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才与情面
我父亲因为自己做木匠，不要我再去学木匠，就托人介绍把我弄到城里一家乡绅人家当侍役。继续做到四年，不幸所谓乡绅也过世了，他的儿子把家产也卖光了，当时我就此回家。不幸得很，我的父亲一时竟要我完婚。我当时年纪只有十八岁，也无能力供养，坚持不允，我的父亲立刻就把我监视起来，只得惟命是听。结婚之后，就立刻跑到上海来，人地生疏，总想不出到何处去投身。当时只有一个包袱，余无他物，后来想出在从前乡绅家里做同事的某君似在甬同乡会作会役，我就跑到同乡会，托他荐一投身之所，过了半月也就在会里当作侍役了。收入每月二十元。这时候我非常勤俭，所有收入尽数寄到家中，一家生活很得安适，但是乡间我的内子忽和我的父母吵闹起来，所以她也就跑到上海来了，只得在沪组织小家庭，住在华界，借一个后楼，每月只三元。所以连开销十二元已够，每月尚有七八元带到家里给我父母用。但不幸的祸患又来了，所谓阿拉同乡会要改组了，“一朝天子一朝臣”，我因此也离开阿拉同乡会。当时我的她怀孕将要临盆，所以日夜奔走，忙寻生意，幸得某公介绍一个机关作侍役，薪水连膳宿只有二十元，只得自己勉强艰苦度日。同时我有一件可喜的事，就是夜间有余暇，我得乘此夜间余暇到某教会夜校去求点知识。不料霹雳一声，祸又来了，念元职务摇动了！替我之职者据说是一位前月尚在某总会做侍役，因为现在租界当局禁赌甚严，某总会受其影响，也在前月关门了，这辈侍役无所依靠，我机关某委员，平日也在该总会消遣，所以与这班侍役有些情面，无故用缴械式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将我停歇了。我就跑到该委员面前，对他说，现在年底将近，可否这个月（十二月份）给我再做一月，让我可以预备到别处去寻生意，况我将近二年，忠心职务，从未有错误发生，一时将我停歇，非常痛苦。他推托说，这是各委员共同的意思，因为用人是该委员主持其事，我也不再和他噜苏，就离开此机关了。
呜呼！号称某国留学生，知识阶级，而竟出此讲情面手段，世道人心，有何可说？我的区区二十元下等职务，尚且为他人讲情面被人所夺，其他职务概可想见。
编者先生！现在我已失业了，生活顿觉恐慌，我胸中如刀刺，无心坐在家中，夜间也不去上课了。失业至今虽仅三星期，但是我一穷汉，真所谓做一日吃一日的，现在年关将到了，生意也不知何日可以得到，怎令人不痛心呢？所以日夜奔走朋友地方，询问生意……
张自觉
答：这封信编者不过略为修正几个字，大体都是张君的原文，适闻上海职业指导所有某机关托它物色几位职工，我们已另函张君径与该所接洽。读他这封娓娓谈来的信，很可以看出一般社会心理之反映，至少似乎可以看出这几点：（一）自居于贤父兄者，往往急急忙忙的要替年幼子弟“完婚”，反把子弟自立能力之养成看得轻；（二）内地乡间的社会心理也如此，促成做父兄及本人的错误；（三）因此错误心理所构成的结果，往往使真才受束缚而莫由发展，甚至埋没；（四）社会上用人者往往不重真才而只讲情面。（全为事业前途计之领袖当然不肯这样。）
饭 桶
我们同事间，因为近来公司中新进了一位新同事何某，便发生了许多闲话。何某年约三十余岁，我与他接触的机会比别人多，所以我知道得也最详细。他是公司中的经理介绍进来的，所以他的薪水亦比别人大。大凡本领大的人虽一步登天，别人亦不见得反对罢。但是这位何君作事的效率却比别人低！
