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疑问
（一）需要何种科学？现在的中国，究竟需要社会科学呢？还是自然科学？这两重思想的对垒，常常在青年的脑际盘桓。我自己也是一个。中国的国势危殆，是大家知道的，然而就个人讲，要负起救国的重任，养成救国的力量，究竟需要研究何种科学呢？
（二）谁是领袖？俗语说：“蛇无头而不行”，关于集体的行动，无论何事，当然需要领袖。
现在迫切的是“救亡”，那末光怀着一颗热烈的心而没有组织，没有人来领导，当然不会生出力量的。那么谁来领导我们呢？领导我们做些什么任务呢？
（三）思想的固执“你们尽空谈有什么用呢？你们没有枪杆去抗敌，没有什么效果做出来，你们只是空谈罢了！”
当有这种质问的时候，很难答复，我几乎气馁。“力量”，“效果”，“空谈”很刺耳的！
我固然知道他们的思想不对，固执，然而又太聪明了。可是我也知道：光是摇旗呐喊的宣传，或者有一个组织而作救国的预备，甚至请愿啦，游行啦，示威啦，都不见有何力量的。
（四）危险“救国有罪”，的确是幽默而可痛心的。这样，有什么人还敢干呢？
在先，我的朋友们拟组一个文艺社，想出一点小型刊物；我的意见，以文艺范围太狭，必需力求大众化。而他们笑着回答说：“你固然想去感化别人，然而当你言词稍形激烈时，你就有被捕的危险了。”请问有何方法可避免危险？
（五）救国集团的组织。除却无谓的牺牲外，危险不足惧；旁人思想固执，自己可以打定主意；没有领袖，也并非绝对不能干；那么我们一方面研究有裨于国家的科学，一方面作救国的预备，是应该的。
但是如何组织一个团体起来呢？如何宣传？如何组织？取什么名义？做什么任务？如何行动？
萧始上。七，十三。无锡。
萧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有的可以就原则上答复，有的却须根据实际的环境里所有的客观的具体条件，加以考虑，不是仅从抽象的原则上所能够解决的。
在这里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需要研究社会科学呢？还是研究自然科学？这个问题比较地可从原则上讨论。其实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不是“对垒”的东西；讲到需要，中国在目前都需要的。唯一的问题是要看我们的个性所近和学习的机会怎样。现在似乎有一部分人对社会科学不无一些反感，这里面大概不外两种原因：一种是有一班人把社会科学当“洋八股”读，满嘴公式化的新名词，对于中国的实际问题并不肯痛下切实的研究工夫，结果对于中国的实际问题的解决毫无良好的影响。还有一种原因是社会科学研究愈清楚的人，对于社会现状愈觉不满，在有些人看起来，觉得愈易于“捣乱”，不如糊涂虫的易于服服贴贴。但是这些纠纷，和社会科学本身都不相干。
萧先生所听到的“有些人”的话，也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产业落后，就技术方面说，固然需要有人努力研究自然科学，但和“改良政治”也不是没有关系的。政治不上轨道，产业难于发展，是很显然的事实。例如苏联五年建设计划的逐步成功，就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已上了轨道的原故。“研究社会经济”并非就是“平均分配所有”，这也是出于误会的。
第二是关于领袖的问题。关于救亡的组织，有的地方已有救国会一类的组织，主持救国会的人们便负有领导的责任。至于参加者的任务，那是要根据各人的能力和特殊环境而分工的。救亡的工作不是很简单的，需要各种各样的工作，和各种各样能力的人，分头努力，配合而成的。这各种各样的工作里面也有它的领袖，这要看各人所能做的是那一方面的工作，便可注意那一方面可以领导的领袖。
第三是任务的问题。“空谈”无用，这是当然的。但是研究问题，宣传事实，以至工作上的检讨，共同进行的商量，都免不了“谈”；“谈”而不“空”，还是有效果的。“枪杆”固然是救亡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整个民族团结御侮的工作，并不是除了“枪杆”之外，便无事可做。至于各人所做的任务，那却要根据各人的能力和地位而定的。假使实在没有救亡组织可以参加，自己又没有发动组织的可能，至少也可于遇有机会时和周围的人们讲讲国难的实况，播种解除国难的种子，一旦遇有行动的客观条件，便可一呼百应，攘臂而起。倘若周围的人们渐渐为你所说服，也许有进一步组织一个小小研究会的可能，讨论讨论时事，或报告报告各人所喜看的书报，或把书报里所提到的问题共同研究。有些时候，也许还可酌请一两位外面的朋友，尤其是比较可以佩服的朋友，来参加研究或指导。这都是要看客观的现实而斟酌进行的，很难有一个呆板的公式。至于“想出一点小型刊物”，如有已成熟的好意见供人参考，固是好事，否则似乎不必急急。
第四提到危险问题。在全民族团结御侮的整个局面未开展以前，往往有无谓的纠纷或误会，这也许是事实上所难免的。但这些困难只得用种种避免纠纷或消除误会的方法去克服它。有用的言词，也不一定要“激烈”。
第五是救国集团的组织，在《大众生活》上有好多文字研究到，这事也要看主观的能力和客观的环境，要根据实际的特殊情形酌定的。
爱人与祖国
那天因为我的大兄生病，伴他到××日本医院诊看；那时有一位很谙熟我国××方言的日本姑娘很敬我，后来因屡次接触，愈形接近亲昵，那位姑娘渐渐露出爱我的词调。
有一天，我去医院里，她对我说：“中国人好食鸦片，好娶妻妾，好说谎话。”我很愤怒；不想这平时爱我敬我的人，竟说出这样侮蔑我们民族的话。我就问她道：“我也是这样吗？”她说：“你却是例外的，——不过你们是多数吧。”我说：“中国人食鸦片虽不少，其实这些人有好多是给你们贩毒的浪人所毒害，天天的报纸都登载这些事；多妻制度虽还有，但也不是普遍的；说谎话更不是中国人的习惯。你的话未免太侮辱中国人！我们相信一个广大的国家定有少数不良的分子，就是你们贵国也是这样。”那时站在旁边的日本青年，他也会说中国话，他说：“你们中国人完全不知好歹，若无我们日本杀退帝俄，中国那有今日？现在俄国势力复强盛，骎骎又将席卷中国，日本关念同种同文，不忍重见异族之专横眼前，不辞艰巨，出兵为中国保卫领土，还被中国人仇恨，反抗，侮辱，你想中国人自己对得住中国人吗！”
我不能任他继续说下，正要开口痛驳，那东洋女子急阻住我，她恐我绊嘴，用温柔的态度，别的言语，来安慰我；但是我不辨清她说什么，转而仇恨她，觉得日本人都是很看轻我们中国。那东洋的女子鼓着如簧的嘴巴，和我解释，但我很厌恶，很冷淡。
我为了大兄的病，还常到那里，可是后来我们越谈越起劲，爱情渐渐的更加深，她每逢礼拜六常常到我寓所坐谈，时间渐渐的长久，爱情一天一天的高涨。她很能谅解我，我也很能谅解她，若不是有国家民族仇恨的阻隔，我们早已正式订婚——结婚了。有时我问她：“你们的政府为什么要这样摧毁中国，来切断我们的爱河？”她也很承认她的政府是在压迫中国，但她原谅日本的向外发展，认为不发展救不了日本的危险。
我们在爱情、性情种种上都能互相谅解，独有这一点的纠纷阻碍着，我们感觉对于这个问题在观点上不能完满一致，不知如何才能解决这问题，请你指教。
八月，八日。唐人寄自星加坡。
唐先生是在觉得爱人与祖国间有着矛盾，他的问题是怎样可以消灭这两方面的矛盾，由此获得圆满的结果。
唐先生的爱护祖国，情见乎辞，这是我们所欣幸钦佩的。我们因为要爱护自己的祖国，所以要反对侵略者侵略我们的祖国。日本对于我们祖国的积极侵略，这是天下所共见的事实，但是我们所反对的是侵略我国的人们，不是反对日本的一般国民。我们对于谅解中国，对中国有着公正态度和同情心的日本人，我们还要敬重他们，和他们做好朋友。关于恋爱方面，也可引用这个原则。就一般说，我向来主张恋爱是应该超国际的，只要两方面是真正彼此相爱，不该仅仅为着国籍的问题而有所踌躇。现在即就中日的特殊情形说，也还是可以引用这个原则，不过需要相当的补充，即唐先生的这位女友对于恋爱是否能有“超国际”的认识。我们爱自己的祖国，当然不反对别国人也爱他们的祖国。但是我爱我的祖国是一事，我反对我的祖国侵略别国又是一事。唐先生的女友爱她的祖国还不妨事；但是她如果也赞成她的祖国侵略中国，那就要发生问题了；因为这样，唐先生如和她结婚，必然要常起冲突，要常常彼此不欢的，尤其是因为唐先生是个爱国者。在这里，所谓“超国际”，并不是要人抛弃他或她的祖国，至少要能不把侵略国和被侵略国的纠纷混在恋爱里面。这一点是唐先生所要考虑的。
其次，一个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生活。唐先生的女友嫁的（倘若嫁的话）虽只是唐先生，和别的中国人无涉，但是假使她真嫁了唐先生，和唐先生的亲友乃至社会是不能完全隔离的；如果她觉得中国人除了唐先生都是坏蛋，那她也还是免不掉痛苦的。当然，她现在对中国人的印象那样坏，是由于受了侵略者麻醉的作用，不是她自己原来就这样的。如果她有机会多和中国人来往或接触，也许可以克服她的成见。但是在她的这种成见未被克服以前，唐先生不应该就贸贸然决定。或者唐先生可先介绍她和其他的中国亲友见见面，或交际，使她看出中国人的有好有坏，也和日本人一样，并不都是坏蛋。这是唐先生所要考虑的又一点。
