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创刊词
这一期的本刊并不是创刊号，因为本刊的创刊号已于六月七日在香港出版，本期已是第十二号的了，用不着什么创刊词，所以我一开头就得声明这不是创刊词。
但是本刊自从本期起移上海出版，这在本刊的生命史上，却是一个重要的变迁；在香港的可告一段落了，在上海的却是正在展开着新的一页。在这个时候，我们把本刊从创刊号起，一直到最近为止，在“笔谈”里所表示的言论的内容，作一番整理和检讨，藉此可以使关心本刊的朋友们更明瞭我们的立场和态度；同时希望能引起爱护本刊的朋友们更给我们以切实的指教，也许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吧。
综括本刊“笔谈”已往的内容，大概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关于民族解放的问题；一部分是关于大众文化的问题。
关于第一部分，我们在第一篇的《艰苦奋斗》一文里，就提出团结御侮的主张，希望能唤起全国同胞集中注意于这个在当前严重国难中最重要的目标；我们很沉痛而诚恳地指出：“不容怀疑地，中国在实际上已陷为奴隶的国家，中国人民已陷于奴隶的地位。不愿安于奴隶地位的中国人，对于民族敌人和汉奸卖国贼，绝对不能再坐视了，必须迅速造成全民族抗敌救国的联合阵线，用热血的代价，英勇的行动，向着民族的D敌人和汉奸卖国贼猛攻。我们整个民族的生路，就靠这样艰苦奋斗中得来。”
所谓联合阵线，或称统一阵线，你尽可叫它做团结御侮，或是精诚团结，或是共赴国难，它的重要的内容是团结整个民族的一切力量来抢救这千钧一发濒于危亡的中国。我们在《前进思想与救国阵线》一文里很扼要的说明：“救国统一的阵线的唯一目的是在救国，凡是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我们都该推动他，鼓励他，引导他来加入救国统一阵线，尽量贡献他所有的力量”。又在《褊狭态度和动的现实》一文里对联合阵线下着这样的定义：“所谓抗敌救国联合阵线，就是不论何党何派，不论什么阶层，不论什么职业，凡是不愿做亡国奴的，都联合起来。集中整个民族的力量来对付我们民族的最大敌人。”
团结御侮在目前的客观情况中，尤有迫切的需要，而且也是全国的一致要求，因为“中国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形势和以前有了很重要的变换。在客观方面，我们的民族敌人是在逐步实现他们灭亡整个中国的一贯的计划。在初期还有一些名流学者希望某帝国主义肯‘适可而止’，提倡‘息事宁人’的宗旨，但四五年来铁一般的事实教训，任何人都没有这样的梦想了。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只是愿不愿亡国的问题，是整个中国存亡的问题；……无论你属于任何党派，任何阶层，任何职业，亡国奴的惨遇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一方面须深刻地认识中国所处境遇的危殆，一方面观察世界大势和帝国主义没落时期本身的矛盾，和国内各方面的觉醒，尤其是民众对于救国运动的再接再厉，我们却也用不着悲观，用不着消极，用不着胆怯。我们当前唯一的大任务，是要从种种方面努力促成团结御侮的实现。
因此我们对于团结御侮的几个阻碍物，曾加以坦白的分析和提示。我们认为要使团结御侮能早日实现，必须解除一般人对于这件事的误解。所以在《救国联合战线的误解》一文里这样说过：“倘不坚决认定联合战线的唯一目的只是抗敌救国，在行动上便往往要犯着很大的毛病，不但不能促成联合战线，而且反而要破坏联合战线，这是很值得严重注意的。联合战线又有人称为统一战线，有人误解，以为甲乙丙等既加入了统一战线，彼此间的一切都是当然要统一起来了。他不知道甲乙丙等等的加入统一战线，只是在抗敌这一点上统一起来，在其他方面仍然可以保留着各人的一切，不一定要强同。”关于这一点，我曾举过一个很简明的例子：“例如也许你主张方块字的，我是主张新文字的，但只要你我都是要抗敌的，在这一点上便可以结成统一战线；我们结成统一战线，也只是在这一点上，此外你尽管主张你的方块字，我尽管主张我的新文字，彼此不必相强……倘若我认为你既和我结成统一战线，关于新文字的主张也非统一不可，但是你尽管赞同抗敌，却也许不赞成新文字，那末统一战线反因此破坏了！”
但是“这意思也并不是说各党各派加入了联合战线，必须抛弃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又是出于误认统一战线为一切统一的意义，可是在共同努力于联合战线的时候，必须共同集中火力于对付最大的共同敌人。”
“团结御侮”这个名词是很耳熟的，但是仅仅空洞的名词是无裨实际的，所以我们需要切实的认识，关于它的意义，上面已略有申述了；其次我们认为在实际上努力的时候，有几点值得特殊的注意：第一是对于出发点的认清。“我们要努力造成救国联合阵线，第一步的实际工作是要努力把一向未联合的联合起来……有些人嘴里虽喊着联合战线的重要，而在行动上却仍在他原来所属的一党一派里面兜圈子，就是没有党派关系的，也只在他的原来已完全情投意合的一班人里面兜圈子，并不注意到要对原来未联合的人们方面去做工夫，而且感觉到在他的党派以外的人讨厌，感觉在他原已完全情投意合的一班人以外的人都讨厌……甚至中伤攻击，以为痛快，结果只是把原来可以加入联合阵线共同努力于救亡工作的人，驱之门外，使他们袖手旁观，对国事不闻不问；再弄得不好，甚至使他们跑到反动方面，妨害救国工作的进行！”（见《救国联合阵线的出发点》）
第二是对于受推动者的容受性的注意。“在受推动者的人们里面，有的思想也许更前进一些，有的思想也许较后进一些，但是负有推动，鼓励，和引导任务的工作者，倘若不顾到受者的容受可能性……那也许要使原可加入统一阵线的一个救国斗士吓得掩耳远避，不敢或不愿再领教了。”（见《前进思想与救国阵线》）从另一方面说，“我们所尤其要提防的是有些装做‘思想前进’而故意提出破坏救国统一阵线的过高口号，在旁人看来也许还要钦佩他的思想前进得厉害，不知道你正在上他的大当，中他的奸计。例如我们在目前应集中火力对付我们民族的最大敌人，而他却大喊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在表面上看来，好像他的思想是很前进的，而在实际上，却只是破坏集中火力来对付我们的民族敌人，间接就是分散我们抗敌的集中的力量。”（同上）
第三是褊狭态度的克服。“在这个抢救中国危亡的现阶段，全中国应该只有两个阵营：一个是抗敌救国的阵营；一个是我们民族敌人和汉奸卖国贼的阵营。除我们用全力促成并巩固第一个阵营来对付第二个阵营外，如有人再存着褊狭的态度，存着党派或阶层的成见，在言论或行动上来引起纠纷，无论有意或无意来破坏这个救国联合阵线，或减削这个救国联合阵线的力量，那就都是民族的罪人，同时也就是他所属的党派或阶层的罪人！因为民族如果沦亡了，任何党派，任何阶层，都是同归于尽的。”（见《褊狭态度和动的现实》）
以上是关于团结御侮的方面。关于大众文化的方面，我们认为，“大众的伟大的力量是新时代的最最重要的象征……我们在这样艰危的时代，应该培养大众的伟大的力量，因此我们的文化必须有一个新的动向，必须有一个新时代的新文化运动。这个新文化的方式和内容，值得我们作更周详的研究和讨论，但是我深信这个新文化必然地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基本条件是要大众化，是要不忘却大众，是要切合于大众真正的需要，是要能培养大众的伟大的力量，是要能适合于大众的容受性。我认为这是中国文化转变到一个新阶段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希望全国的文化人和热心中国文化的朋友们，都对于这个问题加以严重的注意和切实的研究。我以为我们办任何文化事业，都要特别注意广大的群众，都要极力使我们的工作能深入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中国文化界有个很大的危险，那便是‘关门主义’，守着千篇一律的宗派的方式，隔膜的理论，不顾到中国大众的现实需要和容受的力量，因此把它的影响范围越缩越小，简直和大众不相涉。文化工作是为着少数人干的呢？还是要为着大多数人干的？我们先要认清这个基本问题。”（见《大众文化的基本条件》）
但是无论是民族解放的问题，或是大众文化的问题，我们都要排除万难，不怕艰苦的干去。所以我愿再提几句这样的话做本文的结束：“我们倘若常常牢记着我们是要从现实做出发点，便不致犯近视病的苦闷，悲观，为艰苦所克服的等等流弊。我们闭拢眼睛静思我们理想中的中国，尽管是怎样的自由平等，愉快安乐，但是要实现这个理想，必须从现实的中国做出发点；现实的中国不是这样完全的，是有着许多可悲可痛的事实，是有着许多可耻可愤的事实；我们既明知现实的中国有着这种种的当前事实，又明知要改造中国必须从现实做出发点，便须准备和这种种事实相见，便须准备和这种种事实斗争！”（见《从现实做出发点》）
回到了学校
光阴似箭，许多青年朋友如今过完了暑假，又回到学校了。社会是个广义的学校，青年朋友们在这刚过去的暑假里虽暂时离开了狭义的学校，却到过广义的学校里视察了不少的现实的情形。我们由许多刚从内地出来准备回学校的青年的谈话里面，可以看出他们在这短短暑期中所注意到的事实，无论是关于国家的问题，或是关于青年本身的问题，都有过冷静的检讨，和沉着的思考。
