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
韦应物
《全唐诗》 韦应物，京兆长安人，少以三卫郎事明皇，晚更折节读书。永泰中，授京兆功曹，迁洛阳丞。大历十四年，自鄠令制除栎阳令，以疾辞不就。建中三年，拜比部员外郎，出为滁州刺史。久之，调江州，追赴阙，改左司郎中。复出为苏州刺史。
应物性高洁，所在焚香扫地而坐。唯顾况、刘长卿、丘丹、秦系、皎然之俦，得厕宾客，与之酬倡。其诗闲澹简远。人比之陶潜，称“陶韦”云。
《李肇国史补》 为人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其为诗，驰骤建安已还，各得风韵。
崔敦礼《韦集跋尾》 韦苏州以诗鸣唐，其辞清深闲远，自成一家。至歌行益高古，近兴调，能天趣雅澹，禀赋自然者，不能作此。
沈明远《韦补刺史传》 予读韦苏州诗，超当简远，有正始之风。所谓“朱丝疏弦，一唱三叹”。
《刘须溪评语》 韦应物居官自愧，闵闵有恤人之心。其诗如深山采药，饮泉坐石，日晏忘归。孟浩然如访梅问柳，遍入幽寺。二人意趣相似，然入处不同。韦诗润者如石，孟诗如雪，虽淡无彩色，不免有轻盈之意。
杨一清《书韦集后》 韦苏州……尽脱陈隋故习，能一寄鲜穰于简淡之中，晦翁取焉，又元亮之后一人而已。
《诗薮》 唐五言绝，得右丞意者，惟韦苏州；然亦有中盛别。
中唐五言绝，苏州最古，可继王孟。《寄丘员外》、《闾门闻雁》等作皆悠然。
《唐诗别裁集》 朱子谓其无一字造作，气象近道，真可传人也。
李益
《全唐诗》 李益，字君虞，姑臧人。大历四年，登进士第，授郑县尉，久不调，益不得意，北游河朔。幽州刘济辟为从事。尝与济诗，有怨望语。宪宗时，召为秘书少监，集贤殿学士。自负才地，多所凌忽，为众不容。谏官举其幽州诗句，降居散秩。俄复用为秘书监，选太子宾客，集贤学士判院事，转右散骑常侍。太和初，以礼部尚书致仕，卒。
益长于歌诗。贞元末，与宗人李贺齐名。每作一篇，教坊乐人以赂求取唱为供奉歌辞。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画为屏障。
《诗薮》 七言绝，开元之下，便当以李益为第一。如《夜上西城》、《从军北征》、《受降》、《春夜闻笛》诸篇，皆可与太白龙标竞爽，非中唐所得有也。
《唐诗别裁集》 君虞边塞诗最佳。
《论唐人七绝》 上品，礼部尚书李益。李君虞长于歌诗，颇多悲慨之音。“边霜昨夜”，“回乐峰前”，有龙标遗韵，而写情之作，亦清怨矣。
刘禹锡
《全唐诗》 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人。贞元九年，擢进士第。登博学宏词科。从事淮南幕府。入为监察御史，王叔文用事，引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转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监铁案。叔文败，坐贬连州刺史。在道，贬朗州司马。落魄不自聊，吐词多讽托幽远，蛮俗好巫，尝依骚人之旨，倚其声作《竹枝词》十馀篇，武陵溪洞间悉歌之。居十年，召还，将置之郎署。以作《玄都视看花》诗，涉讥忿，执政不悦，复出刺播州。裴度以母老为言，改连州。徙夔和二州。久之，征入为主客郎中，又以作《重游玄都观》诗，出分司东都。度仍荐为礼部郎中，集贤直学士。度罢，出刺苏州。徙汝、同二州。迁太子宾客分司。
禹锡素善诗，晚节尤精。不幸坐废，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适。与白居易酬复颇多。居易尝叙其诗曰：“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常者。”又言“其诗在处，应有神物护持”，其为名流推重如此。
会昌时，加检校礼部尚书，卒。年七十二。赠户部尚书。
《唐诗别裁集》 大历后诗，梦得高于文房（刘长卿）。与白傅倡和，故称“刘白”。实刘以风格胜，白以近情胜，各自成家，不相肖也。
《论唐人七绝》 上品，检校礼部尚书刘禹锡。宾客沉着痛快，蔚为大家。《石头诗》写伤心如画，后之诗人，真不复措词矣。……刘后村（克庄）曰：“宾客绝句尤工。”
柳宗元
《全唐诗》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登进士第，应举宏辞，授校书郎，调蓝田尉。贞元十九年，为监察御史里行。王叔文、韦执谊用事，尤奇待宗元，擢尚书礼府员外郎。会叔文败，贬永州司马。
宗元少精警绝伦，为文章雄深雅健，踔厉风发，为当时流辈所推仰。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居闲益自刻苦。其烟厄感郁，一寓诸文，读者为之悲恻。元和十年，移柳州刺史。江岭间为进士者，走数千里从宗元游。经指授者，为文辞皆有法。世号柳州。元和十四年，卒，年四十七。
苏轼曰：余尝评书，以为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固已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伟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之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出，虽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子厚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馀子所及。
