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韩裕文
年来筹设中国哲学研究所者，因吾深感今日著书决不济事。今人从小学至大学，所见所闻皆与大道背驰，其日蔽于浮杂知见者太深，此语勿作骂人语句看，非真了然于时下学风者，不知此痛。欲其看吾书，谈何容易？今诚欲学者敦素业，求真理，则非可徒事著书而已，必身亲教人焉，而后可冀此学此道之大明而不至于晦也。昔吾夫子，杏坛聚三千七十之众，此岂不惮烦哉？诚有所不容已也。故曰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若只学不厌而已，则自私自利者皆优为之，岂足为圣乎？释迦牟尼菩提树下固其专精自得之时，其后来悠长岁月，只以全副精力为众生说法，与吾夫子诲人不倦又未尝不同也。今之爱我者，皆勖吾以著书，不知斯人陷溺已深，先圣哲之遗训丧亡略尽，区区著书岂足挥鲁阳之戈以反坠日乎？吾痛心及此，而不能无意于讲学也。今时社会组织不同前世，生活情形迥异古昔，学术之复杂又日益甚，虽孔孟程朱复起于今，亦不可以乡塾之规而讲学也。此中有千言万语，吾惮于笔述，明者可自思之。吾欲规设中国哲学研究所，冀聚若干有志士得与吾共朝夕，专而不纷，期以数年，精神通，思理达，夫而后此学此道不失其真。斯所以上对千圣百王，下为无量人群广植善种子，则吾之心尽，而天地生民其亦有所与立、有所与托矣。虽然，研究所之经费，非穷书生可办也，必资乎有权势者筹募于有钱阶级，而后可集事也。吾性孤冷而不能与权势接触，纵有一二留心学术者为达此意于数辈大官，彼固漫然诺之，其实亦漠然若不闻而已。然吾终不易吾素守，决不苟且周旋于势利之途，为枉尺直寻之计也。
