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来中国的文学就是：一、对大自然的感激。二、忠君。三、好玩。四、喜反。
※对大自然的感激
对大自然的感激，最早的就是舜的卿云歌，尚书尧典与洪范就是日月星辰与岁时、名山大山与天子巡狩的文章。
诗经讲朝阳里的梧桐与凤凰，讲「倬彼云汉」，讲「七月流火」，讲「春日迟迟」。楚辞虽多名状草木，还不及诗经的阳光世界，与种稻割麦蒸尝的陇亩与家室风景。易经的象、文言与系辞，与老子庄子，皆是世界上最好的文章，皆是直接写的大自然。孟子的文章好，是写的人对大自然的觉。周礼王制，惟王建国，与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是中国文学里朝廷之尊与官人的贵气的由来。
宋玉的赋比屈原的离骚更近於自然，高唐赋写那神女对楚襄王问，「妾朝为行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巫山之下」，与後来曹植写洛神的容貌若晓日之发芙蕖，其姿态是「若将进而徘徊，意欲止而复翔，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皆是人与自然同一美。其写东邻之女，「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施脂则太白，施朱则太赤」，是比数学还绝对。司马相如与司马迁都有这样自然，班固就在自然上较差了。後世是李白苏轼的诗有大自然的浩浩，而亲切现前。中国文学的仙意，与此有关。
班固的汉书不及史记，是汉书里理人事压没了自然。李白说六朝的诗不好，也是因为六朝的诗里人事胜於自然。宋儒很败坏了中国文学的传统，因为宋儒只知在那里讲天理与气，但是不知天意，又不知大自然的象与文言，变得更是人事压没了自然。
西洋文学就低俗在其有人事而无天意。
西洋的古代文学没有写自然风景，近世的有写自然风景，如托尔斯泰写俄罗斯的大雪旷野中的马车，如英国王尔德童话中的为月光，但皆是只写了物形，没有写得大自然的象，那情绪也是人事的，不知自然是无情而有意，所谓天意。近世西洋的画家想要脱出物形，但亦还是画不得大自然的象。想要弃绝情绪，但亦还是画不得大自然的意思。
西洋是古时有先知与女巫预言神意，但也神意不即是天意。冈洁说自然科学不能知自然，而只能知自然的末端的表面的现象。宗教能知大自然的根本与无生有，但是不知其变化演绎。西洋的先知与女巫知神意而未必知天意，西洋的产国主义的做法今到了严重破坏自然环境，此中消息是早在他们的文学中已透露了。西洋文学里没有自然。如此缠更知道中国的礼乐文章的可贵了。乐就是通於大自然的。西洋没有礼乐之乐，西洋音乐的都是人事的情绪。贝多芬读了舒伯特的乐谱，说是有神的光，但也只是接近古希腊柏拉图的对自然的新鲜感罢了。
而如此亦可来评中国历代文学的气运了。凡属三分人事，七分天意的，乃是新朝方当开创之际，这在当时的音乐与文章里最显明的可以看出。如西汉，唐初宋初的文章，皆有日月山川的气象。明初清初的较差，亦明初尚有高青邱的诗，清初尚有王渔洋的诗，比较的清明高标。一份人家亦是如此，凡属三分人事，七分天意的，必是兴旺之家。
其次，凡属五分人事，五分天意的，则是到得全盛时代了。如东汉盛时，如唐朝开元年间。