至于那位日本青年说的话，当然是不正确的。一九○四年日俄之战，在当时是两个帝国主义争夺我们的东北国土，说不上谁比谁好些。这个日本青年当然也是受了侵略者的麻醉作用而不自知的。
倾 诉
复旦大学女生张柳泉女士的死，我想你一定早知道了，也许会有什么感想吗？
（中略）前天我曾写过一封信致柳泉的大妹妹荆南，昨午才接到复信，在荆南女士的复信里，她说：“……姐姐的死因便是：小资产阶级的前进青年的烦闷！对于现在，谁满意呢？你？我？……”啊！先生！你看见吗？“小资产阶级前进青年的烦闷”是她的致死之因！我敢说：“学生运动怒潮中的有力分子——学生本身——除了一些汉奸，营私的这个党那个派的一些人外，大多数都是属于所谓‘小资产阶级’的前进青年！他们（包括她们）是纯洁的，坦白的，热血的，有着爱国热诚，有着革命精神的进步青年！而且他们并不是专为出风头，空空摇旗呐喊混过五分钟就算了事的，却是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就这样干！在干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应当如何分配，我们的斗争姿态应当采取那种方式才有效？干了过后又怎样，将来又是怎样？……”啊！这个“将来”简直是他们感着最苦闷的字眼儿！因为他们看见不但“将来”是那么惨淡无光，就是“现在”也会使人彷徨不定！一方面固然他们希望的是有着满意的兑现的“现在”和光明快乐的“将来”，然而事实上所得到的是什么？是皮鞭、木棍、大刀、水笼、拘捕、惨死……当我感到事事使人失望，惹人烦闷的时候，便又懊丧欲死！这个时候，唯一挽住我的脚跟的力量是家庭的天伦之乐。我觉得如果我死了，不但爱我的父母会受不住摧损，就是敬我的弟妹们也将失了前导者！却并不是我自私的依恋家庭，国家世界都甘心抛弃，家庭还算什么呢？我想和我作一样想的人必不少。这么说来，我们真是危险的！只要有一个时期下个决心说：“我不要父母和弟妹了！”我们便都会如柳泉女士那样一般的偷偷的把自己毁灭！……你信不信？所以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其他什么职业问题，升学问题，社交问题，婚姻问题……都不成其为问题，却是：我们还是“生”呢，还是“死”的问题了！
（中略）青年人，尤其是知识阶级的青年人，他们是最敏感的！无论是内心的，无论是外形的种种感触和遭遇，都时时刻刻的向他们进攻而使他感到烦闷！除了一部分在思想方面相当的健全，在意志方面相当的坚定，在实际方面有相当的经验，在学识方面有相当的基础的青年外，大多数还在犹豫彷徨着！好像身心的四周都是问题，无数的“？”在脑子里轰轰乱转着。我们自己不能解答时唯有烦闷！我们的父母和我们好像隔了一个世纪！（当然不是单指我的父母，我的父母是相当贤明的。）我们所感到的烦闷，他们不能了解；我们所要求的兑现，他们不能给与；我们苦恼着的问题他们不能解答。假使我们都能有像你那样的一个叔叔或伯伯，先生或朋友，当然好些。然而我们没有！我们只是彷徨终日，苦思终日，烦闷终日！还是问题是问题，解答是解答，各不相关！结果，弱者唯有想死了干净，强者也只是哀鸣挣扎而已！所以我希望你除了自己本着良心努力于救亡运动，或是领导青年共同努力于救亡运动之外，还得时时刻刻关心到他们脑子里所轰轰乱转着的“？”！因为这些“？”的确是他们的“生”和“死”的悬崖！一个错误念头攻上心头便跌下去了！（中略）
还有，这里我抄下关于一个哥哥写给一个弟弟的信的一段给你看看：“……一个大学教授可以发表一篇热烈的论文，或是用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说，鼓吹群众去实行救国运动，但绝不能领导自己的学生去参加。这原因是：群众救国运动是每一个国民的责任，是一事，教育学生使其早日完成学业是教育者的责任，是另一事；二者各有其立场，并不矛盾……教育者同时有此两种不同的态度，不特不可非难，而且绝对是‘对’的！群众要听他，学生也要听他，盖其手段不同而救国目的则一也……弟弟！你明白了吗？做父兄的对于子弟的责任与教育者的对于学生是一样的啊！……”先生看了觉得怎样？
王德谦谨上。
九月，三日。
我看完了王女士的这封信，受到很深的感动，因为她的话实在是反映着无数纯洁青年的心意。
张柳泉女士的自杀，我们感觉到非常的伤悼，在上期笔谈里曾经略有表示了。有一部分前进青年听到柳泉女士自杀的新闻，觉得她死得不值，不该学她那样死去；也许还有一部分青年因为悲愤于现实的压迫与困难，还不如自杀的痛快，换句话说，也许隐隐中受了柳泉女士这个不幸事件的暗示，有跑上死路的危险，尤其是因为柳泉女士是个前进的青年，是个好学生，是个爱国者，引起人们的无限同情，在无限同情中也许要掩蔽到自杀这件事的错误。但是这个错误我们却应该明白指出，希望全国青年注意的。我们承认中国民族是在最艰危的时代，也承认参加救亡运动有着种种的困苦艰难。但是正因为中国民族是在最艰危的时代，所以需要我们格外努力来共同奋斗；在奋斗中有着种种的困苦艰难，这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倘若我们不准备和这种种困苦艰难斗争，反而想要逃避它，那就根本不必要爱国救国。一瞑不视是能够克服困难呢？还只是逃避困难呢？这个答案是很显然的，那末我们对付困难应该坚守着什么态度，也是很显然的了。
可是无论怎样前进的人们（当然包括青年），因为复杂社会的薰陶与反映，在他们的很前进的意识之外，往往还残存着或潜伏着一些错误观念，时时在那里作祟，你一不留神，这些错误观念便要战胜前进的意识，也就是王女士所谓“一个错误念头攻上心头便跌下去了”。所以我们所要注意的是要在实践中时时克服这些暗中在那里作怪的错误观念。我说“实践”，因为思想的前进，并不是仅仅看几本书就算数，还须在实践中运用体验。如果我们虽在书本上懂得着的理论，而在实践中却不知道运用，不留心体验，那还是不能算真正懂得。我说“时时”，因为一次克服了错误观念还不够，那潜伏着的错误观念遇着我们的防线松懈的当儿，还是要作怪的，所以我们要时时在实践中去克服它。像柳泉女士那样前进的好青年，所以会自杀，还是由于在那刹那间错误观念的作怪，战胜了正确的思想。否则不满，烦闷，只应该使我们更坚决地向前奋斗；不应该使我们逃避困难，一瞑不视。我们不但不应该因柳泉女士的自杀而被暗示到“死了干净”，反而要格外醒悟，时时提防“错误念头”来“攻上心头”，使自己不要“跌下去！”
王女士对于柳泉女士的自杀，一方面痛惜她，一方面却不以她的自杀为然，这足见王女士的思想正确，是很可敬佩的。但是她有时还免不了这样的感觉：“当我感到事事使人失望，惹人烦闷的时候，便又懊丧欲死！”这便是在她的正确的思想里面，还时有“错误念头”在那里作怪，必须加以克服的。其实我们大家都不免时时受到残存的潜伏着的“错误念头”的进攻，都要时时在实践中克服它。
王女士在上面所引的几句话后面，接着说：“这个时候，唯一挽住我的脚跟的力量是家庭的天伦之乐。”她又说：“只要有一个时期下个决心说：‘我不要父母和弟妹了！’我们便都会如柳泉女士那样一般的偷偷的把自己毁灭！”我觉得父母弟妹之爱固可宝贵，但是我们有我们的生的任务，并非专为“父母弟妹”而生的。我们对人生果有正确的观念，无论“父母弟妹”如何，我们还是要在实践中时时和“错误念头”抗斗的。
最后谈到教育者的责任的那句话，那很显然的是诡辩。学生既是“群众”的一部分，当然不能被摈于“群众救国运动”之外。教育者在国难中所教的“学业”也应该把所教的内容和救亡运动联系起来，而且对于学生的参加“群众救国运动”只应立于指导的地位，不应立于压迫的地位。
惨痛的经验
我是一个从事于社会改革的人，几年来虽碰了不少的钉子，仍不因此而致灰心。人吃人的现状一时一刻不改善，人们即不应对它有一时一刻的让步。但根据过去的惨痛的经验，竟有了以下的各种疑问发生：
（一）广大群众的爱戴，何以敌不过少数豪绅的污蔑？以我曾任农运，努力为农民解痛苦；曾任工运，努力为工人去桎梏；本地农工多对我有好评。一遇地方有选举情事，虽一般大众都拥护我，但不久就为少数豪绅破坏了。致实际为大众谋利益，为大众所爱戴的人，反表面上为少数豪绅利用流氓地痞所打倒。这是疑问者一。
（二）洁身自好，何以不及贪污之能号召地方，并弄至本人不易生活？我虽不断服务地方，但只问能为人尽力处，总是为人尽力，不取报酬。反不及非钱不替人说话的豪绅之能号召地方。且他们能一方面贪污，一方面挥霍，竟生活裕如，我劳力所得，竟至不能维持日常生活。这是疑问者二。
（三）欲接近普通群众，何以愈陷本人于孤立？我以为欲接近大众，一切当益求其大众化，不意尚未及深切接近大众，早有些自己伙伴对自己离开。因他们不惯降低生活，不肯提高知识，不愿为大众的利益而牺牲本人的特权，竟陷我于孤立了。这是疑问者三。
（四）民族的危机，不但不能提醒僻陋乡民的奋发，何以也不能促使中层社会的觉悟？国难已严重到万分，在此僻陋的地方的乡民，固然是醉生梦死，而一般知识分子，公务人员，地方绅士虽日日在内忧外患交迫中，不但很少有刻苦自励的，反多酒食征逐，娼赌消遣，生活极尽其豪奢之能事：若不知有灾患的来袭一样。这是疑问者四。
率真。九月一日，新疆玉河。