在这短短的暑期里面，华北的严重形势显然是愈趋尖锐化了。在中外各报上可以公开看到的是这里华北日领会议，那里日海军武官会议，还有日本陆、海、外三省代表在天津举行干部会议等等，那紧张的姿态是谁都看得出的。至于会议的具体内容，虽不是我们所得而知，但是即就公开看得到的报告，据说是要“进行所谓积极自主帝国外交，表面上虽不拘泥广田三原则，但闻川越将舍抽象而就实际，较之广田三原则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华联社廿三日东京电）此外我们在公开的消息里面，还可以看到所谓“高级干部会议”一致通过的议案部门，有什么“华北政权监督实现明朗化”，“外交方针具体化”（可和“舍抽象而就实际”的话参看），“中日经济提携”，“非常时期的准备”，和“陆、海、外、驻华机关互相呼应”等等。我们还要看什么内幕的方案吗？只要看了这几个题目，做的是什么文章，还有什么疑问吗？
在这样“磨刀霍霍”的紧张形势下，我们再看到了几个月来西南的局面，又要担心着中国是否可以避免内战惨祸的问题。全国人谁不知道？中国的力量就只是这一些，要怎样运用那力量，才能对于民族解放获得最大的结果呢？这的确是全国人民所悬系的一个重要问题。尤其是对救国特别热烈的青年们所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关于民生方面，使人感到农村破产的深刻化和水灾警报迭传的可虑。在政治比较上轨道的国家，有水灾是例外，没有水灾是常态。在我们中国，却适得其反！没有水灾是例外，有水灾却是常态！这种痛心的事实，我们可以视为“常态”而不想追究它的症结所在，加以挽救吗？关于各处农村破产的惨况，那更是暑期中由学校回到家乡的青年们所目击心伤的事实，说起来是一言难尽的。可是农村破产和内忧外患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这不是仅就农村本身改善所能根本解决的。
在这种种令人无由自慰的环境中，也许稍稍能引起青年朋友兴奋的，只有我国第一次派遣大批选手参加世界运动会的事情。中国的运动家第一次显身手于国际体育竞技的舞台上，这在中国的历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件可纪念的事情。这次世界运动会自八月一日至十六日在德国柏林举行，吸引着全世界的注意，中国为这件事费去了二十万圆的巨款。但是，一方面固然值得兴奋，一方面不要忘却我们只是饱吃鸭蛋而归。当然，我们用不着垂头丧气，我们要在失败中寻取教训，作为更向前努力的根据。
最后要谈到青年本身当前的几个问题。第一个要想到的也许就是求学的困难。能安然回到学校，踏进校门，算是很幸运的了；有些青年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糊里糊涂地被驱逐于校门之外，有些地方简直是整批地被驱逐出来，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有些青年虽勉强踏进了校门，学费是东借西凑得来的，怎样归还固然毫无把握，学费以外的用费怎样筹措也更属茫然。这种苦况是我们做过苦学生的人所能深刻感觉到的；如今苦学生遍地都是，这种苦况也就愈益普遍化了。就是那些比较幸运的青年，虽有父兄能暂时替他们辛劳安排好，但是家里经济的外强中干，是他们所心照不宣的。父兄对于他们的求学用费的支持能勉强挨到什么时候，却是他们所不敢想的。经济困难还只是青年们所感到的困难的一部分。他们都是思想纯洁的青年，问心原无可愧，于求学之外，所耿耿于心的只是要在救国运动方面尽一点力量，但是有时还不免遭受到出于他们意想以外的打击。
有些青年知道自己的在校求学是无法继续下去的，无论是由经济的困难，或是由于莫名其妙的无妄之灾。于是他们便想寻觅职业。这又给他们一个很困难的问题。谁都知道，因市面的不景气，各种事业的萧条，要找得一个职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尤其是初出茅庐的青年，缺乏办事的经验，碰壁的机会更多。据上海有一个成绩比较优良的职业指导所的统计，每日到该所登记的求职者平均有八九十人，而能介绍得业者仅占十分之一，那十分之九便都成了走头无路的人物！向来热心指导青年的前辈，总是口口声声教诲青年要怎样勤谨刻苦为社会服务，这就为社会服务的立场说，不能说是不对，但现在的实际困难却是无处找得职业，虽欲勤谨刻苦而也无从着手了！在这种地方，我们能尽怪青年吗？要想找个职业，苦于没有机会；要想入校求学，又苦于无法继续：这样进退维谷的青年，就我们所知道的，为数实已不少，在这样残酷的社会里，他们简直不知道有何去路！这是青年自己的过咎呢？还是另有负责人应该引咎呢？也许有人会想到这当然不能归咎于青年，也不能归咎于任何人，因为这是有关于整个的社会问题，不能怪任何个人的。这话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言之成理的，但是社会是不能自动的，必须有人力来改造它，所以社会的不合理，人也不能卸责，尤其是负有比较重大责任的人们。
青年们的当前问题，除了求学和求职外，大概都要想到国难。他们想到国难，大概也容易联想到所受的军训，因为这似乎是入校的学生准备共赴国难的最有直接关系的一件事。他们所以要受军训，当然是要准备参加为国抗敌作战，现在他们所受的军训，已能使他们有了这样的能力吗？
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我们知道都是在回到了学校的青年们的脑里盘桓着的。
青年诸君回到学校了，根据诸君在暑期中对于现实的视察，就所看到的现实的需要，拿来和自己平日在学校里所学习的比较比较，一定可以看出所受的教育有没有什么缺陷，提出来供教育家的研究；同时也可就根据这种视察所得到的结论，替自己很缜密地定下未来的计划，作为继续努力的方案。
青年诸君回到学校了！我们竭诚敬祝诸君努力与进步！
侵略与和平
太平洋学会第六届会议自八月十五日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玉斯美举行，已于三十日闭幕。关于这个会议，伏生先生在本刊第十二期里有一篇《太平洋学会中的太平洋问题》，有很扼要的评述，想诸君都已看过了。关于这个会议，我们所特别注意的当然是有关中国的问题——其实我们也可以说中国问题是太平洋问题的中心。中国的代表胡适先生在这个会议席上揭穿“日本最后的目标，显然要在政治上完全控制中国，”表示“中国民族现已抱定决心，誓必奋斗到底，以维护本国的生存”。我们常觉得以胡先生在国际上的声誉（我在各国游历的时候，每和他们的学术界人物晤谈，多问起胡先生），应该替祖国的解放问题在国际方面做些积极的工夫，而每以胡先生一向徒作“长他人的威风”的妥协论调为憾事；这一次对于胡先生的为国贤劳，不胜欣慰，希望他继续为祖国的解放努力。日本的代表芳泽谦吉对于侵略的掩护，虽用种种诡辩，但是所谓“欲盖弥彰”，无法自圆其说。中国的领土东北四省是怎样失去的？华北的伪自治运动是那里来的？华南的捣乱是何存心？这都不是可以用一手掩尽天下人的眼睛的铁一般的事实，但是芳泽却在会场上公开宣言“日本固未阻碍中国的统一”！在这种状况之下，他主张“最好由中国改变态度而与日本合作”！至于他又拿出那套对国际宣传的老调，说：“日本向华发展，是由于人口膨胀的缘故。”这不过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滥调，伏生先生那篇文里已根据事实作直截了当的驳复，我们在这里不多说了。不过我们所不要忘却的是芳泽很坦白的告诉我们，“日本向华发展”是“势在必行的”。英美苏三国代表曾于圆桌会议和会外谈话间，向日本代表多方诘问，想使日本代表说出要在亚洲发展的限度，日本代表不愿表示。其实这倒可以无须表示而自明的。
太平洋学会会议是由参加的各国上层分子组成的，他们只是少数名流学者的随便谈话，虽在直接间接方面未尝没有暴露侵略者面目的效用，但是并没有民众的集体力量做后盾的实际行动。讲到这一点，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九月三日至六日在比京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关于这个会议的内容，在本刊第十二期里达德先生写给本刊的一封信，已略露端倪。这个会议最重要的一点是要集合全世界的拥护和平的一切民众力量，制裁侵略的战争。这大会包含全世界人民大众的组织，因为各国工会等等民众团体推出代表参加，后面都有着数十万数百万的民众做背景。因为有这样伟大的民众力量做基础，所以不仅不是像太平洋学会那样随便谈谈算数，并且是一种行动的组织。在大会开幕以前的两三个月里面，各国的“发起委员会”已动员大量的民众，开始大规模的反战行动。英国工会领袖，法国总工会领袖，西班牙总工会领袖，苏联总工会领袖，以及墨西哥、古巴等十余国工会代表，联合发表宣言，吁请全世界各国劳工大众积极参加世界和平大会。这次参加比京大会的有四十几国代表、三千余人出席。他们要在这次大会后，更力谋扩大这个制裁侵略的和平运动。曾经写信给本刊的达德先生，听说不久还要再到中国来组织中国分会。坚决反对侵略的中国民众，无疑的是要竭诚欢迎并赞助这个制裁侵略的和平运动。
谈起主持这次世界和平大会的机关——国际和平运动会（International Peace Campaign）——它的缘起却很有意思。这个国际和平运动会是脱胎于去年在英国举行的名震一时的“和平投票”（“Peace Ballot”），最主要的发起人是英国薛西尔勋爵（Lord Robert Cecil）。当时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正在尖锐化，这个“和平投票”是要使英国民众对于国联和集体安全表示统一的舆论。自动参加这种“和平投票”的工人达一千二百万人之多。去年十二月英国政府不得不搁置对意国妥协的霍尔拉伐尔的牺牲阿国的方案，这个广大的民众力量，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倡导这个“和平投票”的人们看到民众集体力量的伟大，想把这个运动的范围推广到全世界，于是集合英国拥护和平的各种力量，和法国的民众力量发生联系。法国的激进社会党、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党员，以及法国的总工会代表，回答以热烈的响应。这样一来，在今年三月以后，由于各方面的努力，已使这个运动有着长足的发展。各国“发起委员会”于今年六月十二日至十三日在巴黎举行发起会议，开会后举行盛大的巴黎市民大会，欢迎各国代表，参加者有各种社团和各政党的代表，共达二万五千人。