何君第一次的职司是在收银钱的部分，但是每日由他经手收入的银钱，却有许多的铜洋钱，铅角子，假钞票。该部的主任立刻送他到经理室去，不要他在该部做事了。经理只好再派他到帐房里去坐帐桌，不到一个月，帐房里的主任也送还给经理，说他帐算错了，反而多费手续。于是经理再派他去印发票簿上的号码，但是他将号码印重复了。经理没法，只能重行派他到稽查部去检查送货单。这个职司总算与他配合的，只须半小时就可办完毕的；先时在别人是兼的，现今在他是专任的。所以他空闲的时候很多，和领“干薪”差不多！
有些同事们说：这样不中用的人是时代的落伍者，是被人轻视的。我们大家那一个不笑他！他虽有有力的靠山及薪水比我们大，却没有什么趣味可言！
张心贲
答：自己无实在能力而徒然倚赖别人，他的“靠山”也可以说是“冰山”，一旦“冰山”倒，便须“坐以待毙”。况且喜用“饭桶”的经理，更易跑到倒的路上去，决不能持久的。所以“饭桶”的“金钱世界”是大靠不住的。“良知”是人所共具，“饭桶”自身精神上的苦痛，也决不能免的，更说不到真正的“舒服”！
张君所说的还是没有“牌子的”“饭桶”，我们曾经看见由外国回来的挂了博士招牌的“饭桶”（博士当然也有好的），在某机关挂名不做事，两个月里领了近四百元的“干薪”！人格扫地！这种人多了，社会的确要腐化，我们是应该要加以攻击的。像张君所举的那个“饭桶”，似可由同事共同写一封信给经理，提醒他公司里多了一个“饭桶”，并表示“共愤”的意思。
萦回脑际已有半年的问题
我虽对于贵刊成了一个知己已半年，见了不少读者询问的信札和您诚恳的答复；但是从未见关于谈到萦回我脑际已有半年之久而至今仍未解决的难题，今天星期日，特抽暇写在后面，望您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不胜幸甚。
我心中常抱着“有实力本事才有饭吃的主义”，“有真正学问才可立足于社会的思想”，但是不幸从近一二年的经验告诉我，“有了本领并非就有饭吃”，反是“没有本领也足以衣食饱暖，或者比有本领的来得好”，“有了学问并非就可以发展自己的怀抱”，反是“没有学问的倒比有学问的发展得快”。我不妨举几个例子来说。我同班有几位学友，他们程度差不多，——初中毕业。君在某外国银行当写字（），月俸三十六两银子。君也在外国银行当写字，并且比君资格老，虽不是同行，却也有二十五两一月。至于君呢？说来很可怜！在某洋行当练习生，忙得不亦乐乎，半年只有二十个大银饼。并且他口才又好，比和两位本领高强得多。同时君告诉我说：“读书没有用的，我的地位只要初小毕业已够了。虽则名义上是外人开设的银行，非精通洋文不可。早知如此，我高小和初中的光阴真多抛弃了；否则，现在也许有了六十两银子一月，因为前两年加俸很快而多，……”他愤慨的态度，我只有一笑付之。君呢？也如此说法。君则劝我不必再读，因为学非所用，并且叹自己的命运不济，当想到和比他优美的地位。我虽不为所动，但很信任他们说的话，后来注意他们的实际情形，结果不得不根本推翻我从前“有实力本事才有饭吃的主义”。至少也不得不从信仰而至于怀疑了。
蒋 一
答：在政治未上轨道，社会事业未上轨道的国家，怀才不遇或“撒烂污”反而得意的事情当然不能免。但是真正的事业终须真正的人才才担当得起。蒋君所举的例是“只要初小毕业已够”的“银行写字”，如果一个人所抱的志向只要做到“银行写字”就心满意足，不希望还有什么前途，那他尽管“只要初小毕业已够”了。但试问社会上正当的专门高等职业，如做律师或法官的，总要研究过一番法律，若随便拉一个人坐上他的位置，行吗？如做医生的，总要研究过一番医学，若随便拉一个人坐上他的位置，行吗？如做工程师的，总要研究过他范围内的专门知识，若随便拉一个来代他，行吗？如当教员的，对于他所教的科目，总要有相当的研究，若随便拉一个人来代他，行吗？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所以我们以为蒋君所举的例似不应推翻他从前的信心。有真正本领的人能否飞黄腾达，也许有一部分要看机会，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有真正本领的人会至饿死。