光明势力和黑暗势力的斗争，虽最后的胜利终是属于光明的方面，但在斗争的过程中，黑暗势力因为有着他们所凭藉的现成的形势，往往也可有他们的暂时的胜利。我们若要克服这种困难，基本工作当然要注意怎样增加我们的主观的力量，配合客观的条件的形成，作更英勇的奋斗。率真先生所提出的几个疑问，都可归纳在这个原则里。例如第一点，广大群众的拥戴，照理是很有力量的，但是它的力量的发挥，也有它所需要的条件，最重要的是已有巩固的坚强的组织，能使少数豪绅的既成势力无法作怪。否则少数豪绅利用流氓地痞的捣乱；无组织的，或组织微弱的群众，也只能“腹诽”而一时无可如何的。第二点也和第一点有着同样的原因。第三点是关于组织的问题。半途有变节的人，这是在任何运动过程中很自然的现象，我们要尽力克服它，但不必因此失望。第四点只是局部的事实，中国的“乡民”加入民族革命阵线的并不少，东北的前仆后继的义勇军便是明证。“中层社会”努力于救国运动的也很多，“一二九”高撑救国大旗，震动全世界的学生救国运动，便是“中层社会”努力的一个重要部分的例子。
当然，目前的情形仍然是很不能令人满意，但是这只是需要我们格外要继续努力，不能因为有一部分的落后或堕落而概括地对于“乡民”和“中层社会”失望。
理智与情感
在一卷十四号贵刊的封面上，读到一则关于张柳泉女士自杀的“笔谈”，旁边还有一帧照片，照片下写着“因被停学而自杀的张柳泉女士”。本来先生的“笔谈”和照片下面的说明都是根据了“新闻”写的，但这“新闻”是太不真实了，大都是记者的猜测之词，这错误使一般人误解了死者自杀的原因，同时估轻了死者自杀的价值。对于张女士不能不说是一种冤屈。下面两点亟须更正的：
（一）她没有接到学校令她自动退学的通知——这类通知曾发给其他同学，但她没有。前几天去南京访她父亲的时候，她父亲就一再声明，并没有收到学校的通知，且希望上海的报纸能替他更正一下（学校当局在九月二日也有信给《立报》要求更正）。同时在二十五日上海同学还接到张女士的信：“……他们都受了处分，独我例外，一点不觉欢欣，倒像自己作了什么对不起人的事，怪不舒服的。”所以她实在并没有收到校里的通知书，也没有因此而“极为愤慨”。
（二）她既没有接到这项通知，她父亲当然也不会“加以责备”了。相反的，她父亲并没有因为服务政界而对于她从事爱国运动横加阻碍，间或有一两次劝阻她的较偏激的行动，也无非是出于爱护子女的热忱。所以她的自杀是另有原因的。
因为我和张女士生前接触的机会较多，所以对于她也更能了解一些。证诸她平日的言行，我觉得她的自杀的原因，实普遍的潜伏在许多青年的脑中，不过她比一般人更敏感一些。这不仅是张女士一个人的问题，实在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许多前进的青年的自杀，无疑的是救亡运动的大损失。死是虽然已经死了，但同样的事情从前也曾有过，我们更不能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我们应该想方法来制止它的再发生。
张女士是一个热情的女子，她对现实的痛苦感是非常锐利的。她在这社会中所看到的只有丑恶不合理，矛盾和黑暗；她找不到一点光明。她憎恨着这个血腥的社会。她的热情使她具有着一个很崇高的人生观，她说：“人生的意义在使人类的生活更臻于完善。”她有拯救人类的决心，她希望做毁灭这个血腥社会的工作。但是环境一次次的刺激她，告诉她这是梦想，她的力量太薄弱了。她眼看着社会愈变愈丑恶了，而她的决心，她的工作却受了重重的障碍。这对于一个充满着热情而有意要拯救人类的人是莫大的痛苦。她的热情一天不减少，她的痛苦便一天深似一天。（中略）她的所以死得这般快，一半是由于没有人能同情她。她对现状不满的感觉，也许是很多人都能了解的，但是她的热情和痛苦却没有人能体会，她的不得已的自杀的决心，更遭受了许多人的非议。许多自命为聪明的人——我也是其中一份子——想尽种种理由，和她辩驳，想用理智去说服她的情感。凡是几个和她比较接近的人都这样劝她，责她这是一种躲避，说我们应该有希望，我们应该忍受着这些艰苦，有一分力量干一分事情，自杀是太消极了。……劝她的人当然全是好意，但不料这种鼓励，在热情的她只觉得冷酷，非但不会生一点效果，反而使她更苦痛些。连她知己的朋友都不能同情她，了解她，于是她更失望了。（下略）
金草谨上。 九月八日。
我们对于张柳泉女士自杀的这件事，在上期本刊答复王德谦女士的信里，已表示过我们的意见，读者可以参看。金先生在这封信里一方面说张女士“有拯救人类的决心，她希望做毁灭这个血腥社会的工作”；一方面说：“她希望还是早一点死，一则可以使她自己少受些儿苦痛，二则她希望由于她的死，或许可以使更多人觉到这丑恶的社会的确需要推翻。”这里面显然含着很大的“错误念头”。“拯救人类”和“毁灭这个血腥社会”的唯一途径，是靠我们能不怕“苦痛”的奋斗，所以要“少受些儿苦痛”，根本是错误的。要“使更多人觉到这丑恶的社会的确需要推翻”，这事所需要的工作，在消极方面是要暴露社会的罪恶，在积极方面是要唤起民众共同奋斗，和丑恶的社会抗战，建立合理的社会。自杀这件事，对于积极方面的工作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因为纯洁的有志的人多死一个，那斗争的力量多损失一分。即在消极方面，要暴露社会的罪恶，也要靠我们的嘴、我们的笔以及我们的工作，作继续不断的努力，倘若只是一瞑不视，那暴露的力量是很微薄的，采用这种方法是很不智的。而且个人的力量却比较的小，集体的力量却比较的大。我们大家都来作继续不断的努力，这积累起来的总的力量是很大的；假使我们都来寻死以摆脱一切，总的力量不是等于零吗？“丑恶的社会”不是什么空洞的东西，也是人造成的，那些丑恶的人看你一个个死去，他们的丑恶被暴露的危险更可以大大地减少，那正是他们求之不可得的事情！
我们悲痛张女士这样的一位好青年，竟不能克服“错误念头”而自杀，原不忍有所“非议”，但是为着仍须努力于救亡运动，仍须努力与丑恶的社会抗斗的人们，不得不很老实地说明我们的见解。
最后一点也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金先生所提及的比较接近她的人和她辩驳的失败。平日渐积于脑里的“错误念头”，原不是几次“辩驳”所能消除的，这是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教育家在平日就要用工夫的，也是思想比较清楚的朋友们在平日就要用工夫的：用工夫于增强正确的思想，克服错误的念头。
前途的障碍
我很幸运，因为像我这样的穷小子，居然在高利贷的债台上读毕了中学。然而我又不幸：我终因贫困，不得进大学。更不幸的是我不能实现家庭的期望，没有相当待遇的职业。可是这种不幸并没有令我心冷，除开了大学，不是绝对没有方法救济知识的饥荒；在现时代，站在饥饿线上的也不只是我的家庭。
有人说：社会就是广大的学校。这我很相信。在广大的学校的实践中探求真理，将探得的真理再拿到广大学校里的实践中去试验，去甄别。在这探求与试验的生活中有我希望的种子，我的不幸之幸或许还在其中。
但是，问题来了！那便是：在我的周遭里为什么找不出半个志同的人呢？为了前进中的障碍，我便顾不了五分钱的邮费及先生的忙碌，特来请教了。
我在公余之暇，便是读书；可是同事们便大唱其读书无用论。他们以为只要谁有阔气的亲属做后台，不愁拿不着大钱。虽有特号的学识，没有人给你介绍，便没有吃饭的机会。幸而你得了一个位置，还不是如此如此地混去，用得着什么学识？……这些话自属大谬特谬，不足凭信，可是在事实上却丝毫不差。
打牌，开房间，在我的生活里是被严禁之列的。然而这又是同事们指摘我的机会了：
“朋友间没有真正的感情，除非是交之于嫖赌场中。比方：两三友人相晤，谈时局只有几句话就可以收场，家事谈不到，谈到也只三言两语，而且这都是索然乏味的。你想其余的时间如何处置？只有谈牌经谈嫖经那才真有味道！假若打起牌来，或者一伙儿逛起来，那更别有兴趣！从这里面练出来的感情才似胶似漆呵！”以后还郑重地轻轻地忠告我：“这些至少必须能够应付朋友。你看堂堂的×××的秘书长还不是他的太太（由妓女而太太）在跳舞厅里所赏识的人？”这由得我不对于嫖赌的价值感到遑惑么？（他们却也很惋惜似地认为大烟铺上交朋友的时代已过去了。）
上面这些，无疑的都是蛊惑语，值不得去理睬。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所耳闻目见的都免不了这些。谢绝了他们，便孤零零一人独处。这样于自己的欠满的饭碗又成问题。迎合了他们，就算开始了醉生梦死的生活，以后怎样，便不堪设想了。
先生，在这不平凡的时代里，我是多么渴望着一座灯塔呵！
运春敬上。九月十日。
运春先生的努力前进的精神，很引起我们的敬佩。倘若他无意前进，他对于当前所处的环境，当然不会发生这样的疑问。
在封建余毒仍在随处蔓延的时候，“靠着阔气的亲属做后台”，虽是饭桶也还可以弹冠相庆，我们诚然不能否认在当前的社会里确还有着这样的事实。但是这只是局部的事实，有着这样事实的机关，必然地要跑上没落的途径，这“后台”的坍倒是可以断言的，只是时间问题而已；饭桶最后总还是要吃到苦头。所以我们倘撇开极少数的例外，具有真正学识经验的人，究竟得到较可靠的保障。依我们在职业界里多方面的阅历，一方面虽闹着人浮于事，一方面仍有许多事业家感到没有适当人材可用的苦痛。果有真正学识经验的人，对于职务真能负责，还是随处受人欢迎，饭桶究竟是很少保障的。即退一步说，就是位置是由“阔气的亲属”得来的，增加学识也仍是一种保障。
