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头努力
我记得有一个时候，有人提出枪杆和笔杆对救国谁的力量强的问题。有些人对这个问题打了一顿笔墨官司，结果还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没有得到什么一定的结论。其实枪杆自有枪杆的效用，笔杆也自有笔杆的效用，只须用得其当，都可有它的最大的贡献；真要救国，就应该各就各的效用作最大限度的努力。当十九路军在淞沪英勇抗敌御侮的时候，我们亲眼看到枪杆对于保卫国土所贡献的伟大的力量，但是同时我们也亲眼看到民众被爱国言论和宣传所引起的异常深刻的感动，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妇孺老幼，都奋发努力于后方的种种工作，军力和民力打成了一片。
救国的工作是要靠各种各样的分工配合而成的，是要各就自己所有的能力作最大限度的奋斗。
试再就军事上的作战说吧，有的担任前线的冲锋，有的卫护后方的辎重，各有各的任务，谁也少不了谁；你如果一定要使冲锋的队伍都到后方来卫护辎重，或一定要使辎重队都往前方去冲锋陷阵，那在军事的作战上都是损失。
不但枪杆和笔杆，不但军事上的作战，我们对于各种各样的工作，乃至似乎很平凡的工作，都应作如是观。例如一个报馆里卷包报纸的社工，在表面上看来，他的工作似乎是很平凡的，但是只要这个报是热心参加救国运动的，在救国的任务上，他的工作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稍稍有一点知识和良心的中国人，没有不时常想到中华民族解放，没有不殷切盼望中华民族解放的早日实现，所以也没有不想在这上面尽他的力量。这种心理的随处流露，在救国运动方面当然是一件可喜的事情。但是却有许多人因此感到苦闷，总想跳出他所处的现实，跑到一个合于他的理想的环境中去努力。他没想到我们应该各就各的能力，即在现实中随时随地做工夫；更没有想到环境若使真能合于我们的理想，那需要我们的努力也就不会怎样迫切了！
也许我们自己还没有做到“最大限度”，那只有更奋勉地加工干去。也许别人还没有做到“最大限度”，那我们也不应该轻视他，却要指示他，鼓励他，帮助他做到“最大限度”。
让我们在民族解放的大目标下，分头努力干去！
看电影与学甘地
和纯洁天真的青年朋友谈话最有趣味，有时他能于无意中说出你感觉到不胜惊奇的真理，有时他也会说出很直率坦白而不一定就完全合理的意见。最近有一位青年朋友来和我谈，据说有些青年听到柳湜先生也要看电影，颇觉失望。我问为什么？他说他们以为以柳先生思想的正确，想到多数同胞的苦况，似乎不该有心绪去看电影。我说我虽知道他们是出于厚爱柳先生的意思，但是以柳先生为文化努力的辛苦，偶看电影来恢复他的疲劳，我不但不反对，反而觉得赞成（电影还应该有教育的作用，这里不多说了）。
这事使我记起几年前的一件趣事：有一位读者写一封很诚恳的信给我，希望我摹仿甘地的模样，不穿裤子，赤膊赤脚，包上一块粗布完事。我回信谢谢他，说我固然不敢自比甘地，可是我自愧的是对于社会，尤其是危难中的祖国，在工作方面没有什么切实的有效的贡献，还不在乎穿上了一条裤子，没有赤膊赤脚。但是这位朋友的好意终是可感的。
体力的比赛
中国参加世界运动会的足球队，于八月三十一日游英，第一场比赛，对手是英国Islington Corinthians足球队。上半时中国队出奇制胜，以二比一占胜，但是在下半时换垒后，英国队凭藉他们的体力，渐见优势，相继中的，中国队因体力较差，全无回手，结果英国队连中两球，反败为胜。
很显然地，讲到球艺，中国队并不逊于英国队，所以终于失败的，却是由于体力的较差。这可以说是体力的比赛了。
一般国民的体力问题，实在是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看到这次中英足球队比赛的结果，格外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希望负有培育青年之责的全国教育家加以特别的注意。