还有一点我们要明白的，在学校里的知识，不过是一个基础，入社会后还须加上一番经验阅历，所以就是大学毕业，并不能一入社会开始任事，就立刻可将大学里所学的东西，一齐都用得着，一遇不能立刻用得着，就说是白学的；要知道还有应用的机会在后面，不要性急，等你经验渐深，位置渐高，所经手的事渐渐重要，从前未用着的较深知识就渐渐的用得着了。
况且我们做人只能“尽其在我”。譬如当我们在修学的时候，将来做事机会的有无，不是我们自己此时所能作主的，我们此时所能自己作主的是在学识上有充分的准备，以待机会，以利用遇着的机会。我们此时所能自主的只能如此，就只有在此点“尽其在我”，其余瞎悲观，都是徒然消耗精力于无用之地的事情。就是说有了学识还不免有艰于求事之难，难道一无学识的人就保得定必有好事情请他去做吗？这样一想，便明白在准备学识的时代还是以认真准备为正当的办法。譬如有两个人，出校后得同一的机会（即同样有人提拔他们），试问一个在从前没有充分准备的人，能比从前已有充分准备的人更能胜任愉快吗？此时仍是有充分准备的人占便宜的，所以在修学时代有充分的准备总是不错的。况且在修学时代，自己可以作得主的，也只有积极的从事充分的准备。
岂但修学，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只有“尽其在我”。即如蒋君要求我们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那里敢说这篇答复他一定能满意，也只有尽我们所想得到的，“尽其在我”的答复他罢了。我们无论何时，无论何事，倘抱定“尽其在我”的宗旨，欣欣然向前干去，可以省却许多烦恼。
吃尽资格的苦
我读了贵刊第四卷第八期“读者信箱”栏里涂小甫君所做的《大学毕业生》一文，觉得非常切要。社会上感受这种痛苦的人当然不少，我是感受这种痛苦很深切的一人，所以我不免要借此发几句牢骚的话。我可以说现在的人，只要有财产，能够进中学，而大学，或师范毕业出来的人，个个是人才。没有财产的人，不能进高深学校，那是永远不会是人才。现在的社会何等势利！商界我不熟悉，至于各行政机关及教育界，非资格不行。倘然是一个大学毕业生，要谋一件事，不论他有才没有才，对于事的会办不会办，人家总是一诺无辞。若是一个小学毕业生，或是连小学未入过的人，无论他办事如何切实，学力如何充分，要向人家谋事，人家连正眼都不来看你，纵然有一些事给你做，也不过是些书记庶务之类。我不是说书记庶务不屑做，可是克尽厥职的做，人家总认你是一个小鬼，不加青眼，而且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等到一个校长或局长走时，就要连带解职，即使有飞天本领用到那里去呢？涂君所说的：“……若再老实说：我是小学毕业的，慢说被求的不来录用，他不说你再去读二年书，再来做事，已算是客气的了。”这几句话，的确是现在势利社会的通病。先生所说的“……他人岂因此而轻视他吗？断无是理”。先生！你是贤达君子，所以不会如此，岂知社会上都是庸碌之徒，有几个人能这样实事求是呢？其中有多少才能之士，因资格而终身埋没，那是何等可叹啊！
朱逸民