堂堂的×××秘书长是他的太太在跳舞厅所赏识的人。这只是例外的偶然的事情，否则跳舞厅一定都有人满之患，要想做“秘书长”的人都可以往跳舞厅里用工夫了。
靠嫖赌做媒介而交朋友，这诚然也是社会上有的事实，但是这种朋友也不过是在嫖赌的时候凑热闹，说是有真正的友谊，那是不确的。我们在历史上以及社会上看到的一般的情形，只有“道义之交”才能做到“患难之交”，从没有听见过“嫖赌之交”而可成为真正的友谊。也许运春先生认为在他的那个机关里，为联络同事的感情计，似乎不得不加入“嫖赌场中”。倘若他在这机关里的位置是靠“阔气的亲属”得来的，只要那个“阔气的亲属”未倒，那些同事是不会因他不嫖赌而就能打破他的饭碗的；倘若他在这机关里的位置是靠自己的本领去做的，那只要他对于所做的事做得好，那些同事也是不会因他不嫖赌而就能打破他的饭碗的。所以依我们看来，运春先生不必把这件事看得那样严重而贸然加入“嫖赌场中”。大家知道嫖赌是和身心的健康有着很坏的影响，加入便是跑上了自毁的道路。
不过有一点在运春先生却须注意：那就是自己尽管常常在求进步，却不要现出看不起其他同事的态度。例如他自己公余看书，不可在词色之间表示看不起那些不看书的人。他自己不嫖赌，却不要现出鄙弃其他还在嫖赌的同事。一个人能有力量改造环境，当然是一件最好的事情；运春先生如有机会有能力说服那些同事改善他们的习惯，固然是最好的事情；但这是要临机应变，慢慢地干的，不能性急的。——“说服”这件事原来就不是性急所能成功的。倘若运春先生是初进这个机关，感情还未十分融洽，就是说服也是要小心的；如果觉得时期还未成熟，还是暂时不要多嘴为是，等到慢慢地相处略久，感情略洽，再看机会进行。倘若运春先生觉得自己还没有力量改造环境，只要他对别人不存鄙弃的态度，能客客气气诚诚恳恳地做人，就是不加入“嫖赌之场”，对于他的“欠满的饭碗”也不致引起什么严重的问题。
在天津的一个夜里
今天是“九一八”，这时是在天津的“九一八”的夜里，我的情感过于激动了，我从床上起来给你写这封信，只为的是要倾吐了我的郁痛。
当早晨我上学去的时候，沿街上都站满着军警，全副的武装。我从他们身前走过，感到莫大的森严，阴沉沉的怕人。每个重要的街口停放着铁甲车，车口中安置着机关枪，准备着扫射似的。
在空中清晰的传来敌人庆祝胜利的炮声，响着帝国主义惨忍的欢笑。你听，直到现在还响着呢。侵略者胜利了！
到学校里，第一件事引起我注意的，就是每天升挂的国旗，今天仍然的整个送到旗杆上去。每天对他太不注意，今天不知怎的，格外显得凄惨。我们忍不住了，找到学校主任去。他骄傲的答复道：“你们真太幼稚了！以往降半旗是错误的，这是形式上的事情，太没关系了。”所好这是在一个教育机关，要不然，准有人要疑惑到他是敌人的走狗了。以后得来个消息，二年级的主任辞职，因为学校主任不接受他降半旗的意见，他觉得连最末的追忆的寄托都不能存在，他良心上过于痛苦。这总算一位有心肝的人！
我们在班上秘密的开了个纪念会。你可以想到这种情形吧，这里不是东北而是未亡的华北。当“九一八”发生以后，常听说东北惨酷的事情，这次已经让我们亲身尝到了。
静默时，我们的热泪在眼里滚来滚去，脸上手上好像被火烤着似的。我们四十几个人几乎都没有呼吸了。暗中有人呜咽，我不敢抬眼去看，恐怕我的泪要滴出来。
静默毕，一位同学站起，满脸泪痕，他呜咽得说不出话来，他的泪滴滴的掉下来，我把头俯在桌上了。只听他枯苦的喊叫起来：“谁欺骗了我们！”他呼号得更厉害，他告诉了我们许多被开除后的同学仍然在大众里面工作，他们都很坚决。我的泪已经蕴湿了我的衣袖。
黄铃。九，一八夜，天津
读完了黄君这一封短短的通讯后，我流下泪来，同时想起同日上海的街头浴血，亡国之痛，已不是限于东北和华北了。黄君！连半旗都不敢下的，并不只在天津的你们的学校，你听了这消息后，你不要过于伤感罢？人民的忿怒，人民并未忘记“国仇”，却是全国皆然的。恐怕大家的容忍真的到了尽头了罢！在这忍辱的过程中，知识者间也出了你们的那些“先生”，也不是偶然的。不必悲观，我们好好保住自己，留为他日在民族战场上效力罢！这日子一定不久了。
枪口余生
我于九月初旅居柏林的时候，连接家中函电，谓母病甚危，望速还家。我当时非常焦急，恨不得立刻到家。虽然明知道从西比利亚过东三省回国有些麻烦，不过因为当时心急，不得已仍然择了西比利亚的一条路——因为如此只有十二天即可到家。（以下有删节）
九月十七日夜间至满洲里，未下车以前，旅客们的护照即被某国人收去了，说明日早晨七点半以后即发还。海关上检查行李的职员以及招揽生意的旅馆，都是某国人，使我立刻发生了一种不快之感。
第二日早晨火车十点开，我早饭后在那个小城里略看了一下，即回到车站的检验护照处去领我的护照。原来那里还只是过境护照签字处呢。因为伪国在各国皆无公使领使之类，所以护照签字必须在伪国境内的车站上，当然他也要取签字费。护照处有一位中国人，其余的都是某国人，在一列的桌子上办公。最后的一位似乎很重要，对一切旅客都盘问周详。轮到我的时候，他看着我的护照，忽然发出了一种暴躁之音，我以为或者我把表填错了，只“唯”了一声。他仍然咆哮作声如前，我亦不知其意，旁边坐着办公的那位中国人说：“办公室里不须戴帽子！”虽然和我一同去领护照的欧美人也有戴帽子的，可是我想在那种空气之下最好不和他争辩，于是我道了一声“对不起”，便把帽子脱下了。那位咆哮作声的某国人，问我是那一省，我答是S省，他好像说S省人为什么不知孔子礼呢？说着便用钢笔在一块纸上写了四个字“孔夫子礼”。呜呼！这种慢无礼貌的野蛮动物，还口口声声的讲孔子礼，孔子有知，必为厉鬼以击其脑！
“九一八”的早晨到哈尔滨，晚十一点才有车南去，我有一天的工夫在哈尔滨勾留。不知怎的，哈尔滨又有一道海关验行李，验护照。那位验护照的似乎是白俄，一见中国的护照，便须留给某国人去看，似乎他不能作主。哈尔滨分“道内”“道外”两区。道内的街道略整齐些，完全是某国的商店；道外拥挤着一些中国的商店。各政府机关皆悬旗，大概是庆祝“九一八”，一边是日本国旗，一边是一面黄旗，上右角为红蓝白黑。那晚上正是哈尔滨防空演习，七时半以后全市无灯火光，我在车站的候车室里，时闻假警号及假炸弹声。阅伪报始知防空演习为三日：九月十七、十八、十九。报纸上满篇都载着华人如何乖戾，友邦如何奠定东亚之和平，全市黑暗之美丽，统制灯火之成功等等。
过长春（即伪新京）未停而至沈阳，一到沈阳，我的感情便略松快了一点，因为各处中国人都很多，从市面上看依然还是我们的旧山河。
从沈阳到山海关的火车上也比以前痛快些，因为那列车队长是中国人。乍从蛮横无礼的压迫之下而至奉山铁路，不由得使我好像到了久别的祖国，车上的气氛以及车外的风景，都是十足的中国风味。
从沈阳开车以后，我便觉得好像已经逃出了蛮横无礼的地带，而入了中国的实际势力之下了。我与三位德国人正在闲谈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位美国女子（她同我一同从欧洲来），很着急地说他们四人（三美人，一奥人）的行李在沈阳大概因为时间太晚没运到车上来，他们日用急需的东西都在那些箱子里，行李过山海关要检查，他们又不能住在山海关等着。她很焦急，请我给她作翻译和行李车上交涉。到了山海关的时候，他们又要求我和他们一同到海关上交涉。
待了些时，我又到他们的车上，见一位某国人用英语对他们解释，说今天某国特别宽大，对于旅客特别表示好感，给旅客们特别方便，行李不检查了。那三位美国人与一位奥国人便手执他们的行李票，问他们的行李未从沈阳运来当如何办理。那位某国人似乎也没听懂，仍然说今天行李不检验了，特别优待今日的旅客。……我便对那几位欧美人说：“你们不必和他（某国人）交涉，车快要开了，最好速与国际观光局交涉。”他们都很同意，而那位某国人更觉得没面子了。他便转过来温和地问我：“你是什么旅行公司的？”我说：“我是旅客。”“你到那里去？”他问。“我到T城去，”我答。“你有护照么？我是此地的宪兵司令，看你的护照。”我便把护照拿给他看。他看了护照之后，勃然作色道：“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么？”几个欧美人见他那样凶狠，便站在我们的中间，他竟拿出要动武的样子来。那些欧美人莫名其妙，都问他怎么一回事。他怒气冲冲地说我侮辱官长，我的态度傲慢，一定是共产党。我用英语回答说：“你并不是我的官长，你不应该随便给人加罪名……”他于是乎更怒，冲开中间的欧美人，抓着我的衣服便想往车下拉，那些欧美人一齐拥上，大家皆甚惊慌的样子，把我们拉开，劝他下车去。他一面拉我的时候，一面说：“我在此地有绝对的威权！可以拘禁！可以枪决！”
沈阳到北平的通车在山海关中伪交替，当我与某宪兵司令抗辩的时候，中国护路警察已经登车了，在我们的旁边就站着一位身材高高的中国警察，可是他只是敢怒而不敢言。我想那时车已经快要开了，中国一定早已接收完了，可是新换的中国车队长并没敢露面。中国不抵抗，我很明白他们也没有办法，不敢和蛮横无礼的东西讲理，所以我也不怪他们。我和某宪兵司令闹过了以后，万分亲切地感到国家的重要，而且万分亲切地感到中国不抵抗之非策。我在山海关的那四十分钟，好像一人只身陷入于野兽的窟穴，毫无国家的依靠，毫无公理或法律的保障！