我们知道在东西两个侵略国横行无忌的时候，帝国主义者不愿忠实执行国联《盟约》所规定的集体义务，以厉行制裁侵略国，现在反而要藉口国联《盟约》的无用，准备取消《盟约》第十六条的制裁的规定。这次世界和平大会在比京开会，就要动员全世界的民众的力量，揭破侵略主义的阴谋，扩大世界和平的运动。中国也有两位代表参加。一位是大众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一位是经济学家钱俊瑞先生。我们希望两位先生一方面把中国民众反抗侵略的真正意旨宣布于世界各国民众，一方面把世界各国民众反侵略战的伟大精神带回中国来。
当然，中华民族解放的最后成功是要靠整个中华民族自身的努力奋斗，并不是可以徒靠别人的同情乃至赞助所能见效的。我们拥护世界和平，正是要努力使我们自己来参加反侵略的工作，是积极的，绝对不是消极地坐待别人来帮助我们。前者是把我们对于民族解放的努力，和参加世界和平运动的努力联系起来；后者便是没出息的倚赖性：这两方面是不可混为一谈的。
最近世界的趋势是侵略与和平的尖锐的对立。和平的反面是战争，是侵略的战争。要得到世界的和平，有许多人觉得这是要靠实力来对付的，不是手无寸铁的民众的反对宣传所能济事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我们诚然不能抹煞实力的效用。但是从另一方面想，实力是什么？最直接的是海陆空军等等的武器。可是这些武器是要靠人来制造的，是要靠人来运用的。这仍然不能和人脱离关系。当国际用武力干涉俄国革命的时候，国际联军所以终于失败，固然由于当时俄国军民的英勇抗战，一部分也由于参战各国的勤劳大众反对本国的侵略。这种历史的教训，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
中国是世界的一环。中国的解放运动是不能和世界的大势隔离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自己努力奋斗，一方面却也要和世界的反侵略的力量发生密切联系。最近我国对于国际的这类集会都有得力的代表参加，这是一件很可以欣慰的事情。
侵略与和平，我们应该站在那一方面的阵线：中国民族的答案，是可以从最近中国民众的活动表现出来的。
沉痛的回顾与光明的展望
一
在本期的本刊呈现于读者诸君前面的时候，全国同胞所痛心的“九一八”五周年纪念即在目前了。我记得在“九一八”事变刚要发生的前夕，黄任之先生从日本视察归来，据他在日本所亲闻亲见的情形，认为日本对于东三省是必然地要在短时期内掠取的。他回国后曾经为着这件事情，亲往首都去告诉我国的外交当局，而这位外交当局在当时却不肯相信，说日本无论怎样，决不敢那样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但是后来事实上的表现是完全证明了他的糊涂。
东三省于敌人不费一点力量，很迅速地沦亡之后，有些人还存着苟安的心理，希望对方满足欲望，不再续进了。但是在这种幻想中，热河随着东三省的命运而丧失。这个时候，还有些人希望能保全长城以南的国土，长城以北国土的沦丧并不能唤醒他们的迷梦。于是随着东四省的惨祸，华北和华南都在作进一步的俎上肉，陷入任人宰割的惨况。自“九一八”国难发生以来的五年里面，我们的国家的被侵略，是无时无刻不在那里得寸进尺地扩大，现在已到了宰割全国的严重阶段了。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兼程并进着。摧残整个中国经济的“走私”，便是在武装保护之下实行的，这不是很明显的例子么？在全国上下闹着“缉私”问题的时候，华北对于堆积如山的私货，竟异想天开，对于这种私货征收一种仅等于现行关税率八分之一的特税，使违法的私货一变而为合法的商品，可以通行全国，使走私的毒害更迅速地安稳地传播到全国；同时无异奖励经营私货的奸商，增加汉奸的势力。实业家穆藕初先生对于这件事有过很沉痛的通电，说这样是把“国家命脉，国民生计，完全断送。”记者执笔写这篇文的时候，所谓“冀察稽查处”已公然宣布成立了！
其实“走私”只是一件事，整个的“国家命脉”已在“断送”和抢救的紧要关头！据中央社的东京电讯，说日人现信与中国解决种种问题的有效办法，只有武力，甚至有提倡什么“保障占领”的“理论”，这不是要把他们的武力统治整个中国的前奏吗？据《密勒氏评论报》最近所记载，日人要求在中国的西部和西北部各省的各个主要城市，都要设立领署，各领署都须驻有日警和军官。中国的西部和西北是比较地距离他们的直接势力远一些，但是这种处心积虑的布置，显然是以整个中国为对象，那是不待解释而自明的。“九一八”事变的导演者土肥原曾说过几句很坦白的话，他说要使华北的“自治运动”推广到全中国！
中国当前所遇着的严重问题不是争意气争面子的问题，是整个中国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是整个民族的每一个人要自拔于奴隶惨境的问题。这是我们做中国人的每一个人在这“九一八”国难五周年纪念所要真切认识的现实！必须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真切的认识，然后才能有团结御侮的决心与事实的表现。
二
我们一方面很沉痛地回想到这五年来的国难一天天严重起来，被侵略的范围一天天扩大起来；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无所用其消极与悲观，因为光明的前途已向着我们招手，我们所要努力奋斗的是要全国团结起来，朝着这光明的前途迈进！
这光明的前途不是我们聊以自慰的幻想，是有着铁的事实呈露于我们的眼前的。讲到国内方面，侵略者在灭亡整个的中国以前，绝对没有“适可而止”的可能，这是五年来的事实教训。虽然这教训的代价是太惨酷的，但这教训已深入于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者的心坎，却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侵略者既以整个的中国为对象，中国要自拔于这种悲惨的浩劫，必然要用整个的中国力量来对付：这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也不是任何人所能凭空制造的说法，却是客观的现实所唤起的全国民众的一致要求。这种要求最近已一天天有着事实上的进展了。渐渐地已有多数人明白要拯救这垂危的中国，不是任何阶层所能包办，不是任何少数人所能包办，不仅仅是军事的力量所能有效，不是少数人的努力所能有效，必须团结全国的人力物力，放弃以前的一切成见，联合起来，共同努力。
当然，关于团结御侮，目前的情形仍然不能使我们满意，我们还要积极努力，使这个伟大的运动更充实扩大起来。
立法院长孙科氏最近发表谈话，表示政府将大赦政治犯，这是在全国民众要求团结御侮声中的一个好消息，我们希望政府能迅速地切实地执行。前在福建设立“人民政府”的李济深、陈铭枢诸氏最近都由政府取消通缉，其他的政治犯应当更易得到特赦了。此外广西问题的和平解决，在我们民众看来，中央当局应该和广西领袖都一致对外，迅速促成团结御侮的实现，否则也未必能得到真正的统一，在广西所发动的抗敌救国的号召也不免变为空谈了。最后我们就民众的立场说，一般国民鉴于外患的急迫，一致反对内战，反对中国人残杀中国人，主张大家把一切旧仇宿怨（倘若有的话），抛到九霄云外，团结起来共赴国难；这种共同的心愿，已一天天普遍起来，渐渐成为强有力的舆论。
讲到国际方面，反对侵略战争的怒潮已成为世界大势所趋的一个重要象征。这个重要象征，凡是在稍稍注意国际情形的人们，是用不着多所解释的，美国于八月下旬有反战团体一百万人的代表团要求美国总统停止扩充军备，缔结世界各平条约。记者去年在美国游历时，亲见他们的数千万青年参加反侵略战争运动的热烈，使人感到美国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不久将呈现出来；苏联和法兰西等国人民阵线反对侵略战争运动的激进，是诸君反熟闻的。我正在写这篇文的时候，听说美国工团大会也在讨论组织人民阵线的办法。世界和平运动大会最近在比京开会，参加者有四十国的民从代表一千余人，团会宣言有这几句很精要的话语：“各国的人民，务必以斗士的精神，维护和平……倘有一国违反国际法而从事侵略，因而破坏世界的和平，那末我们把它看作唯一的敌人。”
中国对于世界和平，也负有一部分很重要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要在事实上“以斗士的精神”，以整个民族的集体“斗士的精神”，制裁危害我们民族的生存而同时也就在扰乱和平的侵略者。这在一方面，固然是四万五千万的人民所组成的伟大民族，对于自己以及对于世界所应毅然决然担负起来的历史使命；在另一方面，这种使命的执行，也是响应着世界大势的正确倾向，有着无数的友军。这是我们所要深切认识的，要用团结御侮的努力向前争取的。
中国的立场
一
中国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当然是中华民族的解放问题；但是中国是世界的一环，我们要使中国解放运动获得最后的胜利，不得不严密地注意世界大势，不得不尽量运用世界大势中有利于我们的各种条件。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就是我们要站在中国的立场。所谓中国的立场，当然是以中国的利益为出发点。