东汉的盛时比西汉丰饶，但东汉是虽当光武帝复国之初亦没有西汉的清新。汉乐府中许多好的都是东汉盛时的，但也还是不及西汉的。杜甫也是不及李白。两人只相差十岁，但李白的诗是初唐到盛唐过渡期的顶点，杜甫是盛唐到晚唐过渡期的顶点。李白有「浮生若大梦」，与「登高台、望远海、六鳌骨已霜、三山今安在」的诗，非杜甫所能有。杜甫有「禹功接混茫」的诗，亦非其後柳宗元与刘禹锡所可及。初宋的诗文是欧阳修与梅圣俞，苏轼是初宋过渡到盛宋的顶点，而如秦观柳永就是宋全盛时的了。盛极则衰。清朝袁枚的诗所以不好。
又其次就是七分之事，三分天意，落入衰期了，最显着的是五代。以前五胡乱华，乱中还有新机，都不像残唐五代的诗文最是熟滥恶调。还有宋亡後辽金的诗讲故国末季之痛，而没有一点轩豁。金诗只有一个元好问，亦缺少一个兴字。
元由的好是音腔亮烈。蒙古入主中国是一劫，元曲的那亮烈使人强，也多少近於兴。内容是「汉宫秋」与「长生殿」好。汉宫秋有塞外的雁声，长生殿是其乱流落中旧乐工李龟年的唱词好。南曲是桃花扇的结尾好，牡丹亭则是开头游园惊梦好。清朝惟红楼梦的宝玉与黛玉是生在大自然里的。但是到得曲与小说，文章已离开士了。当时之士，是宋儒加上科举，连一分天机亦没有了。
佛教讲空色，本是从大自然的悟得，而其结果，乃至於否定了对现实的自然界。基督教的信神，亦本是从大自然的悟得，而其结果乃至於否定了对现实的自然界的新知识。宋儒讲理气（天理与气数）原是有对易经的新发见，其先陈搏邵康节是道家，以之开拓了对大自然的新的说明方法，其传却在朱子。可是後之宋学者，收缩为只讲天理与人欲，易经是读朱注，而宗程传，程颐的易传是以人理糊没了大自然，後来儒生又包办了科举，他们对现实的自然界疏隔的程度，到了对现实的世事亦迂腐无知。而自此，士遂无复文章了。
宋词尚是士的文学，作者有士的自觉，最代表的是晏殊，其子小山，谓先大人词未尝为儿女子语。非不涉女人，而是以士的自觉看女人之正之美。至元曲作者，则宁是自侪於俳优，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是出自茶店说书人，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润色写成之，自以为不是士所应做的。曹雪芹写红楼梦，也自居於为士者的经世文章之外。这个事实，在中国文学史上台有一个重大的问题。
原来中国祭政一体的传统，文章属於天官太史，文章是士之事，作者有着礼乐文章的自觉，以前是王官省察民间的风谣，後来亦一直是士以礼乐文章教化民间的风谣。士对文章的这种强烈的自觉，贯彻於昭明文选，至欧阳修苏轼皆然，而被其教化的中国民间风谣，连茶店说书与戏曲在内，亦为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的民谣与戏剧所不及。
中国的旧小说亦在世界上他无伦比。但是明清以来的儒生，因为迂疏，对现实的自然界的知识无新鲜感与欢喜，士无复文章，读书人写小说，可比是偷私情，偶一戏为之，可以很好，但是失了礼乐文章的自觉的教化，久後就难为，红楼梦之後就不再有好小说了。至清末民初，惟崑曲平剧尚好，因戏曲是艺，可以传授，非如小说的不可传授。但太久远没有上面礼乐文章的自觉为教化，终於连到戏曲也要败坏的，话剧的趣时与平剧的改造就是这个败坏。