我此番经过东三省虽然受了不少的波折，可是加深了我许多对于某国的认识，也影响我的政治见解以及将来的事业。因为自己学哲学，对于人类的社会或政治问题，总是为人类全体的福利着想，向来未充分注意到国家或民族斗争的必要。经过了此番旅行之后，我才能深切地了解抗敌之必要，抗敌之急需！人类总应该是有理性的，可是你陷于凶恶的野兽的窟穴以后，只得和它拚个你死我活！
弟云桥敬上。九月卅日。
云桥先生是我在伦敦时很敬佩的一位同学，他受此侮辱，在车上一夜睡不着，一到天津车站，就在候车室里写一短信给我，说经过山海关时几被某国所谓宪兵司令也者拘留枪决，幸赖欧美旅伴力救始免。我急复一信慰问他，并请他把经过详情函告，这是他的第二信。
我觉得这并不是云桥先生个人的遭遇，这个事实的后面，是伏着一种笼罩着全中国每一个人的黑影：在被奴化的国家里面，每一个国民所难于逃避的侮辱，而且这件事只是侮辱的开端，或侮辱的小焉者，所以云桥先生的这封信，很值得我们的深刻的注意。
梦
我是一个生来惯会做梦的人，尤好做那不安分（？）的梦。在我十七岁时，刚从初中毕业出来；那时正是民国十六年夏季，革命势力已卷到了我的故乡；我止不住我心头上的青年之火的狂炽地燃烧，便投身到革命的队伍里。先是游行、宣讲、欢迎革命军……后是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后来局势比较平静了，便在县党部里担任了秘书。那时党势赫然，满可夸耀一时了。但是，我的心，随着革命热潮的低落而平静下来。我便深深地感觉到自己的学识不足，能力过差。——一个初中毕业的十七岁的孩子，怎能做起大事！实在，遇着很多的事情，常常不能做得如自己心里所想像的那么好。我便开始做着新梦——最低限度，应求自己再受三年中等教育。自此，下了最大的决心如此做去，虽有同志们的挽留，家庭中的不表赞同，我都置之不理。后来，总算是有了幸运，于民国十八年冬季里，考入了××中学的高中师范科。当时，我快活得流出泪来；我认为我的前途从此开展，将有无限的光明。
因为自己始终未甘自弃，勉力以求；又因为得到几位贤明的老师苦苦指教；三年的光阴过去了，自己竟也获得了几许长进。在民国二十年冬毕业以后，幸蒙当地人士的爱护——其实是拉拢——委我做县立小学校长——一所完全小学，——在这个小学里，服务一年之后，深深地感到校长的职务，真是责重事繁；自己的经验不足，好些事情不能做得使自己满意。因此又发生了新梦：梦想能到一所规模宏大的小学校里去，同别人学些经验才好。后来事有凑巧，一个省立师范附小托人请我。当时我便毅然决然地辞掉了校长的职务，接受了附小的聘约。——这本是我衷心所梦想的事啊！
在附小一年之后，又有了新的感觉：天下老鸦一般黑，所谓省立附小，不过班级较多，经费充裕而已。谈到其他一切，也不过敷衍门面，那能说到真的办教育？（中略）在目前这种不合理的教育理想和制度之下，做着教书的工作，又是多么苦闷的事啊！——内心里的苦闷啊！我并想：“在此国难当头的国度里，在此年富力强的青年时代，做小学教员就是唯一重要的工作吗？就是唯一适当的工作吗？”我想到这里，便陷于不可知的深渊里。
后来，与知己的朋友通信，曾谈到了这个问题；可喜的很，接到了一个使我萌生转机的回信。信是这样写着：
“……我早就这样想着：果真有一个人，具有锐利的眼光，沉静的头脑，周密的思想，和灵活的笔调，大可在新闻事业上谋发展；因为这种事业，一方面为社会国家尽了服务的天职，一方面也不至于限制住了个人的进益，而且或有很大的帮助——对个人进修上与成功上。吾兄曾否这样想过？吾兄的条件之如上所述者，无一不备，我以为别路皆不可走时，吾兄对此路可加以考虑。最近戈公振先生之死，又引起我对于此事的垂涎；戈先生不就是走向这条路而成功的吗？他连中学还没有进过呢！起初任《时报》副刊主笔，后任总编辑；以二十年的努力，竟有如死时的成就，不可谓非良好的榜样！……”（下略）
书平。 二五，九，十。
我们看到书平先生的这个“梦”，想到他那样逐步求前进的情形，很觉得有兴趣。古语有所谓“学然后知不足”，其实我们可以说“做然后知不足”。努力做而感到不足，学起来才会真正有所得，因为这样才是自动的学，满足迫切需要的学，不是被动的敷衍的学。
书平先生问起做教员是不是唯一重要的工作？是不是唯一适当的工作？倘所谓“唯一”是说除了教员以外都没有重要的工作，这当然是不对的，我们对于这个问句的答案当然是个“不”字。可是我们不能否认做小学教员确是一种重要的工作。至于问：除了教员以外有没有其他也适当的工作？这却要看个人的特殊的兴趣和能力，不能在工作本身得到单面的判断。“一方面为社会国家尽了服务的天职，一方面也不至于限制住了个人的进益……”这并不限于新闻事业，就是做小学教员，也可具有这样的条件。
我的意思并非反对书平先生改业。倘若他果觉得自己不宜于从事小学教育而宜于干新闻事业，当然是可以改的。至于入手的方法，很难有一定的公式，大概不外两途：一是寻得了新闻界的职务，在职务上训练自己；一是先尝试写作，从投稿做起，也许可从这里面得到相当的机会。戈先生就是用前一种方式开始工作的。
我个人很惭愧，至今还说不上什么“成功”，我也说不出什么秘诀，只是尽我心力干去就是了。这不是上海人所谓“卖关子”，实际情形是这样。
谋生与屈辱
我有一个穷苦的然而思想很前进的青年朋友，最近在生活上发生了一个难解决的问题，这问题经过好几个知己朋友的缜密的探讨，但是无论怎样，都得不着一个比较适当的办法，现在提出来想请求你给我们一个满意的解答：
他的父亲在三年前跌入了失业的队伍里，三年来一家六口在穷困中挣扎着，不用说，我的朋友当然也跌入了失学的队伍，后来他好容易在一个商店里抢到了一个低微的店员的位置，月入十余元。他便把这十余元全数交给家里。在这生活高昂的都市里，这几个钱那能维持一家六口的生活呢！于是借债、恳助，能走的路子都走到了，只能在忧愁与苦恼中慢慢的度过了一些岁月。到现在，这位朋友的低微的位置也将不保了，因为过分的忧虑损害了他的健康，他的红润的两颊变得憔悴而苍白，活泼的动作变成迟钝呆板，因此，也就妨碍到他的工作，店里已对他下过好几次警告，他虽努力克服这些客观环境造成他身体上的许多缺陷，但主观的力量竟敌不过这强大客观力量的压迫，如这状态再延长下去，他恐怕也不免于跌入失业的队伍。
（以下有删节）目前我这位朋友的一家生活已极难维持，债台高筑了，借也无处去借，恳助也无处去恳助，十几岁的弟弟和妹妹站在面前，他们只认识几个有限的方块字，吃饭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教育问题自然无从谈起。
他有一个亲戚，很有钱——是在旧军阀时代从民众身上刮来的，前些时也曾帮助过他们一些的金钱，但我们知道“为富”者往往都是“不仁”的，他们根本就把穷亲戚丢在脑后。最近这位朋友觉得实在不了，就又写信去请求他帮助，信去后，接得他的一封回信，然而是空的。那信里说：你们穷我是很知道的，我也不会忘掉你们，我也愿意补助你们，但是有个条件，你们得服从！什么条件呢？说来令人又要气又要哭，他说：你的母亲必须与我住在一道。
起始看到这封信，朋友认为是笑话，是侮辱朋友，他母亲却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诉起怨来了：“不是开顽笑，是真话，这老鬼已经不止向我表示过一次这样的意思了。”母亲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朋友后，便坚决地表示了自己的主张：“我的儿子已经这么高这么大，我这一生就为了你——儿呀！为了儿子的体面，我不能再嫁任何人，我要为儿子的前途打算！”
朋友听完了这段话，呆若木鸡，不知所答，跑来和我商量，我又拿去和另外几个朋友商量，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吃饭与贞操”的问题。顾全了贞操与“儿子的体面”，朋友只得和他的母亲商量商量准备一家六口同时投江自杀；若要还在这人世间生活下去，而且朋友还愿意做一个变革社会的工作者的话，那么，只得恳求他的母亲“屈辱”一下。我们为朋友找出的路线只有这两条……（下略）
王卓夫谨上。十，三，南京。
王先生所提出的这个问题，还不纯粹是“吃饭与贞操”的问题。如果他的那位朋友的母亲真是爱上了一个男子，决意另嫁，这应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不应引起什么贞操问题。现在那位很有钱的亲戚却是要凭藉他的几个臭钱，强迫那位朋友的母亲出卖灵魂，这是最卑鄙可恶的行为，我们绝对不赞成她屈伏于这种卑鄙的压迫。而且这种卑鄙龌龊的东西绝对不会有信义的，就是她自甘“屈辱”了，和那个狗东西“住在一道”之后，不见得他就真肯顾到她后面所带去的一大拖人的生计。
就一般说，经济问题是和社会问题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在社会问题没有得到“完满的办法”以前，个人的经济问题实在无法得到“完满的办法”，只有就个别的特殊环境努力实行可能的办法。像王先生的那位朋友，既有“好几个知己朋友”，这“好几个知己朋友”应该多方设法，把那位朋友的“十几岁的弟弟和妹妹”分别安插到可以吃到一口饭的工作处所，就是做些粗工，不拿钱，度过目前难关，缓缓再想其他办法，也是一时的救急处置。如能使“弟弟妹妹”勉强做些粗工，混得一口苦饭吃，剩下父母两人是比较易有救济办法的。那由“好几个知己朋友”每人每月勉力凑出一些，也不无小补。同时这“好几个知己朋友”还应该常常劝劝那位朋友，思想前进的人对于现状的愤懑是免不掉的，但是如能这样勉强布置一下，就只得勉抑“过分的忧虑”，否则徒然“损害了他的健康”，于事丝毫无补。