我们对于中国内部，主张要全国团结起来，集中整个中国的一切力量，对付我们民族的最大的敌人。谁都知道侵略中国的并不止一个国家，但是用最残酷的手段，以最凶猛的姿态，要在短时期内置中国于死地的，在目前却只有一国。我们无所恨于这一国的民众，因为他们是受着本国侵略者的麻醉和压迫，他们自身也是同样的被压迫者；但是我们为着要拯救我们所托命的国家的生命，对于侵略我国最残酷最凶猛的这一国，不得不用全副精神来对付，这是站在中国的立场所应该这样的。因为我们要集中对付我们民族的最大的敌人，因为我们不愿有其他枝节来分散这个集中的力量，也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有人破坏或减少这种对准目标的救国力量，所以对于那些高唱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或类乎这样有意转移国人视线的主张，都要坚决地反对。
我们对于国际的态度，也应该同样坚决地站在中国的立场。现在世界是侵略与和平运动的两大阵营；我们站在中国的立场，还是加入那一方面是比较最有利益呢？这是很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如果站在中国的立场看来，加入侵略阵营是于中国的解放运动有利的，我们不妨毅然决然加入侵略阵营；反过来说，如果站在中国的立场来看，加入和平运动是于中国的解放运动有利的，我们也应该毅然决然加入和平阵营。总之，我们要站在中国的立场来看，要站在中国的立场来替我们自己下判断。
当然，我们所谓中国的利益，是指中国的独立自由，并不是要步武装侵略的国家去侵略别人。在目前我们固然没有力量去侵略别人；就是将来有了力量，我们也不愿干这样的勾当。
二
闲话少说，我们且回转来再谈谈上面所提出的侵略与和平的两大阵营。我们知道德国和意大利有勾结，日本和德国有勾结；这三个法西斯国家的联合战线，是和世界和平有着重大的影响，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我们自己的民族五年来所遭到的特别惨酷的苦痛，以及今后的大难，这是用不着我们多说的。侵略阵营要求世界殖民地的重新分割，不惜用战争来达到他们侵略的目的，这在我们处在“分割”之列的“弱大民族”是否应该加入他们的阵营，还有什么疑问么？
也许有人说参加世界和平运动的国家，也各为着他们自己的利益，例如战胜国的英法要维持现状，苏联要保全他们的经济建设，都是显明的例子。我们不否认各国含有为着本国利益的动机，但是我们所要注意的是这种运动是否有利于我们的中国。倘若有利于我们的中国，虽同时有利于英法苏，我们也不必因此而有所踌躇。我们的赞成世界和平运动，目的是在反侵略。反侵略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奋斗，用自己的力量打出一条生路，这是无疑的，但是同时能尽力使和平主义者在各国抬头，于我们的制裁当前的侵略，是有着有利的成分，却是很明显的事实。所以我们要加入世界的和平阵营，并不是要抛弃自己的奋斗而去倚赖别人，也不是有所偏于英国、法国、苏联，或其他参加世界和平运动的国家，却是站在中国的立场，在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过程中，争取友军的一种策略。就在寻常个人的关系说，有人要找个互助的朋友，我们便断定他自己不要努力，或甚至疑他不要做人，这是合于情理的事情吗？简单说起来，我们自己要靠自己努力是一事，运用国际大势，联络友军又是一事，这两方面并不致于相消，更不必混为一谈；什么事有益于那一国是一事，什么事有益于中国又是一事，我们只要问这事是否有益于中国，如有益于中国而同时却也有益于别国，我们就武断这是为着别国而置中国的利益于不顾，这是讲得通吗？
三
此外还有一种误解，以为参加世界和平运动的就等于不抵抗主义，不准备和侵略者战争。其实世界的真正和平就在用集体的力量来制裁侵略的行为；我们所反对的是侵略的战争，而不是争取世界和平的战争。参加世界和平运动的各国，它们的当局对于和平的意义，也许各有其想法，但真正的和平运动在各国民众间的抬头，无疑地是要给侵略者以一种严重的威胁。国际和平运动会派到中国来的达德君，即声明该会一方面鉴于侵略国视条约义务如无睹，所以“遵守条约义务”列为原则之一；一方面鉴于中国受压迫的事实，所以在该原则中加入“中国得保留其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权利”。我们并不是说仅仅有该会同情于中国的修改不平等条约，这件事就可不必有我们自己的斗争而可以坐享其成。我们绝对没有这意思！我们一方面当然自己要加紧努力，一方面却也欢迎中国的朋友替我们宣传，替我们增加国际上的声援的力量。
伦敦《泰晤士报》最近评论希特勒在德国纽伦堡痛骂到世界和平运动的演说，该报社论有这几句话：“这次演说的用意是在反对法俄两国的《互助公约》，自属毫无疑义，但是在现在的形势之下，凡附近德国的各国都订有这类条约，要它们放弃，实在是不可能的；可是倘若欧洲的问题能得到一般解决的方案，使各国所缔结的同盟条约都失去它们的目标，那放弃条约不但不能，而且还是可喜的事情；不过这非等到促成这类条约的原因完全扫除，是不可能的。”这是英国人站在英国的立场说的。我们中国人站在中国的立场，也可以主张世界若要真正得到和平，必须扫除扰乱世界和平的原因，也就是必须制裁侵略者的扰乱。侵略我们的国家尽管也在高唱着“东亚和平”，它在实际上的行为是在扰乱“东亚和平”，这是天下所见的。我们不能因为他们也在唱着“和平”，便不敢参加世界和平运动，因为世界的和平阵营正是和侵略阵营对立着，我们站在中国的立场，应该加入和侵略阵营对敌的方面。我们这样做，不是为着任何别的国家，是为着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由而做的，虽则我们对于反侵略的努力，间接也是有裨于世界的真正和平。
现代国家与民众运动
一
有些人听见民众运动就不免害怕，其实民众运动是现代的国家里一件很普遍的事情。无论是号称民主政治的国家如英、美、法或法西斯的国家如意、德或社会主义的国家如苏联，都有他们的民众运动。中国当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时期，对于民众运动的努力，现在还有许多人记得清清楚楚。而且当时北伐的成功，大半是靠有民众运动做革命军的先驱，所以往往革命军还未到一个地方，因有民众的积极响应，已先声夺人，使敌方寒胆！这也是许多人记得清清楚楚的。
我们看到各国的选举，更可以知道他们的民众运动和国家政治是分不开的。例如现在美国正闹得热烘烘的总统选举大运动，这里开大会演讲，那里开大会示威，这里研究，那里辩论，全国各角落里的人们，无论男女老幼，都被激动起来，他们的注意力都被集中起来，他们的思考力都被增强起来。你在随处随时都可以看到他们的民众运动的活跃。这也可以说是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的象征。当然，像中国曹锟时代的贿选活剧，那运动的进行是在妓院里，旅馆里，酒馆里，只在妓院旅馆酒馆等等的地方，少数走狗爪牙的活动，热闹一下；所谓民众，都很漠然，并不感觉到有这么一回事，就是偶然听到关于这种丑态百出的新闻，也不过视为茶余酒后的闲谈资料，也不感觉到和他们有什么切身的关系。这种选举，当然和靠民众拥护的选举不同，在近代的国家里是看不到的。
苏联的注重民众运动，也在许多事实上表现出来。最近的例子是全国各角落里对于新宪法讨论的热烈。在他们的各工厂，各农场，各种各色的机关，工人农民以及其他的工作者，对此事都有大规模的热烈的研究和辩论。在他们的几十万人的体育大检阅，为着保卫他们的国家，“你们准备好么？”的问句一出，几十万人同声一致的回答说：“准备好了！”那山崩海裂似的民众的吼声，使你感到民众运动的力量是怎样的伟大！他们在积极推行集体农场的时候，并不是仅仅由政府发几个命令，由少数专家起草几个计划算数，也靠着民众运动的力量，有组织地发动整千整万的人加入，才克服种种困难而得到最后的胜利。
苏联和美国虽在政制上彼此不同，但是他们都有民众运动，却是一个事实。有些人想到民众运动，就以为只是共产党的东西，好像此外就没有什么民众运动可说，而不知道凡是现代的国家，无论它的政制怎样，都是和民众运动不能脱离关系的。
各国有各国的民众运动，他们各有他们的目标。中国当前的唯一大问题是抗敌救国，所以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民众运动是民众救国运动。我们如果因此误会而不敢干民众救国运动，那对于中国的解放前途的恶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的深切的注意。
二
关于民众救国运动还有人有些误解，我们鉴于民众救国运动和民族解放的斗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所以要提出来和诸君共同研究研究。
第一个误解是认为民众救国运动是和政府对立的。其实民众救国运动的唯一宗旨是在抗敌救国，和民众的救国运动立在一条战线上的政府应该和民众合作，在合作形势之下，民众救国运动不但和政府不致站在对立的地位，而且可以增强政府对外的力量。我们屡次说过，抗敌救国要得到最后的胜利，必须全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在这种大目标下，凡是以赤诚努力于救国的人，第一要义是不要分散整个中国的抗敌力量。在抗敌救国的过程中，拥有二百余万军队的政府，当然是一个抗敌救国的很大的力量。在我们做民众的，惟一的念头是怎样和这个力量合作，由此达到我们救国的目的，并无意于推翻这个力量。不明白这个情形的人，往往把民众救国运动看作反政府的行为，实在是大错而特错。民众救国运动是和汉奸卖国贼对立的，因为汉奸卖国贼是在为着本身的利益——其实这利益也是靠不住的——而出卖民族利益，他们的目标和民众救国运动的目标是立于绝对相反的地位，是无法合作的。但是政府只要和民众救国运动作诚意的合作，决不会立于相反的地位，那些诬指民众救国运动为反政府的人，对于政府实在是莫大的侮辱！