这件事——一般国民的体力——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一件不急的事情，但是国民体力的健全是要在平日有素养，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速成，是临时急不来的，所以在平时就要急赶起来才有效果。我在国外观察的时候，最受感触的是他们对于国民体育的积极提倡，尤其是在苏联，你到他们的托儿所，幼稚园，上而至大学，便看出没有不把增进体力作为第一件事。有人说他们的下一代更要干出惊人的事业，这是很有理由的。
中国沿着科举时代的恶习，家长和教师仍多以子弟能死用功为最可喜，体力怎样是不在乎的。这种错误的心理非彻底改革不可。
当然，扩大起来说，这事和一国的政治经济也脱不了关系。例如吃着树皮草根的苦百姓，“救死惟恐不赡”，还能顾到什么体力不体力！
欢迎杜重远先生出狱
杜重远先生最近出狱了。我知道，努力民族解放运动的全国同胞，对他都要表示万分热烈的欢迎和慰勉。
当杜先生入狱的消息轰动全世界的时候，我正和一位美国朋友一同游历到芝加哥。我在一天早晨和这位朋友共用早餐的当儿，忽然在当天的《芝加哥论坛报》上瞥见这个不幸的新闻，我立刻好像中了电气似的发怔。我的不能自抑的愤怒和悲痛，吓住了我的这位旅伴！他急问原委，听了我的诉说，也引起了他的正义的怒火，——这位前进的美国青年是极同情于中国的解放斗争的。我和他立刻跑到电报局，打了一个电报安慰狱里的杜先生。
我由美回国的途程中，每念到狱里的杜先生，就想痛哭。到上海的时候，船一靠岸，我的第一事便是奔往漕河泾监狱去看他。见面的时候我紧握着他的手，感到呜咽说不出话来，但看到他那样虽处患难中而却十分镇定的态度，反自觉惭愧，赶紧把涌到眼眶的热泪抑制着向里流。
我知道，我们的友谊是有着赤诚救国的共同意志做坚强的维系。我并且深信，全国同胞直接或间接和杜先生的友谊，也是有着赤诚救国的共同意志做坚强的维系。
我们敬祝杜先生健康！敬祝杜先生继续为国努力！
“天机”
最近有位广东朋友谈起陈济棠氏下野前的一段趣闻。据说陈在发动前由他所信任的扶乩术士翁半玄扶乩问神，神的鬼话说：“草头倒，无人无人。”乩坛上接着大书“胡先生驾到！”当时胡展堂先生刚去世，这一定是他老人家的赫然鬼驾了！再接下去看时，是“机不可失”四个大字。既由“胡先生”训示机会已到，所以陈氏便发动了。后来他失败，很懊丧，责问翁半玄，翁替自己解脱得很妙。他说：“无人”是指“倒”字去了人旁，变成“到”字，是说蒋介石先生将到广州的意思；至于“机不可失”是指陈氏不该让许多飞机失去！陈怪他何不早说，他的回答是：“天机不可泄漏！”
陈氏素以迷信鬼话著名，这段趣闻，也许是事实。但是若说陈氏是因为误听了鬼话才失败，那当然是皮相之谈。他平日搜括民膏，屠杀青年，固然早已自掘坟墓，即在他以抗敌救国为号召而发动之后，对于真正民众救国运动仍是怕得不得了，情愿用几毛钱一个买了许多乞丐来替官办的“示威”凑热闹，至于真在努力救国工作的青年学生，被捕失踪，却日有所闻。一面说要抗敌，一面压迫民众救国运动，摧残努力救国工作的青年，由于这种事实的表演，我们早看出了他的末路，这比什么“天机”都来得准确！
谁的遗憾？
有人遇着重要的事情，往往要看看外国报，他们觉得外国报上有的消息，在中国报上看不到。其实中国报上的消息，在外国报上也有看不到的。例如最近中日军在丰台冲突的事件，你在中国报纸上可以看到“双方整队相向行礼互示歉意”，“整队互表歉意”，“误会冰释，各回营房”，“决将两军调至较远之地方”等等，这些话很显然地告诉我们，两方同样地“歉”着，“调”着，中国并未吃亏，但是你在外国报上便看不到！