我们不知道那位朋友的详细的具体的环境怎样，所能建议的只不过如此；倘有读者能想出更好的解决办法，我们很愿意负转达的责任。
同时我们特把这书信公布出来，也是要显露社会上穷苦状况已到了什么地步，希望由此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惨 死
我的一位小朋友惨死了。我去年冬天离开故乡，那时也正是她由高小毕业后赋闲半年，为着生活而到纱厂里去当女工，以后我们常常通信。她名义上实在是我的学生；每次的信总是老师老师的称呼，这样我是常常以老师的资格去指导她；不，她常常告诉我许多她的事，她的生活；要我来替她解决。我知道她是入的摇丝间，这工厂仅有八千元的资本，所以什么都是站在刮上，以生命换取他们的资养，每日十二小时，工资一角五分！这样的劳动，这样的代价啊！同时她们两个月里才能出来一次（凡工人一律住厂），每日总是在棉絮窒人中生活，啊！这样的生活，叫我是实在不能耐：牛马的生活啊！还有件可怜的事，管班的衣服，是要她们轮流洗涤，这当然是没有代价的。这样她是一天天的羸弱下去。她说她要离开那里，而且她的痰也带红色了，恐怕不久于人世了。我每次给她的信，总是要她安于现实。我现在是害了她！她的死，不是死于她的病。先生！真的我要流泪。据来信说是十五的那天早晨（由工伴的报告），她下班以后，就死在井里，据说是管班的要侮辱她，她不从，又恐因此触怒而失业，所以跳井而死了。当时还没有知道，到十六日下午，方发现的，随由厂方通知家庭具领。该女的父亲，是十足的乡下人，想要起诉，但又无证据，是的，现在只有忍心具领了！（下略）
小婴敬上。通州十，廿一。
这信里所说的事实，谁看了都要愤怒的。但是据我们所知道，这类惨痛的事实并不限于小婴先生的故乡。这类事实固然不会发生在劳苦大众的国家，就在欧美改良主义的国家里也还不致于哭诉无门，一至于此。但是在改良主义还说不上的国家里，情形便不同了。
这类惨酷事实的铲除，不是枝枝节节所能有效的（虽则在可能范围内，我们仍不应该轻轻放过，例如上面所说的事实，如能设法寻到人证物证，还是要设法严惩的）。根本的办法还是要不愿这类惨酷事实继续发生的人们，下更大的决心和努力，用集体的力量把黑暗的社会变过来，变成不容许有这类惨酷事实存在的光明的社会。
小婴先生因为劝她安于现实，觉得是害了她，这诚然是极痛心的话。但是如当时小婴先生不能替她介绍一个较好的啖饭地，也是无可如何的。因为这类惨痛事实的根源是在整个的社会制度，个人的救济力量是很有限的，虽则个人在可能范围内还是要尽他的最大的努力。
追逐异性
救亡运动的开展和过程，是抵押了无数的头颅与热血；而且还需要这样毫不迟疑的抵押下去。我们纵观救亡运动的面影，我想谁都不会否认它的伟大性，历史性。虽然它扩展增长的势力也微弱得可怜！但我们不能仅计及这一点便抹煞了它全部如小孩子般成长的力量！
它虽则蓬勃可喜，但毕竟敌不住哺育它的人们——作救亡运动的人们——的冷淡了！冷淡的原因当然是那些人们的思想消极了。这并不一定说环境把那些人们制造出消极了（固然为此的也不敢说没有），但大多数的人却为了两性更有接近的机会而放纵情感了，于是学生救国会的办公室便作了两性临时的谈情地。——我不是说作救亡运动的人不能谈爱；但事实告诉我们说：十之八九作救亡运动的人，若一经谈爱，便毫不顾惜的抛弃职务而去享乐了——或又谓消极亦无不可。即或尚有人能勉强支持职务的残局，但那也不过形式上的敷衍而已！
有一次我到清华，一个从不说谎的同乡告诉我说，他们学校作救亡运动的男女大都成双配对了，在花前月夕携手谈情——或则两性由私人感情而探讨救亡运动职务进行，那也未尝不佳；但事实上证明了两性感情一经“情爱”的融洽，便褊狭的尽量滋长享乐的寿命；什么使命、任务、国家存亡，在他（她）们是不会想到的。所想到的大约不外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爱绵绵无尽期”罢。（下略）
王镛。十，廿三晚，于华大。
一经谈爱便抛弃对于救国的任务，这诚然是很大的错误，但是这种错误不是不可以纠正的；只要把这种错误纠正了，爱的本身是不必反对的。从另一方面讲，由同志而成爱人，不但不该抛弃对于救国的任务，还应该互勉互助，更努力才是。
我们希望陶醉在爱情而忘却救国任务的人们，对于王先生的忠告加以深切的注意。
我的外交
大约在两个多月之前，我们机关上突然多了一份“伪满新京”的《盛京时报》。这报的内容，多是歪曲的，带煽惑性的新闻和评论；及左抄右袭的副刊。这使我大大的惊异：为什么要定这种报纸呢？
经过多方的探询，据说这是我们院长的意思。而院长却是由某市政长官的介绍，及盛京时报社的要求（干脆一点是强迫），而“欣然”允诺定阅的；而且“慷慨”的定了三份。我们这份就是院长派阅的。我不得不赞叹“邻友们”的无孔不入的“亲善”政策！（中略）
我没有用摇尾乞怜的酸相及哀求的声调去交涉，先令送报的停止送报。几天之内，并没有反响。我想：“他们会甘心吗？”
果然，大约双十节前后的某天下午，我们办公室走进了一个××人和中国人。××人神气活现；进来就板着面孔，毫不理会人，摘下帽子向桌上一掷，在皮包里抽出一张“盛京时报记者”的名片，轻藐的递给我，随即使劲的坐下来。我恍悟了来意，于是和缓的解释说：“我们的经费很窘，无力看许多报；而且，院里和我们机关是无界限的，他们既定了两份，我们也可以借阅。”那位中国人翻译成×语；××人显然发了恼怒，态度更变得凶恶。（中略）他点头冷笑了一阵，又和翻译说了些话；翻译告诉我：“吉田先生说：‘你们经费既窘，为何定这许多中国报呢？就算是实情吧，你们也可在这些中停去一份，添上我们的报啊！’先生！看透些！面子事！省得添麻烦！”他表现一付小汉奸特有的风度，补充了自己的意思。我气愤得有点发抖，竭力抑止住怒火，然而不免愤愤的说：“对不起！贵报内容很好，可是我们没有看它的必要。”翻译有点发慌，他似乎怕译出来要发生僵局；而××人却努力做作出一副凶恶得无以复加的表情在等着答复。于是翻译又不知咕噜了几句什么，都拿起帽子愤然走开。临行，翻译带着不屑的口吻说：“好！总有办法的，再说吧！”我用将要冒火的两眼目送了他们出去。
我正在为我的外交胜利而快慰，却有人替我担心了：“老郭！当心些！人家不至于甘休的呀！”我回答说：“放心！至多派几个兵来捕去把我打一顿吧，决不至于用对国货售品所的方法来对付一个堂堂的机关！”（天津北马路国货售品所因为售太阳牌洋伞而至被×方捕去店员，并且将该所查封。）
万幸！到今日为止（只说到今日为止），我没有被捕。然而，当我听说塘沽、天津地方法院塘大分院的房屋被××宪兵队强占为办公处的事实，我觉得我的估计太轻了：尽给人家横行无忌的欺侮下去，终有视查封一个机关为一件小事的一天呀！
茗柯上。
华北在侵略者压迫下的种种方面的“奴化”，这种惨痛的事实是一天天严重起来了。文化侵略也是侵略者一个重要的策略，煽惑和麻醉的报纸当然是他们的一个重要工具。用威吓手段强迫多定一种奴化的报纸，这还只是开端，倘若我们对于华北的危殆局势不下决心作根本上的挽救，恐怕一般人民都只有“奴化报”可看了！茗柯先生的爱国精神固然可以引起我们的深深的敬意，但是那个“记者”的后面是有着整个侵略者做靠山，要始终拒绝他的要求，个人的力量恐怕还是不够的。我们以为遇着诸如此类的无理要求，应该和当地的爱国团体及舆论机关联系起来，暴露敌人的黑幕，造成集体的反抗力量。
纱厂工友们的呼声
（上略）我们这许多的工人，都是在日商纱厂里做工，自九一八、一二八以来，厂方藉口销路停滞，生意不好，实行压榨工人的手段：实行减裁工人、降低工资、增加工作时间、以及不时的殴打，开除工人种种的虐待，无所不至。然而我们还是这样的忍气吞声，很服贴的替它作牛马，因为我们是要吃饭啊！
现在市面虽然还在闹着不景气，但这时纱布的销路却反而来得格外的畅销，并且最近厂方将每月四个星期改为三个星期，这可以充分的证明厂方的生意是太好了，然而厂方不但不恢复从前的待遇，却反而加紧地增加工作时间。我们一方面因为厂方不能恢复从前的状态，一方面因为我们处在生活程度这样高的今日，生活的压迫，差不多使我们连气都透不过来，因此我们便想利用这个时期怠工。厂方似乎是早已觉察，便命头目向我们工人讲：增加工资百分之五。唉！我们每人每日的工资都在四角钱左右，有的甚至还只有三角钱一天的呢？试问这百分之五的增加，于我们工人究竟有多大的补益呢？现在我们要求最少须要增加十分之一，然而我们这样的要求在无论那一方面看来，也不见得说是过分吧！何况我们还有很充足的理由呢？经一再的交涉，无结果，厂方的态度仍不肯让步，逼不得已于前日（八日）夜怠工。次日交涉仍无结果，乃全体实行罢工！唉！这是多么不好的现象啊！虽然我们也是出于不得已的啊！先生！我想您一定很能同情我们的吧？所以我们现在请先生在十五日将要出版的《生活星期刊》上能够把我们这封信登出来，并且希望舆论界一致的给无理的厂方一个制裁，那我们二万余全体的工人就感激不尽了！（下略）
沪东杨树浦日商纱厂全体工人同上。
这封信寄到时，本刊已在拼版待印了。但因为这件事的重要，所以临时把别的文字抽去，赶行插入。我们认为工友们在这封信里所说的要求是万分合理的。我们特把这封信里所叙的事实表露出来，希望能引起社会的严重注意，并希望舆论界努力主持公道。