宋儒及科举八股对现实的自然界闭锁，把文章也丧失，遂反激起了五四的新文化运动。但是以为用科学就可以来对应自然界，用民主就可以来代替士，这就大错了。
物理学上与天文学上的新发见，可以使人因它以为兴，但是以物理学与天文学的科学方法与数学方法则不是以建造新思想的。
文明的新思想是因一个兴字而悟得，是自己生成的，不是用方法可以被建造的。诗经「桃之夭夭」，只是因它为兴，而你若把桃之夭夭来切题，那就离脱了之子于归了。五四时西洋文学原只是借它为兴，而弄到当真要来西洋文学化，遂离脱了中国现代化的本题了。兴不是比，更不是赋，民间起兵是兴，而把它来比成赋成阶级斗争，中共祸国之深，追本溯源，还是因为五四时文化界要向西洋文学看齐。西洋文学里是没有兴的，所以大家都对诗经说的一个兴字无知了。文章一失，如秦失其鹿，革命云云，政治云云，跟着文章．一齐都失了。
再来说士。
辛亥革命已是士的觉醒，而五四运动反来说要取消士，像西洋一样。西洋是没有士的。如此五四的文人，当然也没有礼乐文章的自觉了。五四的新诗，只属於民间风谣，上面没有士的礼乐文章来教化，所以不久就变成恶化，不然即是退萎了。当时周作人的文章，与後来张爱玲的文章，亦只是如同民间风谣。
我们要与自然素面相见，不蔽於科学，不蔽於民主。而且有时礼乐文章亦会是蔽，如李後主，宋徽宗，如日本後鸟羽院的艺术境界。所以李贺、李义山、温庭筠的诗词不及李白苏轼的贵。文章是写的神的言语，与万物的言语。好文章是写的言语之始。所以文章是祭师之事，是士之事，就在於有此自觉。
※忠君
再讲忠君的文学。
今文化人揭櫫科学与民主为图腾，不可说忠君，其实民主的品最低，在科学里也不通用。民主在今日，惟因与产国主义的物量的与统计的做法相结，所以还在得势而已。今日在电视上看英女皇加冕二十五年纪念式典，想着英国没有了英皇，将会是怎样的寂寞。英皇是亲政的，底下有议会制度，是君主立宪政治，可见也不是提着一个君字就不可以的。何况中国向来还有比议会制好百倍的朝廷制度，天子亲政，而是无为之治。
中国之君与西洋的不同，西洋的是权，中国的是位，人君即了位，万民之位亦皆定了。这「位」是像书法里的与绘画里的位置，比数学还更是绝对的。有了位就身心都安了，天地万物也都是信实的了。权力是实的、社会的，这位却是无的位，若是人世之尊，有这个位，天下就都清平了。人君在位，是一切的见证，亦是今生我做人有意思的见证。这个思想感情，深入於中国文学中。你不能想像古来无论李白杜甫及什麽人，把他忠君这一点来抽去了。连一般小民也说皇家雨露恩，与王法条条不容情。
所以我也能了解基督徒对基督的感情。
中国古来诗人思君，自比於妻思夫，女子思念情人，基督徒就自比是基督的新娘。中国的天子在大自然与人世之际，同於基督的介於神与人之际。不同是基督教的惟是祭，中国的是祭政一体，基督称为万王之王，中国的天子却有现实的王天下。历史上虽政治发生分崩离乱时，亦思想感情上还是奉正朔，春秋时五霸之业就建在奉周天子，外国惟日本镰仓幕府与江户幕府时亦人世奉天皇的年号。这也像基督教说的，奉主的名。基督不靠属世的权柄，中国的天子也不靠属於社会的权力，天子之位是天授的。与基督的不同，是基督不亲政，而天子亲政，那边是基督赎罪，而这边是天下勤王。王天下与遍地是教会，意思有相通，但我还是喜欢王天下的风景。
王天下的风景是中国古来诗文的根本。