三
还有一个很大的误解是认为民众救国运动只是消极的行为，甚至认为只是捣乱的行为。有某君竟大胆地说过，政府所希望于民众的，不要民众的帮助，只要民众不要捣乱就够了！捣乱是要分散民众力量的，这当然也是我们所反对的；如果民众救国运动是捣乱，那末我们为着救国起见，不但不该提倡，而且还应该千方百计去消灭它才是。但是我们开头就说过，现代的国家和民众运动是脱离不了关系的。假使民众运动只是捣乱的行为，那末现代的国家都变成捣乱的国家了：这种说法的所以不通，是因为民众运动，尤其是民众救国运动，确有它的积极的教育的价值。一盘散沙的民众是没有力量的，必须有组织的民众才有力量；组织的工作须在平日进行，因为这里面包含有种种的实践上的训练，不是临时抱佛脚所能马虎办到的。民众救国运动的重要工作就在组织民众，在实践上训练民众。有很多人对于民众救国运动的概念，以为就只是聚集大众作示威运动。群众示威运动不能包括民众救国运动的一切，虽则它是这种运动在必要时的一种表现——只是一种表现。即就群众示威运动的本身说，也就是一种民众教育；这行动的本身就有很大的教育作用。这里面需要组织，需要领导，需要对于目标的深刻的认识，需要对于团结精神的涵养。这种种的教育作用，不但给与了参加者一个检阅自己力量的机会和抗争的一切知识，而且这种行动的宣传，对于一般比较落后的群众方面比千篇文字的力量还要来得伟大。此外民众救国运动有无数的健全的小细胞，每个细胞对于国际大势及当前国难，都有经常的讨论研究，各细胞间的联系和纪律都有严格的规定和实践。这种细胞的充实和扩大，便是民众救国力量的充实和扩大，将来和军事力量联系起来，民力和军力打成一片，民心和军心结成一致，那便成了民族解放的中坚力量。
总之民众救国运动含有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教育民众，养成有组织有训练的集体的力量，是含有积极的意义的。这是现代国家的一个极重要的力量！
最后关于民众救国运动还有一点要注意的，便是这种运动要设法使大多数人参加，参加的人愈多，集体的力量愈伟大。当然，在有许多不了解民众运动的人看了，往往望而却步，自己不肯参加，反疑心少数热心的主持者是在包办，这种不幸的现象是极须补救的。
外交的途径
一
成都事件，北海事件，汉口事件，虹口事件，好像连珠似的不幸的事件，纷至沓来。这些不幸的事件引起了“友邦”的强硬的态度，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概，最近虽仍遣兵调将，耀武扬威，但据说经过他们的外务、陆军、海军三省的联席会，决定仍置重心于外交交涉，要求中国政府乘此机会，解决妨碍中日国交的一切悬案，并承认华北的特殊地位，扫除“排日运动”的祸根，同时树立救急对策。据路透社东京电讯所传，《读卖新闻》所载日本外务省的主张如下：（一）创立缓冲区域，包括冀察鲁晋绥五省，南京政府在以上各省之内，仍保留其领土宗主权，惟一切其他的权利与义务，如官吏的任免，捐税的增收，及军事的管理等，都应交给当地的“自治”政府。（二）利用目前时机，设法将中日间的交通合作，加以解决，其中最著者为航空问题。（三）中国对于“九一八”事变后加于日货的关税，实行根本上的修改。（四）中国应尽量聘用日本顾问。这震动一时的四项条件，日本外务省的发言人在各报记者询问的时候，既不予以证实，亦不加以否认。据南京“某外交家”的意见，说中国当局还未接到此四项要求。但无论如何，日本对于中国还装腔做势，说是置中心于外交交涉，他们的目的很简单，仍希望不费一兵一卒，即可在中国捞去一大串利益，同时把中华民族的生命前途，全置在他们的全力支配之下。日本要使华北五省“东北化”，早已明目张胆地对世界宣布过，所谓“自治运动”，始终在发纵指示，未曾忘怀，早是公开的秘密。所谓“自治政府”，也就是傀儡政权和汉奸政权的混合物；官吏的任免，赋税的征收，军事的管理，乃至“一切其他的权利与义务”，都和中华民国脱离关系，这很明显地是把华北五省献给“友邦”，作为更进一步控制全中国的根据地。此外如第二项的掠取中国的航空权，第三项的掠取中国的财力，第四项的掠取中国的军权，在在都和整个中国的命脉有极密切的关系。航空权，他们曾屡次向中国政府要求过。减低关税为走私的要挟，也是公开对世界及中国宣言过的。聘用日本顾问，依我们所知道，也已由川越大使向中国张外长提出。总之，这四项条件在实际只是旧话重提，在“友邦”方面是认为当然的了。据中央社东京消息，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曾于廿五日往外务省访问，外相有田表示特别注重于根除“排日主义”和根本调整中日关系两点。所谓根本调整中日关系，除强迫中国政府答允他们奉送华北五省的航空权，关税特减，军事顾问等等的亡国条件外，还要加上对于东北四省已失的土地和当前快要失去的有关国命的种种，都须具有旷达欣然的态度，一点不要有反抗的言论行动；他们甚至要求修改教科书，至于民众的救国团体，那更是他们所视为绝对反动的东西——平心而论，在日本把它们看作绝对反动的东西是并不错误的——此外再加上所谓“共同防共”，“友邦”在外交上向我国所要提出的内容，至少在目前，可以说是包括在内了。
二
日本的侨民在中国受到杀身之祸，这在我们当然是觉得抱歉的。但是这类事件，自有它们的常轨的外交途径可以遵循，自有依法赔偿的方法可以援用。我们主张整个民族的救亡图存，反对侵略国对于我们民族生命的摧残，不是暗杀几个个人所能挽救的，所以我们并不主张舍去整个的对象而对少数私人为难。但是即就各项“不幸事件”中的遭难者而论，牺牲者不过一两个个人而已；这种事件的严重性，拿来和中国丧失几省的国土，沦入奴籍者动辄数千万人民的惨剧，两相比较之下，其中的差异，是多么大啊！我们未曾占据日本几省的土地，未曾奴役他们的人民，不过因为他们有一两个侨民在中国被害，他们的政府就那样大张旗鼓地向中国大办其强硬的外交；中国遭受到那样惨酷的侵略，中国政府在外交方面更应该怎样地努力！
“友邦”对于中国的外交原则，简单说起来，不外是要想不费一兵一卒，捞去一大串利益。他们希望在樽俎之间，可以把整个中国的生命线灭尽，成功一大笔的好生意！我们也应该有我们的外交原则。我们的外交原则是什么呢？是国土完整和主权独立。这个基本原则是全国上下所当严守而不可丝毫放过的。
当成都事件发生时，日外相有田认为“除惩治凶犯赔偿损失等惯常要求外，有采取基本步骤之必要”。宣言“两国政府应调查其起因，而予以根本的解决”；同时日外务省接见外国新闻访员，宣称“自成都事件发生后，中国全国已充满反日情绪，类似易致燃烧的气体，一经点燃，即可爆发，故日本目前至急之要求，乃在消除此种气体，中日当局亟应考虑正当方略，俾得实行此种急迫工作”。最妙的是当时外国记者里面有人问这位发言人，中日事件究竟是起因于最近华人盛行的反日情绪，还是起因于华人对日本不满的结果所致？这位发言人踌躇着回答说他不知道。我们赞成有田所谓“采取基本步骤”，“予以根本解决”，也赞成日外务省发言人所谓“正当方略”，但是我们所要特别郑重提出的是，日外务省发言人所有意图回避，托词“不知道”以求遮羞的那“根本”“起因”！因为这正是“基本步骤”“正当方略”所在的地方！
现在中日间发生许多不幸事件，如果要在外交上求枝枝节节的解决，那是不可能的。上海英文《字林西报》的记者在他们的《社论》里说过：除非每一个日本人用一个保镳跟着，谁也不能担保他没有危险，这是任何国家的政府所不能担保的。我们反对对于个人的杀害，丝毫不愿替暗杀个人的行为辩护，并且以为在调查明确之后，我国当然还要依国际惯例，负起惩凶赔偿的责任；但同时却有一个很重要的建议，那就是如要根本消除许多不幸的“一经点烧即可爆发”的事件，必须在一个大问题解决之后；这大问题便是中国收回东北四省的失地，取消所谓《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以及其他种种丧权辱国的协定。这是一切不幸事件的先决问题。倘把这个先决问题搁开，要想枝枝节节解决许多不幸事件，断然是得不到根本解决的。倘若不注意这个先决问题，反而再火上添油，提出更多的破坏中国国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的条件，那不是消除“易致燃烧的气体”，而是努力增加“易致燃烧的气体”！
日本在中国不过死去了几个个人，他们的政府更藉此煽动全国民众的激愤，大喊“现在已发动自卫权”，中国遭受着几省失地数千万人民沦入奴籍的惨祸，中国政府更须怎样团结全国民众来“发动自卫权”？所以我们主张中国政府应严守国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的根本原则对付外交，外交绝望后即应采取“断然的处置”！
在歧途上的中国
一
关于中日的外交问题，我们在上期本刊已略有表示，我们曾经提出两点：第一、要调整中日邦交，有个先决的大问题，那便是中国要收回东北四省的失地，取消所谓《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以及其他有损主权的协定；第二、中国政府应严守国土和主权完整的根本原则对付外交，外交绝望后即应采取“断然的处置”。我们认为这两个要点，是全国对于外交途径所不可丝毫放松的。
中委王宠惠氏最近对新闻记者畅谈中日交涉问题，说“目前中日关系的紧张，为无可掩饰的事实，中日交涉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只须看看日本的积极准备，便知道敷衍的局面已不可苟延片刻”。中日交涉已到了最后的关头，诚如王氏所说，尤其重要的是敷衍的局面已不可苟延片刻，换句话说，中国现在还是下决心严保国土和主权的完整呢？还是再作进一步的投降？在歧途上的中国，就是自己还要敷衍，对方也不让中国敷衍了！