民众广大的力量
我近来因奉政府的命令，到南洋来考察我侨胞学校办理的情形。由山打根（Sandaken）到新加坡（Singapore）的途中，我搭的船是（Davel）船。因为沿途泊埠运货，行程历七日，船中无事，只有阅书消遣。我带的书，在船开的第二日已经看完了，很感觉无聊，偶然向船上侍役（都是广东的琼州人）问：有没有小说可看？（我心想，像他们的程度，只配看看《三国演义》一类章回小说。）他答应有，马上拿给我的是什么呢？原来是您所著的《萍踪寄语》二三集及某先生编的《锦绣山河》。我吃了一惊！我问他：“你有没有看过？”他说：“看过，很好！”于是我欢喜到了不得！可说是南来一个多月最欢喜的第二个事件了（第一个是广西事件的和平解决）。一个船上的侍役，居然会赏识《萍踪寄语》，我想您知道也很高兴的。
我到新加坡后，见到《生活星期刊》，我便买来看，刚好碰见一个在中学教书的朋友，谈及您，他说：“韬奋办《生活日报》，招了十多万的股款，后来因事没有出版，把股银连利息都退还，这是最难得的操守！”
我到青年励志社（新加坡）参观，那位办事的先生极热心国事，谈及国内出版界，他骂了您一顿，说您也有布尔乔亚的罗曼斯，喜欢谈恋爱。我问他看过《萍踪寄语》第三集没有？他说没有。我说《萍踪寄语》第三集里面，您似乎不是一个拈花惹草的人。自然我不敢相信您是“古井不波”，因为我只有在文字上认识您。
我近来曾发过“假如中国不幸而亡，民非亡国之民，而官乃亡国之官”的议论（见《独立评论》拙作《行政改革的困难》），有好几位先生批评我太偏激，太悲观了。我本来是一个乐观的人，相识我的朋友大都知道的，所以我自觉偏激或许有之，悲观则未也。但我到南洋以来，我更深觉我这些议论是正确不移。（中略）我现在也是俨然官吏，我返躬自省，真是内疚神明！写到这里，我觉得近来宦海中人，有极可奇异的一件事，就是若干官吏个人的私德都不是坏的，而且有好些是好的，但他们在握有权柄的时候，做官的时候，总做不出一两件轰轰烈烈的大事，能够转移风气。虽以×××的廉洁，×××的精干，而谓今日政界空气已收风上草偃之效，则仍不免过早。这原因，固然有种种，如积习之太深，顾忌之太甚，都是；但我以为最主要的还是没有运用民众广大的力量，来做自己的后盾，或者还有畏惧民众的广大力量，而宁愿敷衍了事，委曲求全。结果民众的力量不能抬头，而委曲亦不足以求全，故私德虽未亏，而国事却每况愈下。（下略）
弟李朴生敬启。
十月二日下午十时。在新加坡。
我首先要谢谢李先生的垂注和友谊。关于我个人的事情，应当从我自己的行为上取得朋友们的信任，所以我不愿多所辩白。人是感情的动物，我承认我也不能“太上忘情”，不过到现在还未曾做过“撒烂污”的事情。
李先生注重“民众广大的力量”，这是完全对的。至于他说“民非亡国之民，而官乃亡国之官”，虽有事实的根据而慨乎言之，但是平心而论，官也不都是坏蛋，其中有坏的，也有好的，我们当分别来看，好的我们要鼓励他们，坏的我们要制裁他们。
救国组织和时事研究
我下面几个问题，希望你逐条给我详细的具体的解答。
我对救国团体的组织，因为受着国内的一些前进的杂志的指示，和我自己感觉着个人力量的微薄，实有参加一个组织去努力的必要，所以我对组织看得非常重要。跟着我的救亡热诚的发展，我们对于组织的希望也愈益急切。不久前，我们这里一个救国组织成立，我很欢喜的由朋友介绍进去。我心里满怀着我加入去了后能够得着工作，使我能够在这群体里发出我所有的能力。但是事实打破我的幻想。我加进去之后，没有甚么我所能做的工作可做。这岂不是要给与我很大的失望吗？是！我当初是非常的失望。甚至恨我们会的领袖为甚么不给我工作？先生！我们这些多理想缺乏实践的青年就是这样的呀！我的失望和对领袖的恨不久后是消失了，原因是我在《救亡情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讲着我上面所说的同样的情形。然而这篇文章只是消除了对我们的会的失望，却不能消除了我对于“加入会去做甚么”的疑问？
我不久以前对我们的会提议建立小组。我的理由，建立小组可以联络领袖和会员，而且才有机会教育他们。但是现在我自己却怀疑了自己的提议！是不是除建立小组之外没有别的方法教育会员吗？如果是这样，那末世界上许多有名的政党为甚么却没有建立小组而还能够训练它的会员呢？这究竟是用甚么方法呢？
最近这里的侨校联合纪念“九一八”大会上，通过成立全菲救联会，但他们的办法是要各界的救国会先成立，然后才成立救联会。我们的会接到他们的信，即要求我们这些店员们发起筹备店员救国会。
先生，你看我上面的一些疑问，也就可以知道我的学识和经验了。我的同志也和我差不多，像这样我们怎样能够负起这责任呢？我们就不晓得怎样组织？组织后怎样？做甚么？怎样给会员工作？维持会员同志的热忱？怎样拟制适合店员的章程和纲领？我们这一切都不晓得。我们想，就是做也做不好，但是我们为着要使救联会的早日成立，救亡运动的迅速展开，因而又认为非勉强做不可！所以我再将这些问题写下来请先生指示。
怎样研究时事？在过去我是看过许多指导的文章了！不过因为它所指给我们的方法是太抽象，比如他教我们研究时事的要记得甚么甚么的基本对立，甚么转变，此外没有甚么！先生你看这能够给我甚么研究的方法呢？本来对于时事的研究我就感觉着重要。而在现在我却更觉其重要，非研究不可，因为国内虽常常在指示我们，但因为隔离太远，常常必须一个多月。所以我们对于一件时事在自己不能看出真实面目时，我们竟无从下判断。比如近日此地的报纸登载着政府对日的政策，竟和从前大不相同，好像是要抗日似的！但是我们却无法断然确定实际怎样。像这样的例很多。如果我们竟不能够迅速的辨别出这消息的真面目来，假使有人问起来，我们怎样回答呢？研究时事我是认为非常重要的，我希望你能够给我一个浅显的具体的指示！
我对于社会科学同哲学这两方面的书，看了实在不少。但是遇到这些实践上的难题却无法解决，这实在使我非常惭愧。原来我竟是读死书！否则怎么会这样呢？
王义。十月十三日。菲律宾。
我们看到这封信，最感到欣慰的是侨胞对于救国运动热烈和海外救国运动的积极的发展。关于王先生所提出的三个问题，现在分别答复如下。
第一是救国组织的工作问题。救国组织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多少是无定性的，和寻常办公室里的那样有常例可循的呆板的或固定的工作不同。这一点我们先要弄明白。救国组织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教育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有必要时动员民众做宣传和推动等等的工作。这里面又可分为临时的和经常的。大概说来，经常的注重主观力量的培养，例如分组研究时事，讨论上级干部传授的救国政策，提供本组同志的意见，传达到上级干部；或由各组根据讨论的结果，提出建议交给上级干部考虑。各组的经常工作并不一定限于内部，可就各个的特殊环境和能力，用种种方式深入社会里去，如组织民众歌咏会，工人补习班，或学徒补习班，或其他可以于无形中组织民众教育民众的工作，方式尽管不同，所做的工作看上去尽管是很和平，直接间接都可以和整个的救国运动配合起来。即在一个三家村里，能设法减少几个文盲，促进看报和注意时事的兴趣，渐渐唤起他们的民族意识、救国热诚也是值得做的工作。
主观的力量培养到相当的地步，遇着客观条件的要求，便可动员民众参加更显著的直接的工作，例如游行示威，广大集会，或其他的集体行动。（当然，在这类行动中也就随时可以培养主观的力量，因为民众可在实践中获得种种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组织民众和教育民众的工作真是做不完，我们要注意实际的环境需要和随时随地的利用机会，要有坚毅耐苦的精神，作继续不断的努力。关于组织方面，小组是需要的。（救国的组织不就是政党，即政党也有小组的。）
为篇幅所限，只能大略谈一谈。如有更具体的问题见示，我们当再竭尽所知奉答。
第二关于时事的研究，我们要有继续不断的注意，因为一件事的发生，不是突如其来的，如果我们对于这件事的以前的经过和线索没有过继续不断的注意和研究，是很难明白它的真面目的。同时关于历史、地理，及一般的社会科学都要有相当的基础。关于学习研究法方面，有金仲华先生著的《国际新闻读法》，和张明养先生著的《时事研究法》可供参考；关于研究时事的基本知识方面，张明养先生著的《世界知识读本》可供参考；还有金先生著的《国际政治参考地图》也可供随时参考用的。
第三关于社会科学和意识的联系，要注意从实践里面对当前现实的体验。我们要把所知道的原则用到周围的实际问题，在运用中学习，渐渐的对于解决难题的能力自然会增加起来。
阿 静
这是一件值得让我来一讲的事实：原来我的邻友阿静，她是个怪可怜而且又很可敬的姑娘。她在幼年时失去了爸，一直跟着妈，以刺绣所得的钱来过活的。那知晚近几年来，因在他们的邻村里盗匪蜂起，兼之农村破产的波及，不得安生。适在那时，她妈的一位朋友，似乎是好意，来哄了她的妈，说是他可以介绍到上海去。把阿静做舞女，好赚大钱。她妈听得了“大钱”二字，不由地心花怒放，便决意依了那朋友的话要动身；然而阿静因听到要做“舞女”去，便坚决反对，致急坏了她妈，病的几乎要死。阿静本来是个好女儿，她见她妈为了她，病的这样重，就忍耐软下了心，应允了母亲，待母病痊，就跟着那位朋友来上海做舞女。