再看现在文坛的别的那些人的作品是怎样的零碎贫薄无趣。文章还是要写王天下的风景，基督教的天国与教会的文章不好写。中国人对於无与有，空与色的妙悟，最大的表现即在王天下这句话上。天下有现实的空间与时间，而又是无限的。天下是一个法姿。因而王天下之君也必要是现实的君主，而又是个法身。基督是道成肉身，如来是世尊，人世之至尊，而中国文明的天子即是这样的。耶稣称基督，释迦称如来，而中国的君王称天子。世界是要王天下才统一得，而王天下则惟有是真命天子。今汤恩比与做世界联邦运动的人，与讲世界革命的人，也是都在要求世界统一，不知若不能现实的「有的世界」同时是「无的法姿」，是绝对不可能统一的。礼乐，礼实而乐虚，故乐以统一，礼以成章，所以孟子每说先王以礼乐治天下。有能为一统世界之主者，不能是民主的联邦主席，亦不能是世界苏维埃主席，而只可是真命天子。现实的天下同时是法姿，所以现实的天子必须同时是法身。
而天子同时也是现实的人身，所以也会犯错误，但是朝廷有礼约止之。
旧时中国的职官制，公事都是由下级拟具，上级采择裁定之，到得皇上那里的案件，也是由臣下拟具，上意有不然的，多是让下命更议，绝少有皇上突然自出主意的。皇上出的主意也是要交臣下议过，皇上若一意孤行，就有言官要谏。御史对君不是有权，而是有爱情，若不知中国人的爱君之情，有如基督徒爱基督与佛弟子的感激世尊，即无以知御史对着皇上谏诤的恳切深至，与议会的争论态度完全是两回事。御史所据的亦不是法，而是据的理，惟中国文明有千人抬不动的一个理字，虽王法亦不外乎天理人情，今人不知有此，即无从了解御史之谏何以会那样的有力量。
中国没有大法官，而有史官，史官是古时神官之遗，对天负责，记天子与朝廷所言所行的是非，皇上也不能叫他改讳，所以更比大法官有威严。是这样知性的政治，岂西洋争权利相制压的议会政治可比。
惟秦朝不用理而用法，被打倒外，二千年来绝少暴君，五胡乱华时有年轻的暴君，但都随即灭亡，因为天理人情不许他。因於这天理人情，朝廷有太史与谏官，史上有汤武革命与民间起兵，所以古来的帝王之学是天命的自觉。而历朝灭亡之际，也不是制度坏了，也不是出了昏君暴君，而是因为一代的人事与物意至此失了朝气了，最显然的是音乐与文章之衰。因为失了朝气了，所以朝廷会有不见识的事情出来，那些不见识的事情倒是结果，并非在先的。
君位万古不可废，孙先生就是王者之君，孙先生手订党规中党员的对於总理，与建国大纲，就是中国文明的新的君臣之份与朝廷制度，只是我们还要在言语上再把来说得明白。否则建国的理念还是带着口齿不清，也不能建立文学。我们将来还是要有君，是禅让制或世袭制都可。
忠君尊皇是高於崇拜英雄。也不同於蜂蚁的拥王。西洋人唱天佑吾皇与欢呼独裁者皆不出此二者。便是近年来中国人的演出，如群众在天安门喊万岁，与还有相类的事件，无论是假意，是真情，皆不可就算数、能晓得真命天子是法身的才算得数。
基督是道成法身，佛是如来身，天子是法姿、法身，这个话最重要，也惟有被中国人普遍了解并应用。我们说子息有血统之嗣，有法嗣。还有法妻，是现实的妻亦同时可是法妻。中国文明是凡女子皆是法姿、法身，所以皆是美的，皆是贵气的，叫人看了心爱疼惜。男子亦然，我小时去亲戚家做客被叫小官人，便也是有贵气的。是法姿法身所以可有位，如几何学的点无积而有位。有位才是真的存在。天地称乾坤，万物称象，都是位，男人女人亦是位，若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都是位。而若君失其位，是会影响到凡百的存在也丧失了位，丧失了法姿法身，像现在的日本社会，先是文章失了贵气，再是宰官失了贵气，又再是女子失了贵气，男子则都变为沙虫了。万物失了位，只见是在拥挤撑拒，在不毛的场地上碌碌的滚来滚去了。