在这个艰危的时候，中国为保全民族的生命计，应有自动的外交，在有一定原则下的外交，然后能坚持到底，步骤不乱；倘若为对方恫吓所威胁，不惜破坏国土和主权完整的原则，以迁就对方提出的无理要求，那正中了他们的诡计。日本一方面派桑岛东方局长带着“最后的话”来中国；一方面日本军部各领袖公然宣言，他们对于中日局势所采取的立场，可概括于下面的一句话，那就是日本必须充分准备于必要时诉诸武力。不但口头上的恫吓而已，他们在华北干着大规模的长期的军事“演习”，更紧张地胁迫宋哲元氏汉奸化；在华南大增派其海军，耀武扬威，肆行无忌：恫吓的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最近日本松室少将对关东军报告关于中国的情报，竟老实说：“帝国如欲对华发动口实，随意可得，故看到中国的官民诚惶诚恐对日不敢犯主义，殊极可笑。由此益可窥见帝国的威力，帝国安可不乘势进攻，夺取特殊的权益？”又极力主张利用“普遍的恐日病”，“纯采不战而胜的方式”，“以威力胁迫并镇压各实力派，以期收不战而胜之效”，“慎勿以实力粉碎各实力派的力量，以免遭不必要的损失”，“吸引恐日病最深的实力分子，与以实力的援助，使他镇压抗日分子”。这些是多么怵目惊心的话语！但是中国的全国国民决不容许在恫吓中断送任何部分的国土和主权！
二
以上所说的第一要点是我们应坚守国土和主权完整的根本原则，不受任何恫吓所动摇。其次我们所要严重注意的，是远察世界大势，近观中国现实，在侵略者残害我们民族的生存而无法用外交途径挽回的时候，我们发动民族解放的抗战是有着光明的前途；不可受失败主义的麻醉，认为发动保卫国土主权的抗战就是等于亡国；这实在是“恐日病”的最深的病根，需要我们大声疾呼严厉纠正的。我们所尤其痛心的是看到最近“京沪各报馆之连署”的《中日关系紧张中吾人之共同意见与信念》的宣言，说什么“衅端既起，中国如作城下之盟，即为自署亡国之符券，世世子孙，真将永劫不复”。在未抗战以前，即作城下之盟的打算！于“卫国”一词以后即紧接上“殉国”的消极名词。我们对于连署这个宣言的“掌持舆论，同为公众喉舌，对内对外，均有宣达公意之职责”的各报，不免感觉到很大的失望和痛惜。我们固然知道主持各报的先生们对于爱护国家民族的动机，并不后人，绝对无意为侵略者张目，但无论何国，舆论态度总较政府进一步，尤其是外交紧迫的时候，民众力量更是政府的重要后盾，现在竟于无意中替侵略者广播“恐日病”的毒素，这是很可痛惜的。以“纯采不战而胜的方式”的邻国报界，对于中国人民保卫国土主权的愿望，向来缺乏同情，而这次对于这个宣言，独宣称“倍加赞扬，并以诚意接受”，我们自己跑进了他们的圈套，是很显然的。
目前的形势，使我们回想到“二十一条”时的惨象，但是在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下的中国不应该是当时的中国，现在的中国，国民也不是当时的中国国民了！
就实避虚的侵略
一
全中国的人民所集中注意的中日外交问题，据日本外务省的看法，说中国“既表示充分赞助调整中日关系的基本观念，故至少目前决裂的危机可以避免”，这“基本观念”究竟是什么，这是有关整个中国存亡的关键所在，是我们所应该严重注意的。同时由东京传来消息，日本对华北志在必得，采取就实避虚的办法，从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所条陈，用重大武力迫使（记者按，请注意他们是打算好的，无须真打的一贯的搨便宜政策）冀、察、鲁、晋、绥各省当局就范；冀察政务委员会高等顾问建川中将在吉与关东军当局有过好几次的协商，又带有新方案到平传达日方各要人后，即开始作更进一步的策动。所谓“基本观念”，所谓“新方案”，依“友邦”最近在华北的实际行动看来，实等于就实避虚的侵略。就实避虚的侵略比强硬态度的侵略，就被侵略者说，是更为狠毒的策略，因为同是侵略，强硬态度的侵略，还可使被侵略者明白亡国的惨祸迫在眉睫，共同振作起来，作死里求生的奋斗；就实避虚的侵略便比较容易麻醉被侵略者的心理，不明白在实际上是已经把整个国家的命脉断送了，做了实际的亡国奴而自己还不知道，这样一来，更不会想到什么抵抗的问题，更容易达到侵略者“纯采不战而胜的方式”，更容易办到侵略者“以武力胁迫并镇压各实力派，以期收不战而胜之效”！这实在是当前最大的危机，比“决裂的危机”还要大千万倍！这是我们要大声疾呼，愿全国同胞时刻加以严重注意的。
二
事实胜雄辩！日本一面倡言“目前决裂的危机可以避免”，一面却在华北着着进逼，“志在必得”。天津日总领事崛内公开宣言华北经济开发原则已定，只须按计划进行，中日在南京谈判，无论结果如何，决不致影响此事的进行；最近竟在丰台筹设警署；在平津一带举行大规模的所谓“秋操”；伪军对绥省进攻的阴谋正在积极进行。总之在“谈判自需极冗长之时间”里面，他们却正在一件一件的干着，干了就算数，决不受任何谈判结果的影响！
谈判的结果当然不是丝毫没有，他们很可以在“就实避虚”的策略下达到他们的实际的目的。例如他们要修改中国的教科书，并视察中国的学校，以“根绝排日”，这很显明地是要在全中国实行奴化教育，中国的文化根本要遭受到极惨酷的打击，这种亡国条件是谁也知道不应接受的。但是有人说我们的教科书尽可只载事实而删除解释，例如“九一八”的国耻，我们只载这件事的发生，为什么有这件事是无须解释的，这样接受日本的要求修改教科书便可马虎过去。其实我们万分沉痛的纪念“九一八”，侵略者却在兴高采烈地纪念“九一八”，同一事件，同一纪念，便大有不同的解释。受侵略者为什么不能对自己的子孙解释被侵略的事实？这是不是已做了亡国奴的明证？至于“视察”，有些人说不妨代以“参观”，那个条件也是可以接受的，其实在实际上这样的“参观”也就等于“视察”，徒然骗骗自己罢了！
三
就实避虚的侵略，也可以说是软性的侵略。这里所谓软性的侵略，和寻常的意义又有些不同。寻常所谓软性的侵略，是含有渐进的意义；这里所谓软性的侵略，在质的方面，仍然是激进而不是渐进的，所不同者只是不拘于表面上的名义而已。例如最初日方提出所谓三原则，中国民众知道这是亡国的原则，纷起反对，他们就宣言并不必拘泥于三原则，但一直到现在，所谓根绝抗日，所谓中日“满”的合作，所谓共同防共，尽管在名义上或方式上千变万化，而最后总是锲而不舍，丝毫不离他们原来“志在必得”的宗旨。
我们所要努力争取的是中华民族的真正的独立解放！我们不能在任何烟幕弹下牺牲我们民族的生命！我们不要忽视就实避虚的侵略是灭亡中国的更毒辣的策略！
国防前线的华北
一
我们在上期本刊对于侵略者在中国“就实避虚的侵略”，曾经痛切陈述，认为这实在是当前最大的危机，比“决裂的危机”还要大千万倍；认为在“谈判自需极冗长之时间”里面，他们却正在一件一件的干着，干了就算数。我们很沉痛地看着这毒辣的策略的迈进。自所谓“改组冀察政权及增加行政效能”实行以后，齐燮元辈弹冠相庆，加入冀察政委会做委员，更使华北政权汉奸化；石友三被任为所谓冀北边区保安司令，汉奸群的势力更为扩大；同时起用西原借款的经手人李思浩做什么经济委员会主席，朝夕奔走于侵略者驻军司令和武官之门，仰人鼻息，秉承意旨，现在已经干出的好事有擅订航空协定，把国防所托命的航空权断送，同时龙烟铁矿等富源，沧石铁路等交通要线，都一任侵略者摆布，一件一件的作事实上的断送。政权和经济权一件件都在事实上归到侵略者的掌握，便什么事都可以随意的干。侵略者的驻津军部和领馆已阴向华北移民，为经济侵略，竭力移殖，他们在平、津、通、丰和北宁线的侨民激增，已达二万余人，并欲扩大领馆与警察权，积极向非条约市镇发展侨商，为实现大规模领警权的警线。在北平和天津都已着手增加警权。除政权经济权和警权等都在事实上一件一件地掠取之外，最近又在酝酿所谓文化委员会，使平津高等教育经费归冀察方面主持，这样一来，文化也可以汉奸化了！
这样，我国当局虽希望“从容开诚协商”，在实际上是无异眼巴巴地望着侵略者很不从容地从事实上掠夺华北了。
二
华北是当前中国国防的前线，华北再断送，整个中国更没有翻身的日子，那真是“自署亡国之符券，世世子孙，真将永劫不复”！这种惨祸的危机是迫在眉睫的了！补救的办法，我们只须看看侵略者所担忧的就是我们所应采取的救亡途径。日本松室少将对关东军提出的意见，值得我们的深刻的注意。他认为日本对华工作的方法，应随时促进下列数点的实现：
（1）以威力胁迫各实力派，以期收不战而胜之效。
（2）慎勿以实力粉碎各实力派的力量，以免遭不必要的损失。
（3）严苛监视并排击各实力派的精诚团结，自力更生，由觉悟而联合抗日。
（4）严防中国当局的联苏英美而进行抗日。
（5）务须防阻冯系实力（指宋韩言）与阎张陕北红军的总联合而抗日。
（6）吸引恐日病最深的实力分子，与以实力的援助，使它镇压抗日分子。
三
根据他们所担忧的“数点”，我们认为在国防前线的华北以及其他各地的“各实力派”负有守土之责者，不但在敌人显然用武力来侵略的时候，就是在本文第一节所陈述的在烟幕弹下的实际侵略，也应该严厉拒绝，用“实力”来保卫中国的领土主权。现在全国人民对于亡国惨痛的觉察和救国的热烈情绪，已不是“九一八”和“一二八”的时候所能比拟的了，所以局部的救国抗敌并不致再陷于以前那样孤军抗战的局面，必然地是整个民族奋起救亡的前奏，必然地是要得到整个民族的忠诚拥护。我们深信到了这样的最后关头，不但全国民众对于真正发动民族解放斗争的“实力派”能给与一致热烈的拥护，就是全国的军心，也是要和全国的民心团结一致的。这是整个民族死里求生的唯一途径，也是“各实力派”死里求生的唯一途径。这是我们要竭诚对国防前线“各实力派”进言的，同时全国救国民众也应该用全力推动这死里求生的唯一途径的实现。至于应负起领导整个抗敌救亡责任的“实力派”，全国民众当然更竭诚希望他们明白这已是全国的一致要求。
此外关于全国集中力量于救亡，以及国际大势的运用，虽说来话长，但是看到侵略者所担忧的“数点”，我们所应毅然决然采取的重要的实际途径，也是可以不言而喻的了。
急迫救亡的两个条件
一
在我们的民族正在极危殆的境遇中挣扎的时候，我们对于国际形势和国内时事的进展，总是从有利于民族解放斗争的观点看去，总是存着满腔的希望——希望这些事实的进展能够转动到有益于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