哦！阿静，她加入了舞厅，到现在快将一年了；她妈从没见过她有些笑脸，反有时听她在睡梦时的呜咽哭声。又只见她每晚上要上舞场时，涂抹了胭脂，换上了她所讨厌的时式衣服出门去，直到隔日天将亮未亮舞完时回家来，也总是见她仍换了旧衣，洗净了脸上香粉胭脂，便拿了书默默地看，或写写字；每天只睡上五六小时，只是手不释卷的。她老人家看见这种情形心里好像有所领悟，领悟她倒是个有志气的女儿，便对她说：“阿囡！我是明白了，只为的是金钱和时间不允许你；但你既有这般好志气，便由你每日抽出些时光去读书罢。”于是不久阿静就进了一所补习学校。
说来也奇怪，原来阿静从此快乐了，也有笑涡显露在她的脸上了，她妈是当然喜欢个不得了。她每天下半日去念书，晚间仍照了规定时间去伴舞。她是意志坚强的姑娘，上舞厅和入学去时的装束和态度，完全不同。读书去时，精神是百倍，态度庄严，寡言笑，既不涂脂抹粉，又服装朴素，上课时静心用功，师生都称赞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因此在考试时，竟给她获得全校之冠，而人家还不知道她是个可怜的为经济所压迫的舞女啊！她要上舞厅时，就要显出好像忍受了侮辱，而又不得不去的样子。她虽也迫不得已打扮和其他的同伴没有两样，且也能和舞客谈笑自若；但她的内心仍是纯洁的、高尚的，谁也看不出她是个有志气的、前进的女学生！
并且，现在阿静更厉害了；她在白天里已进了沪西某女中的初中部了，她除了早上上学和下午放学的两头，共计只能睡眠四小时左右以外，其余的，半为着要维持母女俩的生活而上舞去，半为了她志愿的奋斗而去求学的啊！有时我见她这样辛苦，便对她说：“你何苦这样呢？”“不，我要克服这个不平的社会。”你想，她这句话的意思是多么深刻！她现在才十六岁呢！而她真不愧在和她处在同病相怜的境遇的她们是个模范新女性！
朱光。十一月，八日。写于沪西。
这位阿静女士虽可以佩服，但是每日睡眠只有四小时，这除非体格过人的爱迪生曾经无碍地做过，在常人的体格是要损碍到健康的。这当然是出于不得已，但是这样持续下去，学识也许可以增进多少，身体恐怕要弄得很坏，所以我们认为还须极力做到相当的节劳。
至于说“克服这个不平的社会”！这当然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办到的，更不是仅靠个人的这种刻若的行为所能办到的。很显然的，阿静并未曾“克服这个不平的社会”。我们要共同努力使社会上没有这样不平的事情存在的可能，那才是“克服这个不平的社会”。
怎么回事？
我所在的中学是江苏省立中学里尚称有一点名望的，校长在纪念周中对全体学生讲演青年人的问题，附带警告学生们不要看思想反动的文章，把先生及章乃器先生等当作毒蛇猛兽看待，说是危险的东西，不可与他们接近。说是毒物，吃了将要引起生理上的反感。除劝说外，更加以警告，恐吓，说如有再看的被发现，他要不客气地对我们加以制裁，或是先请我们回家去，不许再在这里读书。
学生们向来爱看的，仍是在看。学生们向来不大看先生等人著作的，这样一来，倒反因好奇心，在搜索着看了！这本算不了一回大事，但是这件事情，倒确是含着很大情趣的，确是属于隽永地简短新闻，特来向先生报道。先生对此事如有感想欲述，不妨发表一点意见，给我们青年领会领会，尤所感盼。
读者王盈上启。
十一月，九日，镇江。
我们很感谢王先生的这样诚恳的“报道”。我对这件事的感想和王先生一样，就是发生“怎样回事？”的疑问。章乃器先生的言论，有他自己负责，用不着我来做辩护律师。据我所知道的，乃至一切热心救国同胞所知道的，他是一位非常热心于救国运动的人。至于我自己，向来言论公开，主张全国一致团结御侮，这是怎样的“动”，读者自能明白，我也用不着多说。
当然，我们也有一点要自责，要自己感到惭愧，就是怎么还不能使这位校长了解，使他知道中国人都该努力救国，救国的事虽要依各人的能力干去，但是并没有毒，也不会引起什么生理上的反感，这样也许他便可大胆放心，也要毅然来参加救国阵线。所以我的结论是我们还该格外努力，并希望王先生和许多同学们都要格外努力。
以血泪的私蓄贡献国家
同事青浦人方君今年二十岁，在十六岁时初中毕业，同年就到上海进了一家小板木行里，做一个每月只有小洋四角月规钱收入的学徒，到今已有四年多了。在这漫漫的四个长年中，他没有回家过一次，同样他的因经济破产困居在乡的父母，也没有来看过他俩唯一的儿子或寄一件衣帽之类的东西来。
据方君自己说：第一年到上海是棉衣裤过冬；第二年棉的破了，二件单衣裤过冬；第三年人长大了，衣破完了，由一个师兄送了二件衣服过冬的。去年到我们这里来时，一条单裤一件夹袍子已过了半个严冬！
到这里来后，虽有较多的收入，但他仍不肯用它。过冬的棉衣还没有买，日重一日的毛病——咳嗽——不肯去医治（他不肯去的理由是在单衣多病中已挣扎过了四年，仍不过“如此”之故），所以已节有十多块钱的私蓄。
近日在报上看到一日运动，他就毅然决然将这十多块的血泪的私蓄去贡献给国家。同事都以为他近来咳嗽增剧，亟须医治，而且家中晨愁夕餐的老父也写信来，似乎向他诉过苦，应当将这钱去看病或寄一些回家去（他不大寄钱回家），并解释救国效力之时日长，身体要紧，强固的体魄是一切工作的先决条件，这种毁坏了能更多贡献国家的身躯，节下微少的金钱捐助国家，是一种曲解了毁身纾难的举动。老实说，像方君的情形，在上轨道的国家，是国家应当补救帮助他的。诸同事只敬佩他的爱国热肠而不同意他的这次举动。
是的，方君个性很强，他认为对的事他就做了，从未考虑过（不要说听）别人的意见。他对这次做的事说：“我现在所做的事是现时期每一个国人当迫急去做的事，其余的问题都没有比这更重要迫急的！”（下略）
宗棠上。十一月八日
方先生以血泪的私蓄贡献给国家，这种爱国的精神，实在是可歌可泣的行为。这十几块钱，在他是血泪的结晶，他把这血泪的结晶，慨然献给国家，这里面所含蓄的精诚，实在不是表面上任何物质的数量所能测量的。我们愿在这里郑重表露出来，表示中国有这样的爱国国民，必然有光明的前途。
不过同时我们却也不能不想到方先生的病。他自己以为挣扎了四年，一定还可以挣扎下去，这当然是错，因为病症日深，更难医治，所以我们当然要劝他赶紧就医。倘若方先生已决定把私蓄贡献给国家，敬重他的各同事和厂里的当局应该另外想法协助他医病。倘若觉得个人的医生医费太贵，可酌往相当的医院门诊，比较可以省费。
我们最后要对方先生和宗棠先生的以汗血钱贡献给国家的朋友们，致最诚恳的民族敬礼！
热血沸腾的时候
我从前因为向真理的追求，引起家庭的不满，乡里的仇视，在封建压迫重重的包围中，在旧礼教的势力下受尽了亲友的咒骂。使我这重受创伤的心灵，一变而为热狂，以致和家庭断绝了关系。我的丈夫，亦因为为大众奋斗而牺牲了，遗下未满周岁的孤儿，我为了生活的鞭笞，携着她到处飘泊，苦度着流浪的生活。在这含辛茹苦的生活中，现实告诉我，悲观颓废是无济于事的，我要以我这一息尚存的躯壳，为未来的希望，在人类最后的决斗的火线上，尽一点力量。尤其当目前中华民族危急到最后关头，救亡运动的责任在每一个中国人热血里沸腾着的时候，我恨不能马上跑到前线上去，做点我所能做的事情，我相信我有这样的勇气和决心，但一个缺乏处事能力的我，始终为不能解决的问题束缚住：就是在这救亡运动的工作中，我怎样去做点工作呢？以我自己的处境和薄弱的能力，又能做些什么呢？这一个问题，在我脑海里日夜考虑着苦思着，始终想不出一个较好的办法。
张海萍谨上。十一月六日，上海。
我看完张女士的这封信，对于她的在艰苦患难中的为国的血诚，十分感动，我要对张女士致无限的敬意；同时更想到无量数的和张女士具有同样志愿的男女同胞，我独自发怔了好多时候。中华民族死里求生的大变动，显然不久一定是要到来的，我们的赤诚为国的满腔热血不怕没有冲洒的机会！
张女士提起“恨不能马上跑到前线上去”，我以为在中国，实际上已分不出什么前线和后方，因为我们民族敌人的魔手已伸到我们整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讲到救国工作的危险，随处都有，所谓后方，并不减于所谓前线，虽则前线在有形的枪林弹雨之下的牺牲，是比较的易于看得见的。当然，我们倘有机会到前线的军事上去服务，也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是倘若机会还没有，或是这种机会一时还未到临，那也不必以此为恨，因为救亡的工作有很多的方面可以努力，不一定要上前线去，而且讲到分工合作的原则，如果大家都往前线跑，后方的工作没有人做，也要影响到前线工作的进行。
至于每个人的工作，要看他的社会的关系，周围的情形，以及个人的能力，很难有一定的公式。我以为只须根据自己的能力，时刻留心国事的发展，和救亡运动的开展，随时随地都有救亡工作可以努力的。我希望张女士只须密切加以注意和考虑，不可过于着急，因为我深怕过于焦急要急坏了身体，或甚至损伤到精神，这一点是很要注意的。关于救国会的事情，可径至本埠白克路大通里六号沈钧儒律师处接洽。此外如张女士有具体的问题，可以详细写信来，我们当竭尽所知奉告，如果我们的力量不够，也要代向其他朋友或专家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