例如英文《字林西报》就说是在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之前，由中国的副师长许长林向日本部队长弁田口正式道歉，举行“道歉礼”后，中国队立即退出丰台，日本队即往占据中国队的营房。换句话说，控制平汉、平绥、北宁三路的丰台已很抱歉地交给“友邦”的军队了！据日文《上海日日新闻》，许副师长代表中国军正式道歉时，说“此次事件，中国方面引为非常遗憾，兹特声明，今后决不致再有此事”。弁田口部队长的答语是：“中国方面若继续有此不诚意之行动，日方惟有采取自由行动而已……”这似乎不像是互表歉意的口吻吧。
我们做中国人的人当然不一定要相信外国报，但是本月廿一日的《申报》上《丰台我驻军尽撤》的大标题，却很引起人们的思虑。丰台是否属于中国的领土？驻军权是否属于中国的主权？这都是我们在万分沉痛中所不能忘却的！
最前线的斗士
据北方来的朋友谈起丰台事件，说当时廿九军的兵士和日本驻军相遇于丰台的正阳街，日军要中国的整个军队让开，中国的军队不肯，日方那里把中国的军队放在眼里？便毫不客气地由三个骑马的军官向中国的军队乱冲过来，他们的初意以为中国的军队一冲即散，有什么了不得，那里知道廿九军的兵士却仍然团结一致，巩固得像铁一般，虽有几个兵士被马踢伤，还是严格的守着团结如山的整个队伍丝毫不因之动摇。这是全国团结救亡的象征！我愿和全国的爱国同胞对廿九军的斗士，致最虔诚的民族革命的敬礼！
北平方面的民众救国团体曾推男女代表多人，于八月廿二日赴南宛廿九军兵营，带有饼干果子等慰劳品，慰问丰台事件中奋斗的兵士们。这是民心和军心的一致团结救国的精神的表现，值得我们的注意和欣慰的。
全国的军官和兵士们！你们都是站在保卫国家民族的最前线的斗士，全国的救国民众都无时无刻不在盼着你们发动为民族争生存的自卫权。全国的救国民众是要和你们立在一条战线上共生死的；让我们并肩携手向着光明的前途猛进！
抱头痛哭的时候
今天是我们这个正在生死存亡挣扎中的中华民国的双十国庆。我们遇着了这一天，真是抚今追昔，枨触万端。
在任何国家，国庆这一天都是全国狂欢的日期。但是我们在这一天，汹涌在心头的是有着三千五百万的同胞正在遭受着亡国的惨祸，正在宛转呻吟于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在这一天，汹涌在心头的是四百多万方里的国土沦亡了整整五个年头，直到现在还听任侵略者蹂躏着。在这一天，汹涌在心头的是华北的主权已被侵略者摧残无余，在号称中华民国的国土内，人民和官吏以及军士，都只得眼巴巴地听任侵略国的爪牙随意逮捕侮辱，无可如何。这不但不是可以狂欢的日期，实在是可以抱头痛哭的时候。
但是徒然抱头痛哭无用，我们必须万众一心，从死里打出一条生路来。想诸君不会忘却，在今年的“九一八”的国耻日，连下半旗纪念的自由都没有了；倘若我们不努力来共同拯救这个垂危的国家，挂全旗纪念国庆的自由能维持多久，也是一个疑问啊！我们因此又感觉到双十这一天的弥足珍贵；我们应该在这一天痛定思痛，下更大的决心争取中华民国的独立解放！
躲到那里去？
五年来惯于“吃耳光陪笑脸”的中国，最近因英国的《孟澈斯特导报》社论说了几句似乎恭维中国的话，说日本要中国吃耳光陪笑险，中国不干了，这是自一九三一年以来的第一次云云，似乎这两块吃了无数耳光的厚脸上，忽然有着了一些什么光彩似的！其实吃耳光，而还要陪笑脸，固然是丢尽了脸，即不愿再陪笑脸，而仍然听任敌人打耳光，也还是一个问题！
提起吃耳光，使我们想起最近在号称中国领土而却为“友邦”势力所笼罩的一个地方演过的一幕惨剧。那里有个中国某大银行的分行，有一天下午四点钟，忽有两个某国的宪兵，穿着便服，毫无凭证，来到该行向会计主任查帐。这位主任因他们既未穿制服，又无凭证，不答应，他们愤愤而去。第二天下午同时他们叫人传他到某国宪兵司令部去，一进去就被喝着下跪，被打几十耳光；第二天下午同时又叫去跪下打几十耳光；第三天下午同时又叫去跪下打几十耳光。这位主任觉得实在没有脸再在那个地方做人，辞职回到总行所在地。这种太不近情理的事实，倘若不是他亲口告诉我所认识的朋友，我们是绝对不能相信的。这很显然地是完全失了国家保障的惨酷待遇！个人吃了耳光，在目前还勉强能躲来躲去，等到这种情形普遍到全国，整个国家能躲到那里去？这是值得全国人深思痛念的。
伟大的斗士