又曰：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清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也。若中边皆枯澹，亦何足道！
又曰：诗须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柳子厚晚年诗极似陶渊明，知诗病者也。
刘克庄曰：柳子厚才高，他文惟韩可对垒；古律诗精妙，韩不及也。当举世为“元和体”，韩犹未免谐俗。而柳子厚独能为一家之言，岂非豪杰之士乎？
蔡絛曰：柳诗雄深简淡，迥拔流俗，至味自高，直揖陶谢。然似入武库，但觉森严。
刘辰翁曰：子厚古诗，短调沉郁，清美闲胜；长篇点缀清丽，乐府托兴飞动，退之故当远出其下。并言“韩柳”，亦不偶然。
又曰：子厚文不如退之，退之诗不如子厚。
胡应麟曰：韦左司大是六朝馀韵，宋人目为清丽者得之。柳仪曹清峭有馀，闲婉全乏，自是唐人古体。大苏谓之胜韦，非也。
《唐诗别裁集》 柳州诗长于哀怨，得骚之馀意。东坡谓在韦苏州上，而王阮亭谓不及苏州，各自成家，两存其说可也。
元好问《论诗绝句自注》 柳子厚，宋之谢灵运。
韩愈
《全唐诗》 韩愈，字退之，南阳人。少孤，刻苦为学，尽通六经百家。贞元八年，擢进士第。才高，又好直言，累被黜贬。初，为监察御史，上疏极论时事，贬山阳令。元和中，再为博士，故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转考功，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又改庶子。裴度讨淮西，请为行军司马，以功迁刑部侍郎。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穆宗即位，召拜国子祭酒，兵部侍郎。使王廷凑归，转吏部。为时宰所构，罢为兵部侍郎。卒，赠礼部尚书，谥曰“文”。
愈自比孟轲，辟佛老异端。笃旧恤孤。好诱进后学，以之成名者甚众。文自魏晋来，拘偶对，体日衰，至愈一返之古。而为诗豪放，不避粗险，格之变亦自愈始焉。
苏轼曰：杜诗韩文，颜书左史，皆集大成也。
书之美者，莫如颜鲁公；然书法之坏自颜始。诗之美者，莫如韩文公，然诗格之变自韩始。
《唐诗纪事》 司空图云：“……愚尝览韩吏部歌诗累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抉于天地之垠，物状其变，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
惠洪《冷斋夜话》 沈存中，吕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泽，治平中在馆中夜谈诗。存中曰：“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吉甫曰：“诗正，如是；吾谓诗人亦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泽是吉甫。……予尝熟味退之，真出自然；其用事深密，高出老杜上。
张戒《岁寒堂诗话》 苏黄门子由有云：“唐人诗当推韩杜，韩诗豪，杜诗雄；则诗之雄可以兼韩之豪也”。此论得之。
何景明曰：文靡于隋，韩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于韩。诗弱于晋，谢力振之，然古诗之法亦亡于谢。
陈禹谟曰：韩诗多悲，白诗多乐。夫诗以理性情，多悲多乐，恐无有是处。
胡应麟曰：元和而后，诗道浸晚，而人固是横绝一时。若昌黎之鸿伟，柳州之精工，梦得之雄奇。乐天之浩博，皆大家才具也。今人概以中晚束之高阁，其可胜惜哉！
《诗薮》 昌黎《青青水中蒲》三首，顿有不安六朝意，然如张（籍）王（建）乐府，似是而非。取两汉五言短古熟读，可见。
《唐诗别裁集》 善使才者，当留其不尽。昌黎不免好尽。要之，意归于正，规模宏阔，骨格整顿，原本《雅颂》，而不规规于“风人”也。品为大家，谁曰不宜！
昌黎从李杜崛起之后，能不相沿习，别开境界，虽纵横变化，不迨李杜，而规模堂庑，弥见阔大，洵豪杰之士。
《说诗晬语》 昌黎豪杰自命。欲以学问才力，跨越李杜之上。然恢张处多，变化处少。力有馀而巧不足也。……
《白话文学史》 宋人沈括曾说：“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而格不近诗。” （引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十八）（参看上文）这句话说尽韩愈的诗；他的长处短处都在此。韩愈是个有名的文家，他用作文的章法来作诗，故意思往往能流通畅达，一扫六朝初唐诗人扭扭捏捏的丑态。这种“作诗如作文”的方法，最高的境界往往可到“作诗如说话”的地位，便开了宋朝“作诗如说话”的风气。……这是韩诗的特别长处。……这种方法产出的诗都属于豪放痛快的一派，故以七言歌行体为最宜。但韩愈的五言诗也往往有这种境界。……这种（五言）诗起源于左思《娇女》，陶潜《责子》、《自挽》等诗；杜甫的诗里最多这种说话式的诗。七言诗里用这种体裁要推卢仝与韩愈为大功臣。卢仝是个怪杰，便大胆地走上了白话新诗的路上去。韩愈却不敢十分作怪。他总想作圣人，又喜欢“掉书袋”，故声调口吻尽管是说话，而文学却要古雅，押韵又要奇僻隐险，于是走上了一条魔道，开后世用古字与押险韵的恶风气，最恶劣的例子便是他的《南山诗》。那种诗只是沈括所谓“押韵之文”而已，毫没有文学的意味。
白居易
