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人书
王安石这篇《上人书》，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文中把文和辞分开来讲，文指作文的本意，辞指篇章之美。文章开门见山，简洁刚劲，说理透彻，批评了韩愈、柳宗元只重视辞忽略了文。他认为文以实用为主，因此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他明确指出必须重视内容。
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
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其书诸策而传之人，大体归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云者，徒谓“辞之不可以已也”，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
自孔子之死久，韩子作，望圣人于百千年中，卓然也。独子厚名与韩并，子厚非韩比也，然其文卒配韩以传，亦豪杰可畏者也。韩子尝语人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语人以其辞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
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诸左右逢其源。”独谓孟子之云尔，非直施于文而已，然亦可托以为作文之本意。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
某学文久，数挟此说以自治。始欲书之策而传之人，其试于事者，则有待矣。其为是非邪？未能自定也。执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书杂文十篇献左右，愿赐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我曾经认为文章，不过是讲礼教政治罢了。那些写在书上而传授给人们的，大体上都可以归属于这些方面。所谓“语言没有文采，流传就不会久远”的说法，只是说文辞不可以不要，并不是圣人写文章的本意。
自孔子死后，有韩愈出现，千百年中，人们只瞻仰韩愈，很是卓越不凡。只有柳宗元和韩愈齐名，柳宗元虽然比不上韩愈，但他的文章最终能与韩愈并传，也是位值得敬畏的文豪。韩愈曾对人讲过写作文章的问题，说要如此如此，柳宗元也说过要如此如此。我怀疑两人说的，只不过是修辞的问题，而写作文章的本意，并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就够了。
孟子说：“君子应该有自己的心得。有了心得，就能安心钻研；钻研，就能打下深厚的基础；有了基础，就能应用自如，左右逢源。”孟子所说的这些，不只是用于写文章方面，也可以说明写文章的本意。而我所说的文章，务必要做到有益于社会。所谓修辞，就好像器物上有雕刻绘画一样。如果使器具精巧华丽，不一定适用；如果适用，也不一定要精巧华丽。总之，要以适用为根本，以雕刻绘画作修饰罢了。不适用，就不是制造器具的本意。不修饰它的外表，也能像不适用一样，不称其为器物吗？肯定不是的。然而修饰也不可去掉，只是不要把它放在第一位就可以了。
我学文章的时间很久了，时常拿这种观点来指导自己。现在才想把他写出来传授给人，至于在实践上的应用，那还需要更长的时间。这种说法是对或是错呢？我自己还没有把握确定。您是一位正直的人，不阿谀奉承自己喜欢的人。现抄上所写的杂文十篇献给您，希望得到您的指教，使我对于对错能够有明确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