答：社会是多方面的，一类的事实也有多方面的，像朱君所慨叹的社会上盲目的只重资格而不重“真才实学”，我们当然承认目前的中国确有一部分不免有这种不平的现象，就是编者个人闻见所及，也就不少。例如我国很著名的书业某机关，里面对于编辑员就很有这种趋势，中学不必说，你在国内大学毕业的，至多每月送你七八十元至一百二三十元，只要你挂了一块留学生的招牌，做的事情尽管一样，起码一百六十元。我有一位好朋友，可说是学贯中西，在那里面做了好几年，因为缺了一块留学招牌，做来做去还是一百二十元，眼看许多“饭桶”留学生（这是只指“饭桶”的一派，当然也有好的），坐享厚薪，做出来的东西，往往狗屁不通！有一次有一位什么德国留学生，做了一本游记，简直别字连篇，文笔疙瘩到了极点，因为来路大，该机关的编辑主持者不便拒绝，交给我这位朋友校订，被他修改了十之六七，修词方面差不多是他完全代做。他费了一番工夫，在书末著作者姓名旁边把自己校订的名义加了进去。后来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只有著者的姓名，并没有校订者的姓名，无非是因为校订者的牌子似乎不及那位写别字的朋友牌子“硬”，所以“白校订”，让那位写别字的大好佬“掠人之美”，在主持者也视为极公平的事情！后来这位朋友靠他的“真才实学”，另有好机会，便辞职高就。社会上往往有同样的事情，叫留学生来做，给他一种特别好的待遇；叫国内大学毕业生来做，便给他一种差些的待遇；如叫连大学牌子都没有的人来做，又要给他一种更差些的待遇。他们并不以事为对象，却以空资格为对象，这当然是很不公平的待遇。所以朱君的“牢骚”，我们不能说他完全是“无病呻吟”。
我在上面所说的话，不过助朱君张目吐气。但平心静气想一想，这种现象不过是局部的，并不是概括的。
其实，我们虽反对徒拥虚名的资格，而确有实际的资格却也未尝不可重视。倘若不是有名无实，则中学毕业者的学识能力，因研究的年数比较的多几年，当然应该比小学毕业者好些；大学毕业者的学识能力，因研究的年数比较的又多几年，当然应该比中学毕业者更好些；留学毕业者的学识能力，因国外学校设备之比较的完备，教授程度之比较的高明，当然应该比国内毕业者更要好些。所以我们倘有了名实相符的一个条件，有的事情，确须留学生而非国内大学生所能胜任者（这当然是目前的情形，将来国内教育精进之后，便不至如此），尤其是高等专门的学术；有的事情，确须大学程度而非中学生所能胜任者；有的事情，确须中学生而非小学生所能胜任者。不过这种实际的资格，有的地方不一定要取得学校的牌子，或衔头，也可以由自修，由在社会上从小做起，边做边学，经过若干年后，有相当实际的经验阅历，因而造成专门的学识才能，获得实际的资格。朱君所引在下答涂君的话：“……他人岂因此（指仅小学毕业）而轻视他吗？断无是理。”我的意思并不是仅仅小学毕业便可以引起别人的重视，是说不以小学毕业自封，能奋斗向上努力，得到相当的学识能力，做他所能做的事情，到了这个时候，决没有因为他从前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轻视他，而且还要特别的敬重他。我们前次答复涂君的一番话，因为涂君既无力升学，又以资格为虑，似乎资格非由升学是绝对得不到的。我们就他所处境地，告诉他名实相符的资格也可由服务及同时自修而渐积成功的，只须有实际的能力，别人决不至轻视他。我们的向上努力，向上奋斗，势不得不从自己所处的境地做出发点，既无力升学，便须另走一条可通的路向前干。
生活问题与入党问题
我是一个大学快要毕业的学生，靠了家庭的接济，在上海混了好几年。然而一个人是不能一辈子在校的，故我已不能不脱离学生生活了。但是说到生活，岂是容易谋求的吗？我在校中虽然学得一些功课，而是否能应社会上某种事情之需要，岂不是一个尚难预知的吗？我很忧愁，我不知毕业后怎样去谋生活呢！
自然，在一般人的眼中看来，大学生的地位，是多么高贵！不过在中国今日之社会，我恐怕大学生的生活也不易谋求罢！记者先生，你看：社会上那个办事处，不是“人浮于事”？这是我觉得生活问题之难解决的第一点。