《全唐诗》白居易，字乐天，下邽人。贞元中，擢进士第，补校书郎，元和初，对制策，入等。调盩厔尉，集贤校理。寻召为翰林学士、左拾遗，拜赞善大夫。以言事贬江州司马，徙忠州刺史。穆宗初，征为主客郎中，知制诰。复乞外历杭、苏二州刺史。文宗立，以秘书监召，迁刑部侍郎。俄移病，除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拜河南尹。开成初，起为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会昌初，以刑部尚书致仕。卒。赠尚书右仆射，谥曰文，自号“醉吟先生”，亦称“香山居士”。与同年元稹酬咏，号“元白”；与刘禹锡酬咏，号“刘白”。
元 稹
《全唐诗》 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内人。幼孤。母郑，贤而文，亲授书传。举明经，书判入等，补校书郎。元和初，应制策，第一，除左拾遗。历监察御史。坐事贬江陵士曹参军。徙通州司马。自虢州长史，征为膳部员外郎。拜祠部郎中，知制诰。诏入翰林，为中书舍人，承旨学士。进工部侍郎同平章事，未几，罢相，出为同州刺史。改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东观察使。太和初，入为尚书左丞，检校户部尚书，兼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年五十三，卒。赠尚书右仆射。
稹自少与白居易倡和。当时言诗者称“元白”，号为“元和体”。其集与居易同名“长庆”。
《诗苑类格》 白乐天讽谕之诗长于激，闲适之诗长于遣，感伤之诗长于切；律诗百言以上长于赡，五字七字百言以下长于情。
《唐诗别裁集》 乐天忠君爱国，遣事托讽，与少陵相同。特以平易近人变少陵之沉雄浑厚，不袭其貌而得其神也。……外间“妪解”之说，不可为据。
（元稹）白乐天同对策，同倡和，诗称“元白体”。其实远不逮白，白条直中皆雅音。元意拙语纤，又流于涩。东坡品为“元轻白俗”，非定论也。
《说诗晬语》 白乐天诗，能道尽古今道理，人以率易少之。然《讽谕》一卷，使“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亦“风人”之遗意也。
《白话文学史》 白居易与元稹都是有意作文学革新运动的人；他们的根本主张，翻成现代的术语，可说是为人生而作文学。文学是救济社会，改善人生的利器；最上要能“补察时政”，至少也须能“泄导人情”；凡不能这样的，都“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白居易在江州时，作长书与元稹论诗，（白氏《长庆集》卷二十八）元稹在通州也有“叙诗”长书寄白居易。（元氏《长庆集》卷三十）这两篇文章在文学史上要算两篇最重要的宣言。
…………
元白发愤要作一种有意的文学革新运动，其原因不出于上述的两点：一面是他们不满意于当时的政治状况，一面是他们受了杜甫的绝大影响。老杜只是忍不住要说老实话，还没有什么文学主张。元、白不但忍不住要说老实话，还提出他们所以要说老实话的理由，这便成了他们的文学主张了。
…………
这种文学主张的里面，其实含有一种政治理想。他们的政治理想是要使政府建立在民意之上，造成一种顺从民意的政府。……他们又主张设立采诗之官，作为采访民意的一个重要方法。……
…………
文学既是要“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故文学当侧重写实，“删淫辞，削丽藻”，“黜华于枝叶”，“反实于根源”。……“尚质抑淫，著诚去偏”，这是元、白的写实主义。
根据于他们的文学主张，元、白二人各有一种诗的分类法。白居易分他的诗为四类：
（1）讽谕诗：“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比兴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
（2）闲适诗：“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
（3）感伤诗：“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
（4）杂律诗：“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他自己只承认第一和第二两类是值得保存流传的，其馀的都不重要，都可删弃。
（这是《长庆集》中分类；后集只格诗，律诗二类）
元稹分他的诗为八类：
（1）古讽：“旨意可观，而词近往古者。”
（2）乐讽：“意亦可观，而流在乐府者。”
（3）古体：“词虽近古，而止于吟写性情者。”
（4）新题乐府：“词实乐流，而止于模象物色者。”
（5）律诗
（6）律讽：“稍存寄兴，与讽为流者。”
（7）悼亡
（8）艳诗 （见《叙诗寄乐天书》）
元氏的分类，体例不一致，其实他也只有两大类：
（2）非讽诗——古体，律体等。
…………
但那是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时代，又是一个朋党暗斗最厉害的时代。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都是那时代的牺牲者，元、白贬谪之后，讽谕诗都不敢作了，都走上了闲适的路，救世主义的旗子卷起了，且做个独善其身的醉吟先生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