、表现时代，文学都是表现作者自己，表现作者对天地万物的观，而你自己与大众亦即都在内了。你是何等样人？你所抱的是什麽观？好来表现大众？且又你可以知道表现的方法是要通过物形而描写其背後的象，故可以单画一株荷花亦就是画出了天地节气，连在水边游嬉的人儿了。表现大众又岂是必定要描写大众？不看看朱天心的「击壤歌」，你说的那些大来头的话她写的都不是，然而什麽都有在这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