当“友邦”在华北从事实上猛进侵略，外交谈判在南京谈至第六次还在停顿状态中的时候，电讯传来蒋委员长由京乘飞机飞到西安的消息。这消息很引起国人的深切的注意，都要知道他在这样紧张的时候飞到西安负有什么重大的使命。和华北接连的西北实为抗敌救国的最前线。依我们所知道，西北的将领对于抗敌救国的情绪都非常的迫切；他们所以还踌躇未即发动，是由于中央对于抗敌具体的办法还未公布最后的决定。整个中国应即团结起来发动民族解放的神圣抗战，我们从这个主张做出发点，希望蒋先生这次西北之行，对于这个重要的任务能有积极的发展。
我们认为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后胜利，须靠整个中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当然，这里所谓对外，是要集中力量对付我们民族当前最大的最残酷的唯一敌人。）这个需要是很显然的；我们用整个中国的力量来抵御外侮，效力的伟大，当然比任何局部的孤军抗战来得大。整个民族的生死战，是一件极重大的事情，我们必须用整个的国力来作坚决的抗战，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反对消耗对外力量的任何内战，我们要停止一切内战，把一切力量都团结成一个阵线，对付我们的共同的最大敌人。我们立于民众只知救国不知其他的立场，在这个迫切需要全国团结一致救亡的关头，应该用极诚恳的态度提出这个重要的要求：停止一切内战来一致对外！
我们认为这是当前抗敌救国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我们以为凡是诚心救国运动的人们，应该用种种最大的努力，促成这重要条件的实现。
二
抗敌救亡的神圣的伟大工作，是要靠我们全国团结起来作坚决的斗争，不能存着任何倚赖性，这当然是一个切要的认识。但是近代的任何国家，绝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可以“闭关自守”的，国际的形势和各国的政治都有密切的关联。所以我们一方面固然要极力巩固整个国家对外的力量，一方面也还要极力运用当前的国际形势。
讲到这一点，最近新任驻苏联大使蒋廷黻氏的出国赴任，值得我们的特殊注意。蒋氏于十月廿六日离沪出国的几天里面，在宴席发表的几次演辞，颇有重要的意义。例如他说中苏两国“就地理说，边境相接，地大物博，与我国情形颇相类似，都能够不求于人，自食其力，不抱侵略野心，都愿意维持世界和平”。他又说“一国外交的运用，决不是‘乞怜’和‘叩头’的方式所能成功，务以双方利益平衡为依归”。
我们的民族向以爱好和平著于世界，但爱好和平是在独立平等的条件下实行的，不是甘心做奴隶的代名词。我们对于要灭亡我们的国家和奴役我们的同胞的国家，我们绝对不能以“爱好和平”遮羞。但是对于其他的国家，如英、美、法、苏等国，只须不妨碍我们民族解放的神圣工作，我们都要以友谊的态度相待。这几国里面，苏联尤其和我们有着利害相共的形势。侵略我们的国家的政策，是要先灭亡中国，再来进攻苏联，这已是全世界公开的判断。苏联的当局屡次宣言他们决无意侵略别国的土地，但是谁要侵略苏联的一寸土，他们是要用武力对付的。但是他们为着积极建设，要把被侵略的危机努力减少无疑的。中国假使被灭亡，于苏联是有害无利，这是谁都知道的。反过来，有共同利害而又彼此“不抱侵略野心”的国家能有相当的联络，虽尽管各为本国的利益打算，对于抵抗侵略的力量是要大大的增加，这不是彼此有所倚赖，实在是互助的互利的方法。这种有利于我们抗敌救亡的国际形势，是我们于团结内部一致对外的重要条件之外所要共同努力促进实现的最重要的另一个条件。
中苏友谊与远东和平
一
本期本刊和读者诸君见面，正是十九年来艰苦奋斗日趋光明的苏联举行国庆的时候。我们看到苏联已往的艰苦的境遇和由奋斗中得到的胜利，一方面要向它庆贺，一方面对于我们自己民族解放的努力也更感到兴奋，因为我们深信中国只须能全国团结起来，向着正确的途径作坚决的斗争，中国必然会有着光明的前途，最后的胜利必然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在上期本刊里曾提出“急迫救亡的两个条件”：一个是停止一切内战，一致对外；还有一个是要极力运用当前的国际形势，对于英、美、法、苏等国，只须不妨碍我们民族解放的神圣工作，我们都要极力造成有利于我们的友谊关系，尤其是和我们土壤相接，利害更为密切，而对外“不抱侵略野心”的苏联。现在适逢苏联的国庆，我们愿努力救亡的全国同胞对于这个问题更加以严重的考虑，我们并愿对于这件事贡献一点比较具体的建议。
关于这方面，我们不得不敬佩孙中山先生的眼光远大。他在临终的时候，有一封很恳挚沉痛的遗书给苏联的当局，在那里面有这样的话：“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的真正同志的人们。故我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的工作……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合作……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那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的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我们——在这样严重的国难中的我们——捧读中山先生的遗书，感觉到句句精诚，字字血泪，认为我们必须迅速采用具体的方法，团结中苏的友谊，共同反抗侵略，保全远东和平。
二
所谓和平运动，绝对不是可在侵略和被侵略的条件下实现的，所以苏联的外交政策以和平为基础，即与许多国家订立不侵犯条约，彼此互不侵犯，便没有侵略和被侵略的存在。不仅如此，苏联更和法国订立《法苏互助协定》，和捷克订立《捷苏互助协定》。不侵犯条约还只含有消极的意义，互助协定却更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参加互助协定的国家不但彼此互不侵犯，如遇有第三国来侵略任何一国的时候，彼此还有互助抵抗侵略的责任。中国正在抢救危亡的关头，应该用全力抵抗侵略，这固然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就被侵略的方面说，中国地势是苏联在远东的前方，前方沦亡，后方的危险必然大大地增加。这两个大国在抵抗侵略上实有共同的利害：所以这是互助，不是单方面的倚赖。远东和平的保全，中苏两国的密切友谊实在是最重要的基础。当然，中国的民众和苏联的民众本来就有着很好的友谊，但是两国有了具体的互助协定，更得到具体的保障，同时也更可以使侵略国有所顾忌。
互助协定和所谓军事协定，性质根本不同。军事协定是以侵略为目的，互助协定是以抵抗侵略为目的。远东和太平洋的和平固以中苏友谊为基础，但太平洋各国赞助这个宗旨的当然也可以加入，造成太平洋集体安全的保障。不过中苏两国因国土接近，在抵抗侵略方面有先做榜样的必要。根据这个观点，我们主张中苏应迅速订立互助协定，以互助抵抗侵略为目的。
侵略中国最残酷的国家，口口声声以“防共”为要挟，实际上他们所谓“防共”，已成了侵略的代名词，这是谁都可以看出的。他们所谓“防共”，就是先灭亡了中国，再进攻苏联。中苏两国政制尽管不同，而抵抗侵略却是有着共同的利害。法国和苏联的政制尽管不同，但因为要互助抵抗侵略，他们可以订立互助协定。远东的中苏也同样地受着侵略者的逼迫，所以也需要订立互助协定。我们希望中苏两国政府各为着本国和远东的真正和平，对这件事加以积极的努力；并希望中苏两国的民众各为着本国和远东的真正和平，对这件事加以积极的促成。
生死关头的华北
一
关于中日谈判，中央社本月五日的东京电讯，说中日谈判有于一周内暂告段落的可能，将华北特殊化和共同防共两大问题搁置不谈，留待将来谈判。有些人盛称这是一个“合理途径”，其实在事实上没有这样简单。
据我们所得的消息，宋哲元最近曾电京报告，历次在津和日军司令田代协商所谓“开发华北经济”，结果已由双方决定原则四项，举办事业八项。所谓原则四项，在表面上似乎说得很妙，一仔细研究其中的实质，便知道是完全断送华北的卖身契：（一）共存共荣，（二）双方互利，（三）对华北日本驻屯军有裨益，（四）利用日本资本及人材。第一项和第二项原则在表面上虽有着“共”字和“互”字，但就已往的事实上看，究竟是谁存谁荣谁利，这是谁都看得出的，因为国家的主权被侵略者摧毁无遗，这些好听的名词只是侵略者的烟幕弹；有着这样的烟幕弹做凭藉，他们更可以尽量掠取认为于他们有利的一切。第三项原则更可给与华北日本驻军以横行无忌的机会，因为怎样才算有“裨益”，这个范围是有着无限制的广大的。第四项原则给与日本以囊括一切资源和管理权，因为在中国丧失主权的条件下，侵略者的投资和人材就是侵略的工具。
除四项原则外，还有八项细目；这些指的便是听任侵略者建筑铁路，开辟港埠，开采煤铁矿，推广植棉，“合办”航空，发展邮电交通等。这种种要求的内容，无异把整个的华北奉送。日本对于华北的侵略，在实际上已着着进行，所谓可以搁置不谈者，绝对不是延搁的意思，实在是无须再谈的意思。这种形势的严重，是很显然的。我们以为中央政府对于这种重大的问题，如认为所传不确，应加以否认；如所传果确，应对地方当局加以有效的制止。就是由于地方当局擅自办理，在责任上，中央政府也是无法诿卸的。
宋哲元表示决不愿做亡国奴，这诚然是全国同胞所乐闻而致敬的，但是据说宋氏认为敌来占据领土的时候才与一战，这却是不明白近代亡人国家，不一定要用正式占据领土的形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的主权被蹂躏，便在实际上做了亡国奴。宋氏又常表示服从中央意旨，不愿单独行动，我们认为中央对于华北的危迫，不能再踌躇了。
二
在“共存共荣”“双方互利”的烟幕弹之下，绥远的危机最近已到了非常紧张的阶段了！记者草此文时，北平传来消息，伪军集中于百灵庙商都一带者已达四万人，准备分两路进攻；同时在察北康保，还有伪“满”援军汹涌而来。我们的民族敌人要使绥远完全冀察化，造成事实以实行无须再谈的故智，这已是摆在眼前的实际状况了！