中国民族革命的伟大斗士鲁迅先生，不幸于十月十九日早晨五点廿五分去世了。本社同人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和全国同胞感到同样的震动和悲痛，我们要对鲁迅先生致诚挚的敬礼，并要对鲁迅先生的家属致诚挚的慰唁。
鲁迅先生不仅是一个文学家，并且是一个思想家。他的伟大是在他对于一般民众的普遍而深入的影响。例如他的《阿Q正传》所呈现的阿Q典型，无论读过和没有读过而仅仅耳闻《阿Q正传》的人们，都感觉到他所提示的深刻的意义。尽管有些人抱着偏见，反对他的工作——伟大的工作——也不能不敬佩的。这种伟大的精神也正像高尔基，尽管在帝国主义各国里有些人对于他的思想要反对，但是对于他的伟大的工作是不能不敬佩的。
鲁迅先生的去世是十月十九日的黎明，听说他在十七日的夜里还写文到三点钟。这使我们联想到高尔基在病中仍旧努力于工作的挣扎情形。高尔基生肺病，医生说他早就会死的，但他竟挣扎到出乎医生所惊诧的年数。听说鲁迅先生的肺病，有个美国医生说他在五年以前原就会死的，而竟也挣扎到今日。这虽是偶合，但却表示他们的“要生活和创造的意志，还仍然倔强地存在着。”（拙编《高尔基》一书中语）
我觉得鲁迅先生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遗产，是他那样始终不懈的积极的斗争精神。他是一位最早反封建的努力革命的老将。无论怎样的穷困，都屈伏不了他；无论怎样的压迫，都屈伏不了他。我以为我们后死的斗争者，应该承袭鲁迅先生的积极的斗争精神，为民族解放的伟大而艰苦的工作，努力前进。
从心坎里
鲁迅先生逝世和殡葬的情形，还历历如在眼前。我们回想到整千整万的群众瞻仰遗容时候的静默沉痛，回想到整千整万的群众伴送安葬时候的激昂悲怆，再看到全国各报和刊物上对于他的逝世的哀悼，无疑地可以看出鲁迅先生是民众从心坎里所公认的一个伟大的领袖。我要特别指出：“从心坎里的”公认的领袖不是藉权势威胁可以得到的，不是藉强制造作可以得到的，是由于永远刚毅不屈不挠的为大众斗争的事实所感应的。
这种永远刚毅，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是民族解放斗士的最最重要的一个特性，在今日国难严重时期尤其可以宝贵的特性。这种精神和“亡国大夫”的奴性正是立于相反的两极端。在鲁迅先生下土的时候，群众代表盖在他的棺材上的那面“民族魂”的大旗实含有很深的意义。中国的不亡，就是要靠我们积极提倡扩大这“民族魂”，严厉制裁那些不知人世间有羞耻事的“亡国大夫”型的国贼和准国贼！
鲁迅先生将死前的最后未发表的遗作是关于章太炎的，听说他认为章太炎努力民族革命，曾经入狱七次，还是不屈不挠，这种精神实在是值得我们纪念和崇敬的，虽则章太炎的晚年思想已落在时代的后面。我们觉得鲁迅先生的这种见解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鲁迅先生，因为他是民族解放的伟大斗士；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位民族解放的伟大斗士，更须永远不忘记他的刚毅不屈的伟大人格。
青衣行酒
小的时候看《纲鉴》看到晋朝的怀帝被汉主刘聪所虏，䩄颜称臣，称刘聪为陛下，“汉主聪谓帝曰：‘卿昔为豫章王，朕与王武子造卿（“造”是访问的意思），卿赠朕拓弓银砚，卿颇记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尔日，不早识龙颜。’聪曰：‘卿家骨肉，何相残如此！’帝曰：‘大汉将应天受命，故为陛下自相驱除，此殆天意，非人事也。’”这不能不算是极尽委屈求全的能事了！但是刘聪还不够，“汉主聪宴群臣于光极殿，使帝著青衣行酒。庾珉、王隽等不胜悲愤，因号哭。”我们古时青衣是奴隶的标志，“青衣行酒”便是做着倒酒的奴隶，庾珉和王隽都是怀帝的旧臣，所以看到这样的惨状，禁不住号哭起来。结果这两位号哭的朋友固然被杀，就是甘为奴隶而不辞的怀帝，仍然被杀。我小的时候虽蒙里懵懂，当时看了这一段，小小心弦也被震动，感到莫名其妙的凄惨！