周礼王制，实在是深入了中国人的性情的全面。我们与美国人欧洲人接触，即刻会感觉到外国人不及中国人胸襟润大，这是因为我们几千年以来受了「王者之民，浩浩如也」的培养所致。中国的男人的大而委婉，待人深至，为西洋人所无，都从对於君的情意而来。与我一辈的男人，把心爱的女子看成绝对，听她说话，有如不曾听见过的经典，亦当下信之不疑，这里倒是豁然开了知性，恋情里亦随处是天启。这种面对着真的东西的绝对性，与知性化的情（情惟到了无限，才能是情的知性化），基督徒惟有是对於神与基督，而中国人则是从对於君的义而来。基督徒的信，与中国的君臣有义的义，都是无限之情的知性化，而中国人推至於对恋人。今人写恋爱小说，岂不是很应当晓得这个吗？
还有是中国人的待人亲热，对朋友肯尽言，这亦为西洋人所无。基督徒因为都是基督一家，所以大家是兄弟姊妹，我对基督教会的称兄弟姊妹很有好感。但中国人是几千年来同在王化之下，所以街上陌上见人都有亲热，这岂不是中国文学极重要的处所需要自觉的吗？
中国人的对朋友肯尽言，这在西洋的个人主义者听了，简直非常识。中国人的这个，亦是君臣以义合，通於朋友之交，谏君尽言，通於朋友相规所致。我对於有可期待的朋友，每每尽言至於被憎怒为止，但是终亦不悔，因为我要学孙先生的找可以做革命同志的人。今人写诗歌小说，岂不是也可写到中国人的「人之相与」的这一面吗？今人写中国文学，以西洋人的个人主义为描写人物的基本情调，以为新鲜，其实则是走了贫薄的没有文学前途的路。
中国史上臣民敬爱天子与古时埃及人的对法老，与罗马人的对罗马皇帝不同。埃及人决不敢想像与法老平等，中国人即是那样的绝对尊王，而一面又有天地人的自觉，与天子亦有着一种平等，所以有像庄子的文章。务光许由，尧要让天下与他，他都不屑接受。古今诗文里多有不事王侯的高人，像孟浩然，他原来是要想出仕而不遂，但他归隐鹿门，是个不折不扣的高人。希腊一位哲学家敢叫亚历山大皇帝走开些，不要挡了他的太阳光，那是因为希腊已行过民主政治久了，没有君王之贵。再如中国的谏官谏诤皇上，是当理不让，惟中国文明有着对万人平等的天道与人事的理。埃及的法老是神。应当说是神子，神子并不亦是神，像中国说天子就好。但法老也还胜如罗马的皇帝，後者只是权力的，慾望的，全没有了一个「无」字。有吉朋的罗马史，只见是频繁的皇帝被杀被篡。两年三年一回，中国史上也有篡弑，但是非常不经见，因为君位同时是一个「无」的存在。
然而天子也不像基督的是完人。因为不是完人，反为更可爱惜，朝廷是天子与臣民共同修行。说皇恩，说王风，天子是像一朵牡丹开在春风浩荡的人世上。基督教没有对属世的东西感激的，中国的文学里却有对人世的感恩。皇恩是要相忘於人世的恩，尧治天下五十年，不自知天下之治欤与不治欤，以问群臣，群臣亦不知也，尧出行，见衢路有老人击壤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所以朱西甯为其女朱天心的文章题名「击壤歌」果然是最相宜的。