其次我更有一个不能解决的难题，在心中蕴藏许久了，那便是入党问题。记者先生，你知道！如今的中国，因了军阀之横行与乎帝国主义之压迫，一般先觉者感到有改造中国之必要，便应运而生了许多的党派，如共产党，无政府党，国家主义派，国民党，……他们的力量，在如今的社会上，势力大极了，差不多士农工商各界，都有他们的足迹。如在他们的党治之下，一切事情都由他们包办了，差不多不入他们的党的人，便不能谋生。这在湖南，广东，湖北，已表示给我们看过了。当着这样的情形，我们将如何办呢？我个人从来是不高兴入党的，并且反对一切政党。
加 谋
答：加谋君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介绍”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而现在还未得圆满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决不是私人设立几个介绍机关，就能圆满办到的，还要国家的行政机关——尤其是市政机关——有具体的组织，有通盘筹算的办法，才有好效果。这个“介绍”问题，欧美各国的市政机关，都是积极在那里进行的，以我们中国现在的政象不宁，当局当然无暇及此！顾荫亭先生最近由欧洲回国，“介绍”也是他所留心观察研究的一个问题，我和他谈起，他的结语也是叹一口气说：“政治不清明，事事无办法！”我上面所说的一段话，不过因为加谋君提起这件事，所以就一般的情形，说了几句。现在我要回过来，就加谋君所处的境地，以及其他青年与加谋君所处的相似的境地，谈谈这个问题。学校将毕业的学生，除再谋升学者外，其余不谋升学，或已无学可升的人，都忙于寻觅服务的机会，这都是一种普通的现象，我回想我六年前也经过这段时期。当时同班行将毕业的有四十人左右，到了将毕业的前数个月，个个人都像热锅上的蚂蚁，东探西问，有的同学自己已有了机会，便把余下的机会让与别人，我当时也着急了一下。幸而有一位已在职业界的好友，十分相信我，于我未毕业前两个月，就正式说定请我去就一个位置。我当时还有几个知己的同班学友，直至毕业后一两个月才获得相当位置。我所以要说出这一段陈迹，不过要表明这段时期是学校出身的人所必须经过的。加谋君果然要替自己想法，但却不必视为特异的现象，而过分悲观。至于想法的手续，除正式之介绍机关如寰球学生会等等之外，照中国的情形讲，尤重在亲友的介绍。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从美国毕业回来，他于将毕业以前的数月内，就分别写信与许多亲友，后来他的位置，居然是用这个方法得来的。这不过是举一个例，不是说是一个必经的途径，总之全靠自己时刻留心机会。介绍机关的注册探问，有时也有效果，但是寻人材的人往往先向熟人处设法，往往至寻不到相当人材的时候，才光顾到介绍机关，所以这种机关虽不妨作为补助之用，但须多方进行，此外遇有带些洋气或新式的机关，求位置者还有一条路可走，就是用书信自荐。不过这种办法较盛于工商界。加谋君是学教育的，这种方法也要有人先容才有效力。总结以上所述，介绍的方法不外（一）利用介绍机关；（二）得亲友的补助；（三）书信自荐。就中国情形讲，事实上可用的方法不过如此。
至加谋君所提出的入党问题，这是完全出于个人的自由意志，不过加谋君的“反对一切政党”的态度我却有点意思要贡献。我以为政党并不是绝对的坏东西，倘若一党的党纲及事业，的确是为国利民，便是一个好政党，倘若一切反对岂不是不分是非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