最近看到报上的消息，在华北日军进攻北平大演习的时候，遭难的老百姓流离失所，不堪设想，怀仁堂上却特设盛筵欢宴日军司令，“举杯为祝，众皆鼓掌”，并“殿以中西歌曲”。这惨痛的现象，和上面所说的情形，不知道有什么两样！
有朋友由华北来，谁都盛赞廿九军的爱国精神和宋哲元氏的处境困难，但认为非有全国整个的救国行动，华北在实际上是必然要全部沦亡的，尽管在名称上也许还存着多少的烟幕。
历史如果还有教训的话，晋朝的怀帝该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吧！
一心御侮
在以中国的领土给“友邦”的“大演习”所蹂躏之后，北平学生发起救灾运动，组织四郊居民灾区服务团，放散宣传品和棉衣食物赈济物品，参加者数千人，乡民携老扶幼欢迎。同时北平的学生团体感于傅作义守土安民，誓死为国，电请中央明令嘉奖。
绥远旅平同乡因绥东形势紧张，定十五日全体绝食一日，以所省的钱慰劳将士守土，并制锦旗一面，派员返绥谒傅作义赠送致敬。
这些事实表示青年救国的不畏困难，再接再厉，与军民一心御侮的团结精神，这是值得我们的钦敬和欣慰的。但是国家不仅是青年的国家，亡国的惨遇不限于北平四郊的乡民，绥远的安危不仅关于旅平的绥远同乡，这是全国同胞所要闻风兴起的。我们希望华北军民一心御侮的精神，能引起全国军民的积极响应。
人 圈
有一个很知己的好友最近由西北回到上海，我们知道那里是有着时时渴望“打回老家去”的东北军，他们里面有的新自东北出来的亲友，和我的这个好友谈起东北同胞惨遇的情形，最凄惨的是我们的民族敌人近来在东北各村里设有所谓“人圈”，把贫病交加的我们的苦同胞，拉到这个人圈里去喂猎狗！事实是这样：因为义勇军的各处潜伏，我们的民族敌人把小村一大片一大片的烧掉，穷苦的老百姓往大村里逃，没有屋子住餐风露宿，病了也没有医药，敌人便仿照猪圈或牛圈的办法，在荒地上用木桩围成大圈，里面放着饿狗，病得未死的人都被拉到里面去喂狗，夜里常可听到惨不忍闻的哀号！
我希望这惨呼的哀音能打动全国每一个爱国同胞的心弦！我希望全国同胞明白这种惨遇是每一个同胞和我们的子孙的命运，倘若我们还不一致团结起来挽救这个危亡的祖国。
悼王永德先生
在国难这样严重的时候，哭爱国青年王永德先生的死，实在增加我的无限的悲痛。
永德江苏常熟人，七岁进本乡的梅李小学，十二岁毕业，在原校补习两年，十五岁考进生活周刊社做练习生（民国十八年十月）。他为人沉默厚重，常常不声不响地把所办的事做得妥妥贴贴。我最初只感觉到他的书法进步得很快，办事的能力一天天充实起来，不久我便出国视察，和他分别了两年多。在国外的时候，常常接到他的信，很惊异他的文笔和思想进步得那样快。去年我回国后创办《大众生活》周刊，请他襄助编辑，同时帮助一部分信件的事情。他办事非常认真负责，把《大众生活》的事情看作他自己的事情。同时他又不顾劳瘁地参加救国运动。我办《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的时候，仍请他帮忙，我们总是共同工作到深夜。他在公余，自己不停地研究，该刊第五号《怎样研究时事动态》一文，就是他做的。他不但办事得力，思想进步，写作的能力也有突飞的猛进。我最近请他帮杜重远先生编了《狱中杂感》一书。这本书我原答应做一篇序文，但是因为忙得不可开交，延搁又延搁，他常常催我，前几天才写好付印。本月三日听说他患伤寒症在仁济医院，我赶去看他的时候，他已不能认识我，我叫了好几声，他才在迷惘中知道是我。在那样的神志昏迷中，他第一句突然出口的便是“杜先生的书已出版了没有？”他在那样苦楚中还流露着这样负责的精神，我听着真心如刀割！
我随请一位西医好友去看他，据说他的病症虽很危险，脉息还好，还不无希望，不料竟于十一月九日的早晨五点半钟去世。他死的时候才二十岁。人材培养不易，像王永德这样的人材，不是容易培养成功的，不幸这样短命，我不仅为私谊哭，实为社会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