傅作义表示坚守保民守土宗旨，敌来侵犯，决予痛击，这种精神是全国民众所拥护的，但是绥远是整个国家的重要屏障，绥远的安危和整个中国有密切的联带关系，不是绥远一省的利害问题。所以保护的责任，在有守土之责的傅作义，固属责无旁贷，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个责任完全丢在傅作义一人身上。在事实上，敌方前线动员了四万人，还在遣兵调将，从伪“满洲国”方面积极增援，我们如听任傅作义孤军作战，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无法保存绥远的。所以我们一方面固然要督责绥远的地方当局以守土之义，一方面却须动员全国舆论，督责中央政府迅速增援，发动整个的民族解放战争。
我们看到华北的形势，显然可以看出一方面尽管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谈判，一方面却在实际上一件又一件的国权的断送。所以我方尽管在外表的姿态上表示强硬，这是断然不够的。不但不够，而且反而足以迷乱一般人的目光，增加绝不可能的幻想。日外务省发言人最近对报界公开宣言：“日政府对中日谈判的态度并未和缓，今后亦不愿变更。”我们还可以蒙在鼓里自欺吗？
援助绥远前线将士
一
绥远前线战士已开始为国血战了！我们全国的同胞应该动员整个国家的力量，发动整个民族的解放抗战！
自绥远战事爆发以来，最可兴奋的是全国各方的同仇敌忾，纷纷发起援助绥远前线战士的广大运动，一致踊跃输将，各处学校多实行绝食一天，集款慰军，至上海三十余团体电慰矢志报国的傅作义主席和誓死守土的前方将士，并电请中央迅派大军协剿，乃至首都“天主堂同人”也将一日的教士的生活费和员工薪金汇往归绥公医院救护队应用。这是全国联合阵线的端倪，是每一个救国的同胞看了都要欢欣鼓舞喜出眼泪来的良好的现象！我们要积极扩大这个救国抗敌的联合阵线！我们要积极提倡并努力实行“一日贡献”来援助正在前线英勇抗战的将士！
谁都知道，这不是什么“匪伪”攻绥远，实在是整个侵略国来攻绥远；倘若让一省来抗战一国，那是我们陷害为国守土的将士！谁也都知道，敌人不是仅仅攻一省，实在是更进一步沦亡整个中国的步骤；倘若我们只是立于旁观的援助地位，不深刻地认识我们不仅是援助绥远，实在是拯救整个中国的沦亡，那也是很大的错误！
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从种种方面努力援助绥远前线将士，固然是所谓义不容辞，但是同时还要努力发动整个民族的解放抗战；必须发动整个民族的解放抗战，绥远前线将士的血战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二
这次攻绥的敌军虽号称“匪伪”，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已派飞机督战，投弹轰炸，驾驶员与机关枪手都由日人充任，这明明是侵略国明目张胆压迫“匪伪”来残杀中国人，我们绝对不能掩耳盗铃，认为是本国的土匪问题。据我们所得的东北传来的确息，所谓“匪伪”，不过受我们民族敌人的压迫，倘中国果然发动整个的抗战，他们仍要反过来帮助中国的。所以在这样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我们立于国民的地位，要竭诚要求政府第一件事是动员全国抗敌救亡！
我们的民族敌人已在绥远发动军事的残酷侵略，而在绥远不远的区域，还继续着中国人残杀中国人的内战，这是很痛心的事情！我们主张凡是有决心共同参加抗敌救国的都联合起来一致对外，不要再消耗中国的力量来残杀中国人，应增强中国所有的力量来对付我们的民族敌人。毅然停止一切内战，这是我们立于国民的地位，要竭诚向政府要求的第二件事。
敌人已在军事上用飞机大炮压迫“匪伪”侵略中国的领土，残杀中国的人民，蹂躏中国的主权，而同时还进行着所谓“外交谈判”，这实在是天地间最不可思议的可痛心的现象！我们主张政府应对日本提出强硬的抗议，限制在日本威胁下的“匪伪”于廿四小时内退出绥察，否则立即公布停止交涉，乃至绝交。这是我们立于国民的地位，要竭诚向政府要求的第三件事。
我们觉得政府对这三件事能毅然实行，便是政府下决心和全国民众共同抗敌的事实上的表现，必能获得全国民众的一致的精诚拥护。我们决不可听任绥远的抗战再蹈已往察哈尔的覆辙，这是要靠全国民众的推动的力量，要靠政府毅然采纳全国民众的一致要求！
世界的中国人
就量的方面说，在中国本国以外的世界上的中国人，总数达八百万人之多，这不能不算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在欧洲最小的国家只有几千的人口（例如在法比边境的小共和国安多拉Andaorra，全国就只有人民五千人！）固然比不上这“世界的中国人”，就是比利时或荷兰，每个国家的全国人口也不过八百万人，世界上的中国人的总数可抵他们全国的人口，这好像除了具有四万五千万人口的中华民国以外，还有一个具有八百万人口的“第二中华民国”在世界上屹然树立着。这个民族的潜伏的力量是很值得注意的。
除祖国外，几于布满全世界的中国人，他们分布的情形，据一九三五年的统计，大概如下：
地 名 人 数
罗 二，五○○，○○○
英属马来群岛 一，七○九，三九二
荷属东印度 一，二三二，六五○
安南 三八一，四一七
苏联（包括西比利亚） 二五一，五○○
缅甸 一九三，五九八
菲律宾 一一○，五○○
北婆罗洲 七五，○○○
美国 七四，九五三
加拿大 四二，一○○
高丽 四一，三○三
檀香山 二七，一七九
墨西哥 二五，○○○
日本 二○，○七四
法国 一七，○○○
澳洲 一五，五○○
印度 一五，○○○
中美 九，四○○
英国 八，○○○
荷兰 八，○○○
土耳其 七，○○○
印度洋群岛 五，○○○
秘鲁 五，七○四
南非洲 四，五○○
新西兰 二，八五四
委内瑞拉 二，八二六
智利 二，七○○
德国 一，八○○
葡萄牙 一，二○○
丹麦 九○○
巴西 八二○
阿根廷 六○○
比利时 五五○
意大利 二七四
瑞典 一四九
波兰 一三九
这统计只是一个大概，因为自从世界经济恐慌尖锐化之后，迁徙无定，被迫回国的尤多，时常有变动。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人最多的是在暹罗和南洋。这两处的总计，共达四百余万人，比全部八百万人的数量超出了一半。在西半球，中国人最多的是在美国，约有七万五千人。中国人在欧洲的比较少，就欧洲各国比较起来，以在法国的为最多，约有一万七千人；其次在英国，约有八千人。在波兰以下的各国，中国人很少，大概不过寥寥数人而已。
关于经济方面，据伦默氏（C. F. Remer）所调查，自一九○二至一九一三年间，华侨每年平均汇款回国达一万五千万圆；自一九一四至一九三○年间，华侨每年汇款回国达两万万圆。
我在上面提起八百万中国人布满了世界，足见这个民族的潜伏的力量。这样的感觉，尤其是因为看到中国人在世界各处的奋斗，不像别国的人有着充分的祖国的保护。他们都是靠着自己的力量。他们出国的时候，不是像那一班应该杀头的将军大官僚们，领着几十万的出洋费，堂而皇之地乘着头等舱至国外去享福，却是过着“猪仔”的极苦生活，千辛万苦偷偷摸摸去的。一不留神，就被什么移民局押到拘留所，陷入更深的地狱生活！我在海外遇着许多侨胞，他们谈起当初出去的情形，往往声泪俱下。
到了国外，他们过着极勤苦的生活。就是到了现在，你在美国可以看到在那个每遇星期日大家无不休息的日期，中国人的洗衣作还是一天到晚工作着，至于平日的夜以继日，那更是家常便饭。他们的这种吃苦耐劳的能力，在西洋人看来是认为异常惊异的，国内的人想起华侨，通常的观念是他们有钱，不知道他们的一些钱都是用血汗换来的。
同时因为具有这样的吃苦耐劳的能力而却得不到充分的祖国保护，于是更引起别国人的嫉忌，认为抢夺了他们的饭碗，随处受到他们的限制，甚至虐待。披荆斩棘的中国人眼见别国的侨民得到他们祖国的保护，所得的待遇便大两样，很自然地要引起他们对于祖国的怀念。我到各处时每和侨胞谈话，无论他干的是什么事，无论他所干的事的大小，无论他的知识高低，总是充满着爱国的情绪，谈起祖国总是要感到万分浓厚的兴趣和深切的关心。当然，他们谈到祖国的不争气，丧权辱国的事件纷至沓来，也要攘臂挥拳，切齿痛恨。这不足怪，祖国政治的好坏，影响到他们在国外的生活，好像一支测量气候的寒暑表。你无论到何处，他们和你谈起十九路军在淞沪英勇抗战的情形，真是热烈得什么似的！在那个时候，别国人看见我们的侨胞都要另眼相待，至少要和他多握一下手！报贩看见中国人向他买报，都要连声道贺，树起大拇指夸赞中国人！在那个时候，中国人在马路上走路都要觉得格外舒服些！不仅是一些虚面子，荷属的爪哇当局经此一声霹雳，就赶紧把中国的几个“爱国犯”从牢狱中释放出来！世界的中国人对于祖国盼望的殷切，我实在没有适当的言语可以把它形容出来！
当然，中国倒霉，世界的中国人也随着倒霉。例如墨西哥的驱逐华侨，在我国丧失东北四省之后，墨西哥的政府和人民对于华侨都更轻视，虐待的程度也愈甚，排华的风气也更厉害起来了。这是在墨西哥备受痛苦的侨胞所深刻感到的。其实不但在墨西哥，在任何地方，世界的中国人都是随着中国的倒霉而愈益倒霉的。世界的中国人既和中国的休戚息息相关，所以他们对于中国的奋斗固然有着万分的关心，对于中国的腐化阶层，卖国误国的人们，也是要痛心疾首，怨恨彻骨的！
世界的中国人在已往是全靠着他们个人的挣扎而打出天下的，祖国对于他们只有万分的惭愧。但是时代不同了，仅仅靠着无组织的挣扎是终于要被淘汰的。世界的中国人，倘若没有健全的祖国做后盾，前途是很暗淡的。据我在海外和侨胞们接触的结果，知道他们对于这一点都有着深刻的了解。我深信祖国一旦发动民族解放的抗战，他们一定要作英勇的参加，热烈的拥护。
“第二中华民国”的光明前途是随着中华民国而俱来！我写到这里，敬为八百万的侨胞祝福！敬为八百万侨胞所怀念的祖国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