自辛亥革命以来，皇帝久已成了过去的事，但是小孩虽然出生不见父亲，亦性情习惯会与父亲的相像，中国几千年来的皇恩与世风还是出现在「击壤歌」等的文章里。而且知道人世的感激知恩里实在也是有着艰苦辛酸的。
中国文学里特有一个怨字，这怨是对亲人的思念不尽，自伤此心之不见知。孟子曰：「诗可以怨，小弁之怨，亲亲也。」这种怨在家庭与朋友之间都有，汉唐的诗里随处可见，今之文化人只说是封建制度下的被压迫，他们岂知人生有委婉尽心。亲亲之怨最使人感动的是离骚与白蛇传，屈原於楚怀王，与白蛇娘娘对许仙，都是忠而不见知。而古今来家庭里的、与男女情人的、与朋友之间的亲亲之怨皆可通於忠君，君是三纲的第一纲，离骚在文学里所以有这样大的分量。
屈原忠而不见知，被小人谗谤，他几次灰了心，又还是不能对君绝情，他谦虚的反省又反省，以为也许是自己错了。他拿许多古人来比评自己，想要乘凤凰飞到洞庭湖与苍梧之野，见了虞舜与娥皇女英二妃问问。他也问了姊姊，他也问了渔夫，他反省了自己从小到现在做的学问与行事，他是洁白的。他想要承认与自己为敌的小人也是好的，但是到底不能呵。他临到投身汨罗江，还是睠怀楚国，不舍得怀王。後来苏轼十八岁时出四川赴京，经郢楚之地有诗：
水滨击鼓何喧阗相将叩水求屈原
屈原已死今千载满船哀唱犹当年
我现在写到这里，眼泪都流下来。
离骚的好是能徘徊开展，那样的刚正而柔顺，把人家对他不起的地方总是好意的来想开。朱天心的「击壤歌」里写的「人之相与」极好，尤其小虾对乔，有些儿要怨了，是诗经里的那种怨。以此知道念真的「我达达的马蹄」虽然没有恶气，亦还是不好。「我达达的马蹄」写得太直太单调，情意上没有徘徊之致，缺少反省。离骚里感情的强烈浓厚如雷云，而随处闪出知性的电光来，而「我达达的马蹄」里没有一点知性的光。
中华民族的至刚而至柔，是因於易经的悟得了天地阴阳之理，所以建得这样的大国，与异民族也能同化亲和、中国人的柔顺最是在伦常中培养成，对人特有一种好意的忍耐力。我往往有多年相好的朋友对我怀有敌意了，而我还一直不知。并不是不感，他的敌意的表示我虽然惊讶，但是把来解释到好的方面去了。我是像鸵鸟，把沙石铁片也吞得下去把来消化。这以好意去解释人家对我的敌意，要说被欺也是被欺，但亦实在是中国人才有的亲和力。我会忍受侮辱与非礼到对方对我断绝为止。我的忍耐不是像韩信的不与小人斗勇，倒是像孟子的齐王不要他了，他还迟迟出境，因为齐国是他的父母之邦。
我不喜印度的忍辱仙人，那是一种苦行的虐待自己，不懂得亲亲之怨与把敌意解释作好意。史上有刚毅的人物，对於敌意的恶势力有无比的忍耐力，这可以为大将。至於王者，即是把敌意的都来好意化了。
中国几千年来，是臣民对天子强义而柔顺，天子对天寅畏，而喜爱万民。
诗经：「率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岂有无君之国，去此复将安适乎？几千年来的观念养成了中国人的总不轻易绝情。老子的柔弱胜刚强，与庄子的游刃有余，今人来讲革命的文学，我想除了要知道大自然之理，便是还要知道中国民间的这人情与知性了。再还有是要知道中国文学里的好玩与喜反。
※好玩与喜反
今之文化人讲科学，疏外了大自然。讲民主，断绝了知性。此始自五四时，而战後为甚。先是把中国言语的美来破坏了，跟着是道德大堕落，於是中国人身体的线条与容貌的美亦丧失了。中国文明的刚柔与方圆之理，几千年来表现在人体上，现在可是都像西洋人的硬直的线条了。史上对一个民族的这种破坏的全过程，要经过一百五十年乃至三百年才能达成的，现在即是以电视与收音机与报章杂志与美国式学校，在短短的三十年中就都达成了。今写诗歌小说的作家，有否注意到人物身体的线条与容貌表情都成了西洋人的模造品？
原来女子的体格线条，还有比中国女子更柔的，那就是日本女子，但我觉得还是中国女子的体格线条柔中有劲直洒脱，胜如日本的。老庄说的柔弱，本来是刚强的姿态，所以带一种轩豁。
冈洁先生与汤川秀树最爱庄子与西游记。
西游记里的孙行者大闹天宫，世界上没有别的一部小说写一个反字写得这样好的。要就只有白蛇娘娘之水漫金山，敢率领了扬子江中的虾兵蟹将对法海那边的天兵天将打仗，那也是个了不起的场面。孙行者是对於观世音菩萨，也敢在背後咒颂一句坏话。孙行者保唐僧取经，道上遭了多少魔难，只说这回又逢一个魔头，他带有三只铃儿，一只放沙，一只放烟，一只放火，折磨得孙行者苦痛泪流，好不容易把它制服了，正要一棒打杀它，半空中却来了观世音菩萨把它收了去，说：「悟空不可打杀它，它原是我问文殊菩萨借他的坐骑?精，来试你师徒们道心坚不坚的。」等菩萨去後，悟空自个儿思想念诵道：「南海菩萨也会这样捉狭，难怪她一世无夫。」
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哪?与樊梨花都把来反了。汤武革命是反了君为臣纲。中国人是对神亦敢反，因为大自然的始动就是反，撒旦本是神的自己反自己，而人神可以游戏，所以惟独中国有革命，是革的天命。由西方教会讲释的新旧约圣经里就是没有一个反字与一个好玩的玩字，因而很难处理撒旦的问题了。
世界上惟独中国的戏剧里能把妖怪写成这样可爱。还有是番邦公主可爱。水漫金山倒是佛法与正神这边无趣。我看有朱天衣登台的演平剧「扫荡群魔」，先是朱天衣演真潘金莲偕武大去逃荒，被路边山头上的妖魔兄妹二人望见了，就变出好多个一律的矮武大与一式乔扮的潘金莲，难分真假，一对一对，都是唱的一样的词儿：「夫妻们双双去逃荒……」哄闹到县官处去辨真假，连那乌纱红袍的县官也与武大一样矮，跳下座到他们的队中起哄去了，这实在是好玩。而後来张天师与包公分剖出真假潘金莲，则不过是借来收场，剧情的主体还是妖魔。
但最好的还是西游记。
西游记里的妖魔可爱，而孙行者也可爱，不像法海与张天师的无趣，因为孙行者也是妖魔出身。正与邪相斗，而又好像是一家人。历史七五胡乱华，是中华文明自身的反，不当它是撒旦对神，这与西游记的道理相通，所以收拾得出了隋唐的新天下。而若以神对撒旦那样来对付，那是到底也不得解决的，西洋于旧约创世纪以来，就解决不得神对撒旦的问题。
王猛及崔浩，是汉与胡反在一道了，玩在一道了，所以结果能是汉同化了胡。孙行者与魔头对话，你来反，我比你还会使哩，我反过天宫。你讲玩，我比你还会玩哩，你的葫芦装得人，我也取出个葫芦给你看，我的丢上去还装得天哩。这要来对照历史上的事情，才知妙味。孙行者对牛魔王与铁扇公主，尊一声哥哥嫂子。对有一个魔头，孙行者自称外公，讨他的便宜。而史上汉王与项王原来的为兄弟，为敌到了项王战死，汉王还是以礼葬之，为尽哀而去，孙先生对民初的军阀便也有像这样的一体之情。而我们後来对中共，是不是像圣经里的神对撒旦，没有一个反字，也没有一个玩字呢？最大的反是革命，可是今之文化人连三民主义的革命二字亦少有听说，这很不好。最大的好玩亦是革命，革命是中华民族的跌荡自喜。
「反」是创造。「反者道之动」，人初之反未有对象，要说神，它自己就是神，要说撒旦，它自己就是撒旦，所以这个反，不一定与斗争相关，这就与西洋辩证法从对立出发的不同。
老子讲反，而又讲不争，如李白苏轼皆是反俗的人，而同时仙凡并嬉。曹操待刘备与孙权都彼此相敬爱。「反」到得争斗，也与西洋的争斗不同，所以中国是自有一套兵法，王师有征无战，还有民间起兵是州郡并动，是一种革命的风，惟「道之动为反」的反才能有此风，而西洋的斗争则都是力。中国里巷日常有冲突时，大率是胜之以不战。是以此王风为背景，才也有像商朝的与汉唐的大兵威。
「击壤歌」里小虾对於自己合不来的功课与先生，都有好心想，这点很可贵。现行的功课制度与教学方法是要改，如日本最近已颁布中小学的功课减轻百分之二十，这是知性的事，不是憎恨的事。如我建议对教育与文化政策的改革，便也是出於知性，不杂憎恨的。中国文学新鲜、清明、和平，新鲜是在反，清明是在知性，和平是在不斗。汤恩比说文明在挑战，但我说文明是像昙花的拆裂开放，它是自足的。
世界上就是中国民族最会玩，佳节灯市是大人的摆家家酒，采菱采莲采桑捣衣浣纱的风景，是把劳动亦当作好玩。基督教的圣者沈痛，佛教的罗汉面壁冥想，中国的仙人即是一味好玩。中国发明了围碁、麻雀牌、烟火、风筝、陀螺、扯铃，都比外国的玩物好玩，平剧也比西洋剧能戏耍。中国古来的诗文最多游山玩水，西洋文学里没有像这样的。
如此想来，更可知「击壤歌」在中国文学上意味的重大了。而我早先为朱天心的文章写序，提出一个「玩」字，如今再来想想，真要替自己欢喜了。
苏轼诗、「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天晴也是寻常事，惟他会自个儿高兴得意。仙枝的小侄儿二岁，家里简直没有玩具，他午後睡过一觉，起来走到外间，在藤椅到板壁之间的这几尺之地无可玩的，他能自个儿想出玩法来，又奔又叫，又装跌一跤，自个儿高兴发笑。我看这个小孩大起来必定有办法。
玩本来是创造，我们做小孩时也是这样的。现在却是备具了玩具叫小孩玩，小孩在没有可玩之处想出玩法来的创造力就萎缩了。大人的打棒球，打拍金珂，也是备具了玩具叫你玩，团体旅行亦然，都是把好玩是创造的知性来灭绝了。
劳动是无可玩的，也玩得出采菱采莲浣纱捣衣的风景来。危地险地，像孙行者与妖魔拼斗有什麽好玩，也能玩出花样来。台北市我看看没有什麽好玩，「击壤歌」里却成了玩耍不完的地方。又如见了总统，与到了神前，哪里还敢存个开玩笑之心，而西游记最後写唐僧师徒到了雷音寺，阿傩向取经人索贿赂，写书的人简直是不敬，然而听了释迦如来的一番话开脱，又都成了是庄严的。
旅行是你若不会玩，便走遍外国，也不及「击壤歌」里的小虾与小静她们走了台北市的一段红砖路。李白与苏轼的会玩就像小虾她们。这里再引苏轼的诗一首「登常山绝顶广丽亭」：
西望穆陵关，东望琅邪台，南望九仙山，北望空飞埃，
相将呼虞舜，遂欲归蓬莱。嗟我二三子，狂饮亦荒哉！
红裙欲仙去，长笛有余哀，清歌入云霄，妙舞纤腰迥。
自从有此出，白日封苍苔，何尝有此乐，将去复徘徊。
人生如朝露，白发日夜催，弃置当何言，万劫终飞灰。
此诗可伴「击壤歌」的热闹，苏轼又像贾宝玉，要与姊妹们长在一起，等